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城找朋友，在城里找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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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周正在读东方出版社2020年5月出版的《城市的语言》。书的作者是著名的英国设计评论家迪耶·萨迪奇（DeyanSudjic,OBE），广西师大出版社理想国系列于2015年出版过他的《设计的语言》；今年年初，他刚刚卸任伦敦设计博物馆馆长。
作者: [英] 迪耶·萨迪奇
出版社: 东方出版社
出品方: 启皓文化
原作名: The Language of Cities
译者: 张孝铎
出版年: 2020-5《城市的语言》共分以下六个章节：第一章《城市是什么》；第二章《何以建造一座城》；第三章《何以改变一座城》；第四章《何以治理一座城》；第五章《一座城市的观念》；第六章《城市的人群及其不满》。作品从人与城市的关系出发对“城市”加以审视，正如我们从各个章节的标题中所能感知到的那样，作者总是不断地抛出问题，又不断地在举出大量实例后做出回应，它们不仅构成了作品行文的脉络，更是引导着读者不断地展开思考。请允许我摘抄第一章的句子作为例子——“城市是由其中的居民创造的，城市为其居民提供的可能性构成了它的边界：它所具有的独特气质，使其不仅仅是建筑群的聚集体。“城市的定义之一就是，它是一台创造财富的机器，至少能够让穷人不像过去那样一贫如洗。一个真正的城市为其公民提供自由，让他们成为自己渴望成为的人。“在现代世界中，城市的重要定义之一可能就是它允许同性恋者按照自己选择的方式去生活，正如它为信仰宗教的人提供宽容一样。“当联合国在本世纪初开始谈论这种转变（指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的转变）时，它并没有探究定义问题。如果世界上有一半人口在2005年之前并不居住在城市，那么他们到底住在哪里呢？是在“农村”（一个没有明确含义的术语）吗？是在那些不算城市的镇子里吗？是在城镇的郊区，又或者是在其他地方吗？城市性（urbanity）的基本特点是，“它总是会经历起伏消长，盛衰更迭。……相比之下，衡量成功的标准反倒没这么清晰。比如，人口数量的增长就可能具有不同的含义。……是否存在一种最小规模，只有达到它，城市才堪称城市？对于不能或不愿意生活在这样一座城市里的个人来说，他的生活又会受到什么影响？”书中案例涉及的城市散布于世界各地，当然也包括中国的：北京，上海，深圳，香港。作为中国的读者，在外国学者的笔下读到对自己所居住的城市的描述与评价，既感到亲切，又会觉得有些“跳脱”。在作者的“引导”下，我反思的问题首先是：今天我们读城，特别是针对北京城，究竟是在读什么以及怎么读的？阅读的过程中，我经常会联想到北京，有意无意地进行比对。我同样会给自己提一连串的问题。比如，为什么一边有人会逃离北京，一边会有更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入北京？（甚至还有人经历了“逃离”后的生活，又在思索要不要逃回北京？）我们这个城市是否提供了哪些自由以及保障，让我们成为自己渴望成为的人？北京正在不断推进中的非首都功能疏解，究竟会给这个城市的未来带来怎样的影响？流动人口与城中村的问题是否只是单纯的意味着这是城市的痼疾？除了消极意义之外，它们的存在可能有哪些积极意义？“城市是由其中的居民创造的”，显而易见，北京作为超大的移民城市，决定或影响其当下以及未来“气质”形成的，也绝非所谓的原住民。传承也罢，发展也罢，叹惋也罢，期待也罢，不管你承认与否，北京的气质和我们在北京传统文化书籍中所感受到已经有很大差异，那么，站在当下这个时间节点上，又该如何理解和评价这种变化？说真的，这些问题我并没有答案。我热爱北京，对北京的情感是骨子里的。以前我也写过，每每想到不远的未来，我要从生活了几十年的孚王府中腾退，下一个居住地完全不知道在哪里，会顿生一种被连根拔起的痛楚、一种茫然的漂泊感——但总的来说，我还是希望自己有一种包容、理性的态度，至少看待问题的角度不要过分单一。这本书恰好给我提供了更为多元的视角。我的思考总是和具体而微的事情联系在一起的。豆瓣上有一篇大学生的文章题目是《关于北京的“城中村”，我们画了一系列地图》，很有意思，可以找来读读。我所说的“城中村”现象，就存在于我的身边。关于孚王府腾退问题或安全隐患的报道，几乎每一年“两会”前，都会见诸于报端。一方面，政府为了优化城市空间布局，花了很大气力，“努力降低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引导人口在更大区域空间有序流动”，另一方面，你会发现，就在我们这样的大杂院里，除了有产权单位的职工宿舍（我的博士邻居就住在这里），还住着相当多的从事三产的外来务工人员（甚至就是这几年新搬进来的）……单靠拆除违建这类行政手段，并不能很有效地解决这个问题。人们为什么要来到这座城市？仅仅是因为这里有更多的挣钱的机会吗？他们给我们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这些问题，都颇耐人寻味。我的埃及朋友哈萨家住通州。有一次他招呼几个朋友在他家聚餐。知道我最讨厌“出远门”，且不极喜欢坐公交和地铁（我怀疑我有密闭恐惧症），哈萨便骑着摩托来接我。平时我骑惯了车速很快的小牛电动车，对摩托的风驰电掣倒也习惯的很。让我倍感新奇、甚至是有些惊异的是，哈萨载着我在通州的大街上飞驰（甚至还闯红灯），他那种自如的劲头就像真正的中国人一样。当我问他何以这么熟悉路况时，他一副傲娇的神态，说：“我是北京人。我喜欢北京，喜欢通州，这里的街道很宽，人少，住在这里很舒服。”他的活动地盘也比我大很多。这么说吧，我常去的地方他去过，我没去过的地方他也去过。和他在一起聊北京，简直会让我有错觉，好像他是北京人，而我初来乍到。当哈萨说着这番话的时候，我特别想知道的就是“为什么”。他的国家埃及的城市与北京相比如何？为什么他如此喜欢北京？为什么他眼中的北京和我眼中的北京好像是两个完全迥异的城市？为什么？这两件小事看起来风马牛不相及。但在我现在的认识看来，它们正可以用来检验北京这个超大城市包容度——“一个真正的城市为其公民提供自由，让他们成为自己渴望成为的人。”我对腾退话题的兴趣，远没有了解这些外来务工人员或外国人为什么要来北京、留在北京、甚至热爱北京的兴趣大。我更愿意重新思考的是北京这个超大的移民城市为不同阶层、来自不同地方的人提供了怎样的自由，或者是制度和物质的保障？当然，也可以反过来想——还存在哪些制约。对上述林林总总的问题，我没有得出什么答案。但我会密切关注北京的变化，并继续思考。我认为，也许想清楚这些问题以及更多的问题，就会有更多动力建设、发展这个城市。这也是这本《城市的语言》之于我的意义——在我看来，评价一本书是否价值，标准就是它和我这个生命个体之间能否建立起真正密切的联系。最后，，再抄录《城市的语言》全书最后一段，以此作为这篇小文的结尾：“即使外部轮廓看起来并没有什么变化，但一个成功的城市其实是一个不断重构自己，改变其社会结构和意义的实体。当一个城市真的呈现出充满戏剧性变化的新形式时，能在何种程度上保持原有的精髓才是衡量它成功与否的标准。”欢迎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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