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史研究的理论价值——华人德与上世纪80年代后的书法史研究
华人德 1947年3月生，江苏无锡人。九三学社社员。1982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图书馆学系。曾发起成立北京大学书法社，被推为首任社长。1987年发起成立沧浪书社，被推选为第一、二届总执事。现为苏州大学图书馆研究馆员、博士生导师，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书协隶书专业委员会副主任，苏州市书协主席。编著有《中国书法全集·三国两晋南北朝墓志》《中国书法史·两汉卷》《兰亭论集》《六朝书法》《中国历代人物图像集》等，发表学术论文30余篇。书法作品获全国第二届中青年书法篆刻家作品展大奖（1986年），入编《中国现代美术全集·书法卷》。著作获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理论奖（2002年）、第六届国家图书奖（《中国书法史》七卷本，2004年）。编著获首届中国书法兰亭奖·编辑出版奖（与白谦慎合得，2002年）。又获第二届中国书法兰亭奖·教育奖一等奖（2006年）。
对于当代中国书学来说，20世纪的80年代是一个分水岭。在80年代以前，真正的断代史研究以及断代史中深入的个案分析是非常缺乏的。即使是沙孟海先生那篇写于30年代、广受好评的《近三百年来的书学》，也还只是流派的梳理和主要书家的点评，谈不上是深入的个案研究。中国书法史研究走向深入和细致，是在80年代以后，而这一趋势又是由一批中青年学者的研究所带动的，华人德正是这批中青年学者中的代表之一。华人德是在碑学书法方面很有造诣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史研究也围绕着碑学展开。他的研究可分为两大块：早期书法史部分，专攻汉魏六朝；晚期书法史部分，专攻清代碑学。这两段书法史之间，又存在着有机联系，前者是源，后者是流。他的重要研究成果有《中国书法史·两汉卷》《中国书法全集·三国两晋南北朝墓志》和《华人德书学文集》所收入的论文。这些研究成果继承了乾嘉以来的朴学传统，结合20世纪考古的新发现，对特定历史时期书法现象的文化背景、社会体制、艺术风格、名物制度都有深入精彩的分析。
今天，华人德的书法史研究已经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可和推重，但是，人们对他的书法史研究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似乎还没有清晰和充分的认识。而有没有这样的认识，不但涉及到我们应该怎样评价华人德的贡献，还关系到如何建设当代中国书学的问题。因此，充分认识华人德书法史研究的理论价值，其意义也就超出了对一位学者成就的具体评价了。
要讨论华人德书法史研究的理论价值，首先需要对什么是“理论”作一个说明。过去人们常常把所有书学研究都称之为理论工作，书法的“理论”成为和书法的“实践”相对应的一个概念。在这种对“理论”所作的宽泛理解中，书法史的研究属于书法理论。而本文所说的理论，是一个和历史研究相对应的概念。凡是对某种现象进行分析，探寻其中的规律性，并上升到一定的高度来认识，我们就可以称之为理论，或者说至少是具有理论意义的尝试。因此，我这里所说的理论，并不见得是和形而上的哲学或美学相关的由上而下的理论。凡对书法史现象进行归纳、分类、总结，进而推导出比较宏观的结论，都可以说是理论的建构，这是自下而上的理论。华人德的许多书法史个案研究虽然不见得就是直接的理论诉求，却具有理论价值。下面我列举《华人德书学文集》中的3篇论文，结合我本人的研究，予以说明。
《论东晋墓志兼及兰亭论辨》是华人德的力作，此文最初发表在台北的《故宫学术季刊》上，尔后被翻译成英文在美国的《中世纪早期研究季刊》上发表，获得东西方学界的好评。在这篇论文中，华人德排列了近40年来出土的和著录中可靠的东晋墓志，进行了细致的比较，归纳出东晋墓志的形质和书风特征，进而对其形成的原因作了分析。他指出，东晋士族墓中出土的墓志乃为临时性的标识，所葬士大夫希望子孙将骸骨迁回先人旧茔，所以，墓志由工匠刊刻，形质简单，书风粗糙，和士大夫中流行的书风迥然相异。从书法史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篇文章对墓志书法发展中的一个环节作了令人信服的分析，而墓志书法又是碑学书法的一大宗，它的意义自然不同寻常。至于东晋墓志乃工匠所为、和上层社会书风无涉的论述，也给郭沫若先生以东晋墓志的隶书书风来论证《兰亭序》为伪作的观点来了个釜底抽薪。
那么，除此之外，这篇论文还有没有超乎断代书法史的意义呢？当然有。近10年来，我一直在关注中国书法中的应酬现象，认为这是中国书法艺术的一大特色，对书法的创作、流通、使用都有影响，并出版过《傅山的交往和应酬》的专著。那么，在历史上，每个时代的应酬方式和规模都是一样的吗？应酬对书风影响的程度在各个朝代相同吗？应酬在何时变成了比较普遍的书法现象呢？这其中有无规律可循？由于我们对各个时代的应酬书法现象还缺乏细致的描述和分析，我还无法回答以上的问题。但是，在读了这篇论文中关于东晋士大夫精美的书札主要流行于南渡上层士族的论述后，结合自己对明末清初应酬书法的研究，我在《傅山的世界》中提出了以下的假设：“一般说来，在社会阶层的分野比较清晰严格的历史时期，书法是精英专擅的领域，那时虽然也有应酬书法，但是应酬之作主要使用、周转于具有相同文化背景和审美观念的社会阶层。不但在数量上可能会相对少，而且由于受书人和观众的艺术鉴赏力比较高，从而约束应酬之作的品质保持在比较高的水准上。像东晋时期士大夫那样的书作，应和那时等级森严的门阀制度造成的文化环境有关。但在有的历史时期，社会阶层的分野由于社会经济文化的急剧发展和社会错位而变得模糊，上下文化之间的互动也因此变得频繁，这也给书法的创作和使用带来影响。”虽说这一具有理论性格的假设还需要有更为细致的书法史研究来验证，但是，它的提出首先就受到了华人德的书法史个案研究的启发。
此外，上下层文化之间的界定、互动、游移关系，是近二三十年以来西方学界关注的理论问题。六朝时期是等级比较森严的历史时期，比较这个历史时期和其他历史时期的上下文化之间的互动，是十分有意义的书法史研究课题。而可靠的比较首先就要建筑在具体的历史个案研究之上。
《分析郑长猷造像记的刊刻以及北魏龙门造像记的先书后刻问题》是一篇标题格外长、字数却不多的论文，看起来它谈的是北魏书法中一个十分具体的技术性问题，但实际的意义则远远超出了技术的范围。《郑长猷造像记》是龙门二十品之一，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把它捧得很高，称之为“上为分书之别子，下为真书之鼻祖”，“雄强厚密”，“沉著劲重”。华人德通过对《郑长猷造像记》和其他造像记在龙门石窟古阳洞的刊刻部位的比较，以及对为计字书丹所打界格和漏字、漏刻笔画等的分析，证明《郑长猷造像记》是先书丹后刻，而刻工本身并不识字。由于书丹今已不存，我们无法直接判断书丹者的书法水平。但华人德在归纳了众多同时期的书刻后，做了一个非常合情合理的推断：出资造像的功德主只需刻上名字和祈愿文字，就已达到目的，对书刻的优劣并不关心。而寺院僧侣也常对题记采取应付的态度。但正是这一刊刻马虎的造像记，在1300多年后，被康有为认为是魏碑中的佳品，和龙门其他造像记一起成为中国书法的“经典”。于是，这里便有了一个“经典形成”（canon-formation）的问题。关于经典如何形成，在西方学界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但中国书学界这方面的研究尚未展开。自从碑学兴起后，许多本来并没有被人们关注的文字遗迹逐渐地变成了经典，难道这个“经典形成”的过程不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吗？我在《与古为徒和娟娟发屋——关于书法经典问题的思考》一书中，初步讨论了这个问题，而我的研究也得益于华人德的这篇论文。
如果说华人德关于东晋墓志和《郑长猷造像记》的论文都是十分具体的断代书法史个案研究的话，那么能够反映出他对古今书法史渊博的知识和他的综合概括、逻辑推理能力的，便是《评帖学与碑学》这篇论文。“帖学”和“碑学”是两个极为重要、但又使用得十分混乱的概念。华人德在对众多的书法史现象进行梳理后，指出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帖学取法历代名家法书，碑学以唐以前的无名氏书迹为取法对象。真是一语中的！根据这一定义，我们可以把“帖学”理解为中国书法史上由历代名家法书构成的谱系。而“碑学”取法的无名氏书迹，既有粗糙的，也有极为精美的。有了这个定义，书法史上许多看似混乱的问题便可迎刃而解。所以，我的《博山的世界》一上来就引用华人德的这一定义来界定研究的范围。
为什么我要在《华人德书学文集》出版之际，专门指出华人德书法史研究的理论价值呢？因为，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书学界对理论有兴趣者，对哲学著作的关心，远胜于对书法史学成果的关注和吸收。人们对理论的理解常常限于古代书论、现代文论和各种中西理论著作，而忽略了书法艺术是在具体的历史场景中展开的，由于时代变迁、地域不同、社会背景各异，书法家们面临的具体历史场景常是各不相同的，因此，从历史研究中汲取材料和灵感，对理论的建设至关重要。如果我们看看西方艺术史上有重大理论建树的学者潘诺夫斯基和巴克森达尔，他们本人就是研究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史的专家。有兴趣的读者不妨读读曹意强先生翻译的巴克森达尔的《意象的模式》，其中的种种理论都是从个案研究引发出来的。中国学者也完全可以从中国书法史研究中发展出有特色的理论。
数年前，我曾在一篇文章中指出，“在21世纪的中国书法研究中，细致的史学研究和对理论的关怀与研究应构成中国书学研究中有张力的两端，两者互相在对方寻找问题意识，尊重对方的发现，在健康的互动下，既产生有理论关怀的个案研究，也建立宏观而圆通的理论”。在我看来，当今中国书学的理论建设，更应重视发展自下而上的、有历史感的理论。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建议读者们认真关注华人德平实的书法史研究中蕴藏着的理论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