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与文明的历史关系：汉字是绵延数千年之久中国文明的守护者？

关于汉字，著名汉学家高本汉说：“中国文字好像一个美丽可爱的贵妇，西洋文字好像一个有用而不美的贱婢。” 恐怕是只有深度了解认识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字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的话。在高本汉看来，汉字除了与西洋文字一样具有实用功能外，它还是深具文化与审美意味的一种文字，是有其“来历”的一种文字。

汉学家高本汉先生

汉字，物象之本，孳乳而繁。说汉字是“美丽而可爱的贵妇”，是对汉字品质与品性的一种评价。但又不止于此，若是把汉字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考察，汉字又会有什么历史作用与历史意义呢？

不能不说汉字是一个独具韵味的精灵。这个精灵当然为中国文化所孕育，但同时也进一步“塑造”了中国传统文化。

人们都会认为华夏文明是顺理成章理所当然发生发展的，当年在大洋彼岸留学的李济，别具只眼看到了在华夏文明这堆熊熊燃烧篝火旁担任护驾任务的“守夜人”，这就是汉字。

先看看李济是怎么说的吧。

在比较了世界范围内流行的拼音文字与中国表意的象形文字间的差别后，李济认为：虽然我们极为尊重拼音字文明，但却不得不坦率地说，这种文明由于缺乏稳定性而具有严重的、固有的缺点。拼音字文化是发达的地方，也是最易于发生动荡起伏的人们所居住的地区。西方国家的历史就不断重复这种现象。希腊人的盛衰就表明了这一点，罗马的盛衰也表明了这一点，阿拉伯人的盛衰又重复了这一点。古代闪语和含语各民族基本上都是使用拼音文字的人民，因而他们的文明也像希腊人和罗马人一样缺乏稳定性。李济由此得出一个基本结论是：“由于拼音语言过于飘忽流动，不能指望它作为任何稳定思想的工具”。

而表意象形的汉字就不一样了。

李济这样写道：“汉语无疑处在拼音语系的对应面。它缺乏我们在拼音语言中可以看不到的很多长处，但它作为最终的、简单、明了、确凿的真理的化身，却不会因任何风暴和巨变而改动。它保护着中国的文明已达四千余年之久。汉语正和它所体现的精神一样是稳定的、充实的、优美的。当然，究竟是这样精神产生了这种语言，还是这种语言促进了这种精神，问题还有待研究”。

哪怕是沧海变桑田，汉字却能够岿然不动；哪怕是翻天覆地的朝代更迭，汉字依然还是我行我素。方块汉字这种千年如一的稳定质素，当然会使构筑在其上的“建筑物”能够更好地抗御风浪，这样就使“它保护着中国的文明已达四千余年之久”。

李济的这篇文章名为《中国的若干人类学问题》，于1922年2月发表在美国巴尔的摩的《中国留学生月刊》上，是用英文写的。随后即被罗素在《中国问题》一书中大段引用。罗素感受到了李济说法中“洋溢着中国人的爱国激情”，同时罗素认为“我虽无权判断表意议院在决定中国文化的别具一格特点方面所具有的价值，但我却毫不怀疑这一价值的重要性，而且认为它或多或少正如上述引文中所说的那样”。最终，罗素对李济的观点还是认同的。“中国文化能如此历久不变，足以让后人追根溯源，或许就是由于使用了表意文字”。

李济晚年时，费慰梅女士在一次访问他之后曾写道，伯特兰·罗素在他的《中国问题》一书中大段引用李的文章，这就使年轻的李济“一下子出了名”。

李济认为汉字研究一个重要意义在于，这是“了解中国文明的本质”所必需的。在文字与文明中间，真的存在着这个“汉字决定论”吗？大约五六十年以后，身在美国的唐德刚对于李济的这一认识，作了进一步的论述。

唐德刚是不承认拼音文字优越论的。在他看来，拼音文字由于字汇之多，所以“认字”也是学习拼音文字的最大麻烦之一。唐德刚举了“羊”的例子，且看英语里面的“羊家”：羊氏合族叫sheep；羊先生叫ram；羊太太叫ewe；山羊绵羊叫goat；羔羊叫lamb；羊毛叫wool；羊肉叫mutton。1967年岁次丁未，行年属羊。在春节清晨，唐德刚碰到这么一件事，美国合众社纽约编辑部忽然打来紧急电话，“咨询”这个“羊年”是羊公之年、羊母之年、抑羊少爷之年？唐德刚稍加思考，无奈地认为还是以“羊家”过年较为妥当。

还有一个，“在中文里我们如果认识四五千字，则所有报章杂志便可以一览无余。但是一个人如果想把五磅重的星期日的《纽约时报》全部读通，则非认识五万单字不可！五万字比《康熙字典》上所有的字还要多！”

瑞典汉学家高本汉就说过，一个中国人，下了几年功夫，读懂了文言文，则他祖国三千年的文化遗产，皆在其掌握之中。在这一点上，拼音文字是比不过汉字的。

唐德刚首先认为：“‘方块字’是维系我中华民族两千年来大一统的最大功臣；是我们‘分久必合’的最大能源！”

唐德刚先生

那么，在欧洲为什么不会出现“大一统”呢？问题就出在“形随音转”的拼音文字——拉丁文身上，拉丁文在欧洲的地位并不是那么不可替换的稳固。

欧洲之所以最终没有形成大一统的局面，在唐德刚看来，是由于在欧洲没有一个一统天下的语言。各国使用拉丁文的26个“拉丁字母”，就各自为政，最后拼出了十几种语言，如英、法、西、意、葡、荷……等等国家的语言，就从拉丁文中脱胎而出。其结果是，拉丁字母兴而拉丁文亡，“‘拉丁文’先生人头落地，妨碍了欧洲大陆的统一大业”。

反观中国，若与拉丁文相比，汉字则具有一种不可拆解的稳固性。你很难改造汉字，来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

“我国文字无字母可学，要学得全学，无变通之可言”。 唐德刚认为：古代北方的蛮夷大国如西夏、如契丹，便不甘心全部华化，所以他们也曾利用一部分汉字的“部首”或“笔划”来自造其“西夏文”和“契丹文”。殊不知汉字是个十分科学的文字，另起炉灶是吃力不讨好的，还是全学得好。所以“契丹文”、“西夏文”也就逐渐被历史的洪流所冲刷了。

唐德刚最后的结论是：“所以两千年来，我国以夷变夏的传统一直未变的道理，就是因为我们有个一成不变的语言”。

但是，并不是谁都会看好汉字的。

西方一些大师们从他们的西方视角出发，就认为汉字存在一系列的问题。对于表音阵营里的人而言，汉字就是“困难”本身，汉字一个个长得奇头怪脸，有时情不可掩就要产生歧视的冲动。

卢梭在《论语言的起源》中认为：“描画物体适合于野蛮民族，使用字句式符号适合于原始民族，使用字母适合于文明民族。”这样，汉字就只得被归入“原始”阵营。

黑格尔就是从“原始”角度来看待汉字的。他在《历史哲学》中说：“中国文字是科学发展的一大障碍”，并且认为“中国的语言与文字分离，因此文字不完善。他们的“口头文字”是由大量单音字组成的，这些字母常常包含不止一种意义。将意义区分清楚的唯一方法是，上下文联系、重读与发音。学习中国文字，须学习几千种符号。实际生活中必须的符号有9535个，加上最近创造的，有10516个。据计算，共有80000或90000个文字。”黑格尔说汉字“实际生活中必须的符号有9535个”，这是想当然了。

就连对中国文化有着深入研究的罗素，也认为汉字有着三大不足：其一，汉字繁多，不好掌握；其二，汉字在编纂上亦有不方便之处；其三，无法准确记音，对于科学术语等需要专门造词。因而，罗素建议中国的汉字走拼音化的道路。罗素的这个认识，是受着“表音文字中心论”支配的。

在西方哲人中，难道就没有认可汉字的吗？当然也有。具有自然科学背景的莱布尼兹与有后现代背景的德里达，对汉字基本上是以褒扬与肯定为主的，莱布尼兹认为中国文字具有“深刻的理性思考”，德里达对汉字所具有的“非言语中心论”特性加以首肯。总起来说，在西方学人中能够首肯汉字的，还是凤毛麟角。

那么，汉字是不是像黑格尔与罗素所说的因其繁多而不便使用呢？这其实只是出于表音文字优越论立场上的一个假想。我们就看看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中是如何反驳这种观点的。需要说明的是，钱穆的说法并非是针对黑格尔与罗素的观点而作，只是碰巧可以解答黑格尔们的困惑。

钱穆认为汉字具有“简易”和“稳定”两个特质，也可以说是两个优点，这“不能不说是中国人文化史上一种大成功，一种代表中国特征的艺术性的成功”。

如何理解汉字是“简易”的呢？

汉字可以通过两种途径达到自身的“简易”状态：

其一是，社会上不断增进了新事物，照中国文字运用惯例，却不必一样地添造新文字，只把旧字另行配合，便等于增添新字。此种配合，可以无穷无尽，而永不需另造新字；

其二是，中国的古文字（指战国以前的文字）几乎变成中国的新文字（指战国以后之文字）之字母。在战国以前，可说是中国人“创造文字”的时代。战国以下，则是中国人“运用文字”的时代了。这样，中国人就有了近乎二三千个“字母”，彼此配搭，就永不感到不够用。

其结果便是，“在殷商时代的中国，早已经有四千多字了，直到现在，经过了三千多年的演进，一般社会上仍只要四千多字，或尚不要四千多字，已经够用”。

这便是汉字的以“简单的驾驭繁复”之法。

那又如何理解汉字是“稳定”的呢？

因为“中国人有了近乎二三千个字母，彼此配搭，永不会感到不够用”，“如此则中国便可永不要添造新字，在三千年以下的人，只要略加训练，便可认识三千年以上的古文字。而三千年以上的古书，现在中国的普通学者仍能通读”。

此外，钱穆认为汉字还有一个重要特点，那就是文字能够控制语言，因文字统一而使语言也常接近于统一，而“在中国史上，文字和语言的统一性，大有裨于民族和文化之统一”，钱穆的此一观点与李济的观点也是相同的。

20世纪四十年代末，俞平伯在《读书的意义》一文中认为：从时间说，我们读古书如《论》、《孟》，觉得孔子孟子似乎不太远，而杜工部苏东坡的诗文呢，他们两位活像我们的老前辈，这是方块文字不易变动之力。俞平伯在文中还有一个假设，“假如当初完全用音标文字，那不必提周秦两汉，就是唐宋，也就很遥远而隔膜，我们通解先民的情思比较困难，而华夏国本亦因而动摇不安”。

俞平伯的结论是：“方块字的完整，艰深，固定，虽似妨碍文化知识的普及，亦正于无形之中维护国家的统一与永久”。俞平伯亦看到了方块字在历史长河中的重要意义。

以文字来考察治统，从汉字来思考文化、文明，这其实不是现代人的发明，早在东汉时的许慎就这样做了。

他在《说文解字序》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许慎已经把汉字看成是“经艺之本”与“王政之始”，汉字是地基，否则什么都谈不上。在汉字出现以后，才能够“本立而道生”，才会有道统的完善与治统的绵延。似乎许慎才是“汉字决定论”的始祖。

说汉字影响文明或政治，感觉上好像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其实它们之间的关系并没有那么遥远。似乎存在这样一种路径：汉字与文言影响政教与道统，而政教与道统影响治统，进而会影响到一种文明或文明呈现的方式。

若是从这个角度去认识汉字这个“美丽可爱的贵妇”，当会对汉字的绰约丰姿有更深刻的领会。

钱穆说：“中国文化实在是一个长寿的文化”。而在其下面起牢固“支撑”作用的，可能就是那个在20世纪前期曾被嫌弃、差一点就被抛弃的“方块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