彭新建：​我的校长（下）

我 的 校 长（下）

文/彭新建

（一）

1977年，是我最艰难的一年。国家在“抓纲治国”和恢复高考制度，但这些离我太遥远，我只关心眼前怎么能够填饱肚子。社会上谣传，唐山大地震后要从重庆抽人去搞建设。我信了，整天打听这个事，直至这个谣传消失。可见我是多么想找到一个能吃饱饭的地方，哪怕是遥远的他乡。

在农村吃了大半年饱饭，我明显长到正常年龄的体格了，不再是又瘦又矮的“地荸荠”了。由于我太能吃，有一次与同学打赌，赌我一次能吃十个大肉包子，结果我赢了。其实是他故意输给我的，因为他也能吃完，说白了就是变着法来帮我一下。同学给我取了个外号叫“七把叉”。这个外号令我再也不好意思到亲朋好友家蹭饭吃了。

一个月32斤粮不够吃，就得挣钱买黑市粮。凭着一身力气，我参加了街道著名的“兰秀英班”运输队，成为编外队员，和那些60岁以上的老头老太一起，做边边角角打杂的事，每天有5角钱收入。待业人员实在太多，要满18岁凭关系才能成为在编队员，每天可以挣到1元以上。我羡慕不已。

当看到别的同学们背起书包上学时，我就想念远方的学校，想念管理员校长和他们一家人了。

校长于1977年底获得平反，次年2月只身回成都，到四川大学当了老师。经重庆中转时，我们在火车站旁的山城饭店的登记接待室见了面，互诉了别后情况和关切之情。

我突然发现，他乡胜故乡。看看灰头土脸的自己，整天与一帮老头老太争活抢食，哪有心思和资格妄想其它。就这样，汗水伴着自卑、饥饿，继续成长着。

有人说我的性格太急，我也知道这不好。是什么造成我这坏性格的呢？看看我的生活和心路历程吧：童年亲眼看到妈妈惨死，没人陪伴长大，就像被多次拐卖的儿童，见多了不怀好意的陌生人，时刻胆怯而心急，哪里能心平气和？后来看印度电影《流浪者》，感觉其中的拉兹和我一样，天性本善，却被一次次拉扯变形，被社会遗弃，犹如丧家之犬，时而谨慎，时而狂躁。

正迷失在人生的十字路口，我的“田螺姑娘”——娟出现了。在娟和她家人的关怀帮助下，将我拉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中，否则我后来是人是鬼都难说。1978年，我常住在娟的家里，街道运输队解散了，我四处打零工。

进入1979年，父亲获得平反，家人集体卸掉了沉重的政治包袱。4月，我收到了远在万源的校长舅舅发来的电报。这份电报让我再次经历感情的波折，差点丢失刚得到的幸福。

那天，四姐拿了一份电报来娟家找我，她那神神秘秘的样子引起了娟的注意。四姐走后，我将电报拿给娟看，电报只有11个字：“明十三时火车抵渝，盼见，黄”。

看到娟露出怏怏不乐的神情，我知道我惹祸了。

其实，娟应该早就知道我与校长一家的故事。她是从校长一家的来信、特别是落款“婧蓉”的来信隐约猜到的，我的故事没有给她讲完，或没有讲透。特别是四姐那神秘举止，增加了娟的怀疑。

为了消除娟的疑虑，我将在农村校长一家如何帮助关怀我的事和盘托出，特别拿出了最近一封信，其中大致意思是：校长今年从川大调到省高考招生委员会任副主任，他们要举家从达县乘火车经重庆中转回成都，抵渝的具体时间在前一天电报告之，还是在老地方山城饭店登记接待室见面，如谁有事，请先在留言板上告之。

娟先是有些感动，然后有些不安，面露难色，问我：“明天，你去吗？”

我也不知所措，反问道：“你说呢？”

娟思考了一会儿，才说道：“人家对你这样好，最好还是去一下，免得人家傻等。明天我陪你一起去，好吗？”

“当然可以。”我没想到娟如此善解人意，想了想又说，“我是打零工的，不需要请假。明天你要上学，请假方便吗？你最好是不去。”

我这一说，让娟多心了。她似乎听出了我的话外之音是不想她去。娟不再搭理我了；到晚上，我被她赶出她家。这是第一次我俩闹不愉快。这晚又是个圆月夜，望着天上的满月，仿佛看到那“红月亮”的她。

回到我的家，我把这两年来所有校长他们的来信，按时间顺序重新看了一遍。从他们特别是黄婧蓉的前期来信的字里行间，看出了真真切切的思念和问候。后面的来信则多是鼓励和责问，鼓励我要多多学习，不要放弃参加高考；责问我为什么总是不爱回信，问我是否遇到什么难言之事？

重读这些信，我感觉到校长已不是原来的那个校长，他已是一个“青春作伴好还乡”的顺时上行者了；我也不是原来的那个我了，而是一个“满面尘灰烟火色”的落魄者。世事如棋时时新，彼此间的距离逐渐拉开了，还能真诚相处吗？但校长是我的恩师，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既然校长盼见，我当然不能爽约。对了，一定要娟去，得请校长为我俩祝福。

这一夜我又失眠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了娟的家里。见到我明显缺睡的倦眼，娟没有一点埋怨，而是心痛地说：“不要多想了，我不会怪你的。今天你一个人去吧，我相信你。”

“不，你一定得去，就是逃学也要去。要让校长知道我的现状，也好当着你的面，让我向他们表明态度。”我坚决地说。

见我态度如此坚决，娟也果断地说：“好吧，就陪你去看望你的校长。”

不到中午12点，我俩就到了山城饭店的登记接待室。在那里苦等了三四个小时，却不见他们的影子，看看电报日期也没错呀。我正在百思不解，细心的娟在留言板上发现了我的名字，我上前一看，只见一张留言条上写着：彭新建，烦请你到接待处取一封信。

我到接待处取回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写着：“你好！对不起，我们今天不能相见了。其原因是刚下火车就被重庆教委的人用专车将送至成都，特派人致歉。保重，望学习进步。黄宜涛 4.12.”

望着这封信，我百感交集：你爽约，你没错，错在我们已不再是同道中人。我拉起娟，喊了一声“走！”接待处人员却又递给我一封信，厚厚的。

我一看笔迹便知是黄婧蓉的，一把抓过，拉着娟来到顶楼上。我没有拆开那封信，连同那张留言，一起撕碎了抛向天空，雪片似的纸屑随风飘向远方，飘落在房顶和大道小路上。这是我与原来的我的告别。我对着成都方向，深深鞠了一躬，轻声地说道：“对不起了，校长你们一家！”

娟被我如此决绝的动作惊住了，紧紧抱住我，生怕我从楼上跳下去。我们在楼上相拥而泣，以致引起饭店人员的一时恐慌。

几周以后，校长又来信了，以后又陆陆续续来了近十封信。我都没有看，更没有回过一封信。从此，我与校长一家彻底失去了联系。

娟要我将与校长一家的全部来往信件及分别时的合影，用油布包裹多层，再装进瓦罐密封后，收藏在我家老屋的吊楼上，让它与我们一起变老，以见证我们的爱情。（三十年后的2009年，我家老屋因年久失修而彻底坍塌，那些信件及照片不知去向。）

（二）

时间到了1993年底，我在单位销售科已工作多年。这时有个客户在万源草坝区，自然我就有了一个公私兼顾回访旧地的机会。

那天上午，我只身搭乘拖拉机，来到十六七年前那个万源草坝的知青点。除了那个院子修葺一新之外，山村依旧宁静、贫穷和破旧。好在大多数农家照上了电灯，院外的简易公路能通到区上和远方。快到新年了，但村里没有什么年轻人。

走进那熟悉的院子，院子里有个小卖部，我向那里面的人打听过去的人和事。当他们知道我曾在那个小学当过半年老师时，有些老人依稀记得有这么回事，小卖部的主人马上将我让进堂屋里烤火。

我正在感叹物是人非，突然，人群中一个抱着小孩的年轻妇女，忙将怀里的小孩交给另一个三四岁小女孩，一下跪在地上，向我喊道：“老师好！老师好！”

我惊得站起身，赶快扶她起来，问道：“你是谁？”

“我叫向群，是当时你班上最小的那个。”她又说，“我认得你，你和校长一家的照片在我大伯家放了好多年。”

“你就是向群呀？都长这么高了。”我想了一想，又说，“你都二十二了吧，这小孩是你的弟——？”

没等我问完，一旁的小女孩忙说：“这是我的弟弟。”

向群红着脸说：“这是我家的二娃，我是交了多子费的。”

见她不愿提小孩的事，我转而问她大队长在哪里，向群含着眼泪地说道：“我大伯走了几年了。”

原来，大队长是向群的亲大伯，所谓的“走”就是去世了。多好的大队长呀，怎么这么早就去世了呢？现在应该还不到60岁呀。我这次带来了一条香烟和两瓶酒，就是来感谢大队长的。看来在生不得孝敬他，只能要求向群带我到他的坟前拜一拜了。

于是，在小卖部买了些香蜡纸烛，在向群的带领下，我来到了大队长的坟前，点上香烛，跪地三拜，感谢他当年对我这没有户口的代课老师和我姐姐的关怀照顾。

我正要开瓶用酒祭洒，看到向群那破衣烂袄和她那表露可惜的眼神，心里突然冒出白居易那句“天不要暖人要暖，少拿人衣作地衣”，停了手，再掏出一百元钱和酒、香烟一起交给了她。她没拒绝，再次跪地表示感谢。

回到向群家里，我问起学校的事。她说道：“老校长去成都后，他妹妹黄宜静接替了他。后来那大院成了文物，学校就搬到另一个大队去了。听说她一直在那里当校长。”

我忙问：“能不能马上带我去找那个黄校长？”

“能！”她爽快地答应。

说走就走。我又到小卖部买了些糖果、毛线之类，跟向群去了那个学校。到了一打听，黄校长三年前就退休了。再一打听，她在区上的家没有搬走，我马上就要到区上去找她。

新校长见我如此着急，马上用广播通知队长，要他安排拖拉机送我到区上去，不一会儿拖拉机就来了。我将送黄校长的礼物转送给了向群，感谢她为我奔跑了这半天。拖拉机开远了，我回头一看，寒风中，向群居然再次跪在雪地里向我磕头作揖……

到了区上，晚饭后，我直奔校长妹妹的家，家里只有她一个人。见到我，她十分惊奇，连连说道：“你终于来了，你叫我们等得好苦哟！”

等我坐定，递上开水，不等我说话，她就拿出了校长的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彭新建亲启”，对我说：“我哥哥给你写了那么多信，都不见你回信，就断定你一定有事。我们从几年前怀旧返乡的知青口中得知，你过得十分艰难。我哥哥嫂嫂非常难受，他们想帮帮你，又不敢贸然来找你，怕再次伤到你的自尊。真叫他们好为难呀！”

我问起校长一家的近况，她有些哽咽地说：“哥哥嫂嫂因身体不好，现已离休了，在成都休养。要说最苦，就是我们家小婧蓉了。你知道吗？是你把我们小婧蓉害苦了。她把你当成比哥哥还要亲的哥哥。当年你离开学校时，她虽然只有十三四岁，但你已经把她的魂带走了。她拼命地学习，就是准备以后考到重庆去读书，能和你在一起。1979年，她随父母回成都，就准备在重庆与你见面。为了见你，她硬是从重庆派来接他们的车上跳了下来，把脚跌伤了。她给你写了好多信，就是想问个明白，她错在哪里？你却没有回过一封信，你可真狠心呀！”

我心隐隐作痛，强忍着难受，又问：“他们现状怎样？”

“我哥我嫂可能要移居香港，现在正在办理手续。我嫂嫂家平反后，她们家族里有许多人在台湾和香港。”

黄宜静看了看我，长叹了一口气，又说道：“你最关心婧蓉吧，她等你近十年还见不到你，1989年与同在川大当教师的德国人结婚后去了德国。现在婧蓉的女儿都两岁多了。”

见我呆若木鸡，魂不守舍的样子，她问我：“说说你现在过得怎样？结婚了吗？为何在这么寒冷的时候来我们这里？”

事已至此，我能说什么呢？我挑了些好的，轻松地说，当说到我单位在区上有销售客户时，她高兴地说道：“这下我们的关系就不会断了。”

当她听了我和娟的故事，也被感动了，连连说道：“你们的故事太感人了，你为什么不把这些故事告诉我哥他们呢？”

“我一直把校长当恩师，而把婧蓉当妹妹。关键是，我当时只有十六七岁，不敢有非分之想呀！后来娟闯入了我的生活，就更不敢越雷池半步了。”我还说道，“后来我到川大去过好多次，校长他已在省教委很有名气了，我们之间社会地位差距过大，我自卑，没有勇气去见校长，更不知校长能否再接纳我，只能把对他们的崇敬和爱深深藏在心底。”

说着说着，无意间抬头，突然看见墙上挂的老照片中居然有我与校长的合照。

我站起来，望着那张照片，倍感亲切，同时也感觉时光荏苒。看看那时青春懵懂的我，再看看现在欲说还休的我，两者差异之大。再看看照片上那羞羞涩涩的婧蓉，我惊呆了，娟与婧蓉，简直就像是一个人！

我立即拿出放在钱包里的我和娟结婚时的照片，递给黄孃孃看，她也惊呆了。她马上又找出了一张黄婧蓉三年前出国时的照片比对，连连说道：“世上哪有这种事情，我哥是丢了一个儿子，你却像是找到了他的另一个女儿。太不可思议了！”

她看了又看，又感叹地说道：“难怪你不给婧蓉写回信哟，是你已经找到她了。只是可怜我们小婧蓉，傻傻等你这么多年。”

夜渐深，家里只有我们两个人。我问起张叔叔以及她的两个孩子，她告诉我：“你张叔叔现在是草坝区的区委书记，到县里开会去了。大儿子张静波，军校毕业后在北京当兵，是个连长。小女儿张静茹，在广州中山大学读研究生。”

看看他们的小孩，个个有出息；再想想我自己，整天风餐露宿为生活而奔波，我心中涌出一股莫名的忧伤。但想起向群现在还过着清苦的日子，心中便有别样的难受。

我问黄孃孃，农村像向群这样的人家多吗？，她答道：“有，但不太多。这主要是超生被罚和生病而致贫的。”

见时间已晚，黄孃孃执意要留我在她家住下，我婉言拒绝了。临别时，我请求将我与娟的合影和婧蓉全家的近照互换。

出门时，我向黄孃孃深深地鞠了一躬，说道：“请你代我向校长和婧蓉他们问声好，并向他们说句：‘对不起！’” 说完，我怕她看见我的眼泪，忙拿着那信、那照片，转身走出学校大院。

（三）

我沿着十几年前的那条小路，向招待所走去。圆月依然冷冷地挂在天上，雪地上却只有我一个人形影相吊。走到那半坡拐弯处，我刻意想滑倒，重温当年的感受，想再听听婧蓉银铃般的笑声，想再看看“红月亮”的她……但“今非昨，人成各”了。只有招待所门前的梅花，依然怒放香如故。

招待所里冷冷清清，登记室里只有一个年近五十的大姐在看《纪念毛泽东诞辰一百周年》电视节目，哦，今天是毛百岁诞辰。

我执意要了原来住过的那间破房，听到接待员那依稀的重庆话音，我好奇地问：“大姐，你也是重庆人？”

“是呀，你是啷个晓得的耶？”她迫不及待地问道，“你也是重庆的？啷个恁个暗（晚）抬（才）来写房耶？”

“就是‘啷个恁个’这句话，让我晓得你是我们重庆的。啷个嘞（这）里还有重庆人耶?”我问道，“你也是知青？”

“我是1964年来的，明年豆（就）三十年老（了）。”她感慨地说道。

“为啥子不回重庆去耶？”

“回不去了。妈老汉都不在了，家小人多，没有我的地方。再嫁的老伴丢下他女儿也死了，命苦呀！现在我是个无亲生儿女的孤人，这几十年来，我无时不刻不想回到重庆，也只能在梦中才能听到那轮船汽笛声了。”

她说着说着，转过身哭了……

望着她那有些佝偻的背影，我想起了日本电影《望乡》中的阿崎婆。她的晚年比阿崎婆更惨，阿崎婆还有个儿子，有个念想，而重庆大姐什么都没有，是个真正的“天涯沦落人”。

我进到房间，推开窗，让寒风再次伴着浓浓的梅香吹进来。望着那寒月，不免想起那句千古之问：“不应有恨， 何事长向别时圆？”

圆圆的寒月，犹如婧蓉那张凄楚的脸，再低头看看婧蓉的照片，想起王洛宾写给三毛的那首诗《等待》：“你曾在橄榄树下等待再等待，我却在遥远的地方徘徊再徘徊。人生本是一场迷藏的梦，请莫对我责怪……”

想看校长那封信，却不愿违背对娟的承诺；不看此信，心里又五味杂陈，万箭穿心。

回到重庆，我把这次万源之行原原本本告诉了娟，并将黄婧蓉的近照和校长那未开封的信交给了她。

看到黄婧蓉的照片，娟酸溜溜地说道：“你梦中的她，现在不就站在你面前？我知道她才是你的魂，我不过是她的躯壳罢了。”又问道，“是不是我影响你的前途了？”

我有些恼怒，忙说道：“乱说！这么多年了，你真的看出来了吗？我什么时候把你当成躯壳的？我心里有事，不向你说向谁诉？”

娟见我发火，忙说：“我不是别的意思，只是觉得我和她太像了，我应该高兴才是，因为我胜出了。现在既然婧蓉出国了，想必校长很是寂寞，有空我们去成都看看他们。”

望着善良的娟，我心存感激，对她说：“谢谢你的贤良，我空了一定带你和小孩去看看校长他们。”

那时我家刚安装了电话，娟催我按信封上的电话号码给校长打了过去，但始终无人接听。

心里一直想着，找时间去成都，看看校长他们。但总是找不到合适的时间。一晃便到了1996年3月初，我接到万源草坝客户的电话，说黄宜静校长一直打电话找我。我问，她找我有什么事？客户只说，是她家出了事，具体只有来了才知道。

本来也该去客户那里结帐了。这时的交通便捷多了，重庆每天都有夜班车直达草坝。于是我乘当夜的班车，第二天下午就到了区上。

那客户亲自开车来接我，把我送到了学校教职工宿舍，说有事便离开了。我带着礼品径直到了黄宜静校长的家里，见到了黄孃孃和张叔叔。

一进门，就看到墙上有披着黑纱的校长遗像。黄孃孃哭着对我说道：“你又来晚了。去年底，我哥走了。我哥临终时，好想见见你呀！他说：你是他最有灵性的学生，如稍加调教，定可成器。他始终不明白，你为啥总是躲着他？为啥要自甘堕落？”

她见我不说话，又说道：“我哥我嫂在香港居住一年多后，我哥被查出了肝癌，而且是晚期。尽管香港的医疗环境比较优越，但我哥坚持要回家保守治疗，其实他是想葬在祖坟地。临走时，他说对不起黄家，把黄家唯一的香火给弄丢了。他真的把你当成丢失的儿子了。”

我听后马上跪在校长的遗像前，痛哭失声。

这痛哭，不仅是为良师益友和我生命中的贵人永远离去而悲伤，还有对自己辜负了校长的期望而内疚。望着校长的慈祥遗容，我心已碎，为什么日日夜夜想念着校长却不早点来看望他？如果当年在成都，我鼓起勇气去与校长相见，就不会让我们双方都留下永久的遗憾。如果……现实中没有如果。

张叔叔上前将我扶起，黄孃孃说道：“坐下吧！孩子，其实我哥我嫂早就体谅你的苦衷，我们把你和娟的故事给他们讲了，把照片给他们看了，他们晓得你是个有良心的人。只是我哥病重和走时，你没有来，让婧蓉伤心至极。我向你们那个在区上的客户问过你单位的电话，多次联系你，都说你出差了，你真是长期在外出差吗？你知道吗？婧蓉这次带着我嫂嫂去了德国她任教的科隆大学，说今后回来的机会就少了。就把你和娟的照片也带走了，嫂嫂对着哥哥的遗像说：‘我把儿子和儿媳妇的照片带走了，相信他们会来看望你的。’婧蓉给我留下了她在德国的新地址和电话号码。”

看来，在校长他们心中，我就是他们丢失了的“康儿”，只是我这个 “康儿”总是阴差阳错地与他们失之交臂，总是让他们感到“相见时难别亦难”的遗憾。

这天晚上我住下了，我们三人谈了很久，相互作了深度的了解。我也知道了，婧蓉已有两个女儿，她与德国丈夫离了婚，5岁的大女儿跟了前夫，2岁的小女儿是她现任丈夫的，这位是个德籍中国人，也是黄婧蓉同校的教师。因黄婧蓉患有轻度忧郁症，脾气时好时坏，她妈妈这次随她去德国，也好帮忙照顾她们一家人。

第二天是周日。早饭后，我打电话给客户借车，并请他帮我买个花圈，亲自开车将我们送到校长家的祖坟陵园去。临行，张叔叔给老院子小卖部打了电话，让他们准备一下香蜡纸烛等祭品。

车只能开到那个大院前。下车一望，那大院多么熟悉呀，依然是那么雄伟坚固。黄宜静孃孃说：“这整个院子，按政策应该全部归还给我们，现在只归还了后院。由于没人住，全锁上。那前院太大，牵涉面又太广，又是四川省级历史文物，暂由镇政府管理。”

听到车子到了，院子里小卖部的人和其他人都围了过来，鞭炮大作，烟雾将人们重重罩住。我在人群中发现了向群和她的两个孩子，见她张罗大家忙这忙那，看那精神头，比两年前开朗多了。

她也发现了我，放下手中的活，向我奔来，当众又要跪下，我忙将她扶起：“你这是做什么？”

“恩人呀，你终于来了，叫我怎样感谢你呀！”她又将两个孩子的头按住，要他们向我磕头表示感谢。看我疑惑，她又说道：“是你要区上张书记帮助我们承包了这个小卖部，让我们有了稳定的生活保障。”

我更加疑惑了，黄孃孃对我说道：“你上次说到她们的生活困难，我让你张叔叔去了解一下。结果发现这里的村民对村干部和小卖部的意见很大，经区有关部门调查研究，决定改组村委会和小卖部。这是你发现了问题，是你的功劳，所以大家都感谢你。”

我一句不经意的话，引起了一次不小的变动，说明农村诸如此类的问题有着普遍性。

我们一行近十人来到黄家祖坟陵园里，一座新坟坐落其中，这就是我敬爱的校长——黄宜涛的长眠之地。我看到墓上刻有“儿子：黄新建，儿媳：许佩娟，孙子：黄一之”的落款时，顿时悲痛万分。

黄孃孃见状，连忙说道：“对不起，没有征求你的意见就擅自将你的姓改了。这主要是我哥的意思，当时无法与你取得联系。如果现在你不同意，我们马上更改。”

我是个知恩图报的人，这既是恩师的夙愿，何况“一日为师，终身为父”的古训我是懂的。我马上将花圈写上挽联，上联：沉痛悼念黄宜涛父亲仙逝；下联落款：不肖子黄新建泣挽。

我来到墓前，献到花圈，点上三炷香，跪下叩首三拜。

这时，春雷骤响，下起了大雨，我们大家的眼睛因泪水和雨水而模糊了……

这真是：

阴阳思念又如何，教诲谆谆获益多。

我欲悲歌歌几曲，狂飙为我唱天歌。

（全文完）（题图素描作者：廖心语）

作者近照及简介：

彭新建，生于1960年。初中毕业，就业于重庆四方制装有限公司。著有长篇纪实文学《我的我们》及散文、诗词若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