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马尔萨斯陷阱到凯恩斯陷阱
文 丨 立普顿 · 马修斯
>>Lipton Matthews<<
自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上世纪30年代的著述以来，主流经济学中有两种盛行的正统学说:
通货紧缩（物价下跌）是不折不扣的消极因素。
消费导向型的经济增长必定是我们经济的重中之重。
本文运用英国19-21世纪的宏观经济数据以及行动学推理，证明以牺牲国民净储蓄为代价的经济增长，从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从而寻求挑战上述所谓的公认见解。
首先，关于通货紧缩，让我们考察下表。该表显示了19世纪小麦和面包的平均价格与平均劳动工资和总人口的对比，一下就能看出，随着工资和人口的增长，平均物价下跌了。认为通缩总是一件坏事的基本观点，也就无法解释整个19世纪的情况——尤其是在1846年之后，当时信奉自由放任经济政策（laissez-faire）的英雄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终于说服罗伯特·皮尔爵士(Sir Robert Peel)废除了《谷物法》。在这之前，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政治激进运动。
图1：上表显示了，从19世纪头十年到末十年，小麦、面包平均价格呈下跌之势，工资、国内出口和人口都呈上升之势。
这组数据不仅驳斥了20世纪30年代出现的通货紧缩谬见，也驳斥了19世纪早期贸易保护主义者的错误看法。这些贸易保护主义者反对萨伊定律，主张维持《谷物法》。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凯恩斯公开承认的经济学主角——认为工资与小麦价格之间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继承马尔萨斯，将他的观点建立在一系列复杂假设，包括差别租金理论和工资率同质性的基础之上。工资的“小麦”（实物工资）理论显然是不正确的。这既可以从经验角度展示，也可以采用行动学方法来证明。
威廉·格兰普（William D.Grampp）简单用年平均工资除以小麦平均价格，生成了从1815年到1846年的“小麦工资”，从经验角度展示了这一点。如果马尔萨斯和李嘉图是正确的，“小麦工资”在15年或20年期间会相当稳定，但人们并未观察到这点，原因是这些指标波动太大了。在某些年份（1817年），小麦价格比工资高36.1%，而在其他年份（1835年）则比工资低44.2%。
然而，经验主义无法赢得这场辩论。正如格兰普自己所指出的，李嘉图的支持者如马克·布拉格（Mark Blaug），仅仅对数据有效性提出了质疑。然而目光锐利的李嘉图，本可以简单选择一个20年的时间跨度——假设是从1816年到1836年——然后把历年“小麦工资”加总平均起来，发现工资和小麦之间只有+0.6%的差异，而整段时期只有-0.5%的差异。尽管显示不出各年份的同比一致性，他们也许会推断，这表明价格仍然在“自然率”附近平均波动。总有人会玩这套统计把戏，故我们需要暴露其背后推理中隐藏的错误。
李嘉图同时代的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指出了这个问题：“谷物不是因为种植成本很高而变贵，而是谷物变贵了导致种植成本很高。”在这里，西尼尔似乎先于卡尔·门格尔，认识到财货价值是由消费者偏好决定的，而对生产该财货的资本投资，就是居于对这一事实的认知。生产要素成本是根据消费品的最终价格（以及可能的预期收益）来确定的。
事实上，正如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所言，只有通过这种价格结构，经济计算才有可能。个体企业家－资本家评估当前的市场状况，并决定把他们的资源分配于小麦种植或挖掘一座煤矿、开办一家纺织厂或炼铁厂。他们预测未来市场对这种或那种财货的需求，然后相应地投资于资本品和劳动力，根据预期的未来回报来估定其成本。他们如果算对了，就将获得某些利润，如果算错了，就将亏损，最终被迫关闭这家企业。
李嘉图完全漠视了19世纪经济生活（其实是但凡市场得以发挥作用时的经济生活）的这种明显现实，“完全把企业家排除在外”。在这一时期，一位名叫约翰·班纳特·劳斯的企业家开发了一种新型肥料，该产品在19世纪40年代让每英亩小麦产量增加了37%，这不仅让他本人变富，也让佃农平均收益增加了近29%。李嘉图内心这种对创新的失明，维持着他对企业家的漠视，只要读让-巴蒂斯特·萨伊，就会看到经济的不同部分如何相互影响。
对李嘉图思想中的这一视而不见，试举一例：租金不单取决于土地的质量,还取决于许多影响土地需求的诸多因素，包括它的位置和交通——铁路通过向农夫开放远距离市场，通过降低种子、化肥、机械和煤炭等农业投入要素的运输成本来影响租金。而在李嘉图理论中，固定资本投资的作用也消失了。乔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指出，“李嘉图假设（…）农业中的所有资本都是流动资本。”
例如，19世纪70年代的一项技术创新是“牵引机”，一种蒸汽动力的拖拉机和犁，极大提升了生产效率。与所有自动化一样，这此类新发明在增加产量的同时，减少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它们的售价约为645英镑，对于大多数佃农（以及他们的地主）来说，需要一些储蓄和投资——这些早期采用者，将比那些没有投资或无法投资的人享有一些竞争优势。
李嘉图的静态分析无法预见这些变化的影响，而这些变化最终打破了马尔萨斯陷阱。2019年，农业约占英国经济总量的0.59%，农业劳动力约占劳动力人口总量的1.6%，同时提供了50%的粮食供应。马尔萨斯和李嘉图都没有预见到这一水准的技术进步。马尔萨斯陷阱就这样被打破了。【马尔萨斯认为，人口增长是按照几何级数增长的，而生存资料仅仅是按照算术级数增长的，多增加的人口总是要以某种方式被消灭掉，人口不能超出相应的农业发展水平。这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马尔萨斯还有个“消费不足”论，即认为劳动者没有获得全部产品，“储蓄-投资”过程无法无限进行下去而不导致长期停滞，要保持市场经济体制中的资源充分利用，必须保证总产量水平与总消费水平的扩张。——译者注】
然而，我们还没有从凯恩斯主义陷阱（马尔萨斯的精神继承者）中解脱出来。在下表(图2)中，我整理了从19世纪40年代至今英国经济的各种十年平均数据。我从GDP中扣除政府消费，得到了国内私人生产总值(GDPP)。GDPP在这里被用来区分真正的经济增长和政府制造的膨胀。
观察上表，有几件事应该变得非常明显。19世纪，尽管人口持续增长，以GDPP衡量的经济，实现了真正的增长，直到1910年之前，公共和私人储蓄的总和，始终保持在8.7%以上，大多数时间远高于10%。维多利亚时代几代人在这段时期，保持着一种真正有远见的经济政策，让国家处于比一代人出生时更让人放心的财政状况之中。有时这意味着为了长期的可持续性，牺牲一些短期经济增长，换言之，他们推迟消费，这带来了国民净储蓄——这些钱可用来进行资本投资，从而赢得下一轮的创新和增长。
实际上，这是一种把后代的未来置于自身当前消费之上的取向。这项政策导致了低时间偏好。他们的财政政策是如此审慎，即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这场给实际增长造成负面影响的灾难，也没有将整个10年的储蓄，减少到低于7.18%的水平。然而，随着干预主义政策在战后萧条年代扎下了根，储蓄在20年代和30年代减少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灾难让国民储蓄减少了3.5%。实际上，从1910年到1950年，我们看到的是80年资本积累令人绝望的挥霍浪费。在随后的战后共识中，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上世纪60年代曾短暂回归19世纪的储蓄风格，但自那以来，国民储蓄完全在直线跌落。21世纪头十年下跌到如今几乎不高于零的地步。观察下两图应该会让这一点更明确。
图3：政府消费在GDP中的占比
图3显示了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图4显示了国民净储蓄占GDP的比重。从20世纪50年代到21世纪10年代的经济增长，从名义上看起来，可能比19世纪更令人印象深刻，即便使用GDDP而不是GDP，但也掩盖了以下事实，即这种增长有点像“升糖快感”（sugar rush，一种在摄取大量糖份之后会产生的兴奋感）。
实际上，这一时期的经济政策逆转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准则。它牺牲了长期的可持续性来换取短期的经济增长。它以目前不惜牺牲任何储蓄为代价的消费，取代了实现国民净储蓄的延迟消费。
这其实是一种把我们当前的消费置于后代未来之上的取向。这是一种诱导高时间偏好的政策。从上述数据以及欧洲各国的负利率来看，这一政策无疑已经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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