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妥出版

商务印书馆在张元济主持下,稳扎稳打,成为书业翘楚。若称第二,无人敢称第一,所谓第一,踽踽独行,无枝可依者也,只得临深履薄,谨小慎微。商贾趋利,闻风即往,作为“商务”,本应以商业利益为重,却是持重有余,进取不足。

辛亥革命前,商务印书馆即编有一套教材《最新教科书》,编写贴切儿童心理,词句合乎社会伦理,形象直观,循序渐进,且字大行稀,配图清新。同时讲求新文化,涉及新学科,顺应了兴学所需,且影响了此后学制的确立与学风的养成。教科书历时两年,于光绪三十年(1904)编就,其中的《最新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初版4000册,三日即售罄,随后翻印30余次。武昌起义后,数十日内各省纷纷响应,上海也于11月4日光复。有人劝张元济,民国成立,即在目前,非有适宜之教科书,则革命最后之胜利仍不可得,应预备一套“光复之后”适用的本子,一旦换了人间,教科书内容必定要作大改。鉴于局势摇摆未稳,张元济踌躇不前,只是将旧版修订一遍,按照南京政府教育部规定,删去了“尊崇满清朝廷及旧时官制、军制等课,并避讳、抬头字样”。就在此间,中华书局应用而生,抢占先机,迅速推出《新中华教科书》,成为其以后最有力的竞争对手,憎怨荣利,搅作一团,出版界由此开启双雄时代。

教训虽有,信其必然,主心骨不乱,故仍不违初衷。1919年,孙中山托曹亚伯将《孙文学说》交张元济而被拒。曹怒道:“尔为营业性质,焉能拒我?”“营业亦有自由,不印可乎?”翌年,孙在《致海外国民党同志函》中,痛责商务负责人为“保皇党余孽”。大牢中的陈独秀,给商务寄去《中国拼音文字草案》一稿,为学严谨、为商有道的张元济,不愿枝叶牵衣,招惹是非争议人物,计出万全,不予印行,宁赠几千元稿费善后,破费而不愿给企业带来任何风险。

与贴近时事政治的报刊不同,整理国故最为妥当,却也引来诸多不满,有道是树大招风,口舌甚多。1934年6月,于旧学无不深究的郑振铎,竟也苛责起了商务印书馆的《百衲本二十四史》:“笨得可笑;完全为了搬弄古董,除了中国,没有一国肯这样的浪费纸张和印刷力的。”世间事往往支离穿凿,断章取义,而只望有誉,不能有毁,不大可能。张元济认为:“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至因时事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分效力。吾辈炳烛余光,能有几时,不能不努力为之也。”国势衰竭,一片救亡图存声中,此言甚微。旧人护旧学,一息尚存,力图恢复,责无旁贷,时不我待。虽曰忙于杂务,荒陋甚益,其好无改,对于古籍整理,每每亲自捉刀,学以养心也。话又说回来,出版既有经典,无论何时,最为熨帖,如此而已。

张元济的过于稳健,外人或不解,却有原由。其二十五岁中进士,后入选翰林院庶吉土,历任刑部主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仕途顺畅,遂深度参与政治,戊戌变法失败后,“革职永不叙用”。之后,由李鸿章推荐,赴盛宣怀创办的南洋公学译书院担任总校兼代院事,兼任南洋公学代总理,漫逐浮云到此乡,未几,醇儒经商,入商务印书馆。如此高蹈经历,如此大起大落,往复煎熬,非当事人恐难感受。既要与政治结缘,又要保持适当距离,最为稳妥。失去口碑,遭受物议,黑函蜚语横行,对于一个学问渊深、操履方正、天下学者靡然从之的旧派人物,无颜以对世人,遂自持切玉之刀,反身省察,就一家徒步而上、盘旋曲折、自保生存的企业而言,则为致命之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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