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衣冠｜妓伶避席，明星擅场

明星擅场，舞女争风。明星固然风光，但总不如舞女来得近身贴切；再则像上海舞女甚众，招摇过市，对大众服饰能起到日常性的影响。          

文/周松芳

这是读书郎闲笔的第290篇文章，全文大约1200字，细读大约需要5分钟。

自1905年中国试拍第一部电影后，到20年代，渐成气候，明星也一批批地培养出来。明星对于时尚的影响，今人自易想象。在服饰方面，那真是妓伶避席，明星擅场的时候了。“新衣奇饰，皆出电影明星手造”。不仅如此，当年时尚唯青楼马首是瞻，如今避之唯恐不及。有一则报道说，当时上海最流行的“长半臂，隽逸有致”，就因为有人在福州路妓院青莲阁看见有雏妓也有穿着，便预言“长半臂不久将为高级社会所唾弃，盖时妆一入青莲阁区域，是其末日也”。并由此形成一首竹枝词，足见此乃社会共识：“半臂连裙贴地圆，明星意匠总翩翩。时妆时到青莲阁，一上鸡身不值钱。”（《上海画报》1925年9月12日白云《上海打油诗》）看来，此际的明星仿如天女下凡，妓女则沦落有如时尚之蝇，十足败兴。孰知二者原本是一家人呢？

明星擅场，舞女争风。明星固然风光，但总不如舞女来得近身贴切；再则像上海舞女甚众，招摇过市，对大众服饰能起到日常性的影响。所以郑逸梅说：“妇女服装大概出于摹仿。从前奉青楼中人为表率，后来电影风行，那些千娇百媚的女明星为一时代之时髦人物，所以一衣一饰莫不为寻常妇女之模范。降至今日，明星落伍，由舞星起而代，于是舞星的妆束大家都非常注意，并鞋袜之微也加上跳舞鞋跳舞袜的名称。”（《紫罗兰》1929年第10期《妇女妆束羼谈》）《良友》讨论各个年代的旗袍，也多以影星舞星为例言：“十五年前的梁赛珍（广东人，与胞妹梁赛珠、梁赛珊、梁赛瑚同时活跃于银幕，被称为“梁家四姐妹”），穿的就是这么一件初期的长马甲。”“旗袍高度，到二十年又向下垂，袖高也恢复了适中的阶段，皮鞋发式都有进步，当年名媛许淑珍女士，所穿的服装，正可充作代表。”“当时颇负时誉的上海交际花薛锦园女士，可以代表盛行于二十一年的旗袍花边运动，整个旗袍的四周，这一年都加上了花边。”“旗袍到二十二年，不但左襟开叉，连袖口也开起半尺长的大叉来，花边还继续盛行，电影明星顾梅君女士，当时穿过这样一件时髦旗袍。”“开叉太高了，到二十四年又起反动，陈玉梅和陈绮霞两姊妹（广东人）都改穿了低叉旗袍，但是长度又发展到了顶点，简直连鞋子都看不见了。” （《良友》1940年第150期《旗袍的旋律》）

影星舞星，多有靠脸蛋靠衣妆吃饭的成份，有时难免穿得出格过火，惹出事端，而为当局所不容。民国史上轰动一时的内衣外穿耐梅装就是。1929年夏，活跃上海滩的广东籍豪放女星杨耐梅到长沙“走穴”时，所穿服装“衣薄如蝉羽，肌肤毕呈”，“袒胸露背，长不逾膝，下无裙裤”。说白了就是把西洋妇女的内衣当外衣穿。长沙当粤沪之间，民国迄于今日，在大众流行方面，两头效仿，易出奇招。所以，当时的长沙妇女纷纷效尤杨耐梅，一时形成了“耐梅装”；当局认为有伤风化，厉行禁止，连一向鼓吹西式内衣的绾香阁主也表赞同：“长沙之耐梅装，殆内外俱不挂一丝，仅此一筒，则在吾国，今日似尚不至服此程度，是宜禁也。” 然而，世风既下，禁得了此耐梅装，禁不了彼耐梅装：“自此内衣风行之后，洋货店中仍有所谓‘跳舞背心者’，索而观之，盖即西妇之内衣而具上述之形式者也。”（《北洋画报》1929年7月23日第348期绾香阁主《释耐梅装》）要想真正禁得了，还得靠咱们的共产党。

本文作者周松芳，文史学者，专栏作家。曾就读于中山大学，现居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