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稼雨：“杜荇”：你是康生，还是任笃行？——与徐庆全先生商榷
《他竟然也在〈文史哲〉发过文章？》
出于职业习惯，我细读了该文，了解了作者依据材料做出的基本判断，要点大致如下：
1、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山东省发现一部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后，将其报送中华书局；因六十年代康生的特殊地位，中华书局又通过出版局、文化部将此事上报给康生。康生就此事与时任中华书局总编辑的金灿然和文化部副部长齐燕铭有过二封书信；
2、据冯其庸先生回忆，六十年代康生曾计划与冯其庸先生合作搞一本《聊斋志异选》；
3、据钱伯城先生回忆，康生对《聊斋志异》版本有过专门研究，在《文学遗产》增刊发过文章；
4、《文史哲》1963年第四期发表署名“杜荇”的文章《新发现的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初校后记》。
综合以上信息，徐庆全先生得出大胆推测——《文史哲》发表学术论文的“杜荇”，或即大名鼎鼎的康生。
看过徐先生的文章，尤其是看过“杜荇”在《文史哲》发表的论文之后，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位“杜荇”应该不是康生，而是对《聊斋志异》版本下过几十年功夫的学术前辈任笃行先生。
我把这个初步看法在微信朋友圈发表，并向《文史哲》编辑部提供我的意见后，得到很多朋友的赞同和支持，还有些前辈和朋友主动向我提供相关信息。
《新发现的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初校后记》
我本人也通过各种途径联系和咨询了与任笃行先生有过交往合作的几位当事人，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著名古代小说版本研究专家刘世德先生，山东大学著名教授袁世硕先生和王平教授，齐鲁书社前社长、总编宫晓卫先生，齐鲁书社前副总编周晶先生。
在综合我本人对任笃行先生及其学术成就，以及相关信息材料之后，我大致把这个问题梳理了一下，在微信朋友圈观点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阐述对此事的认知和判断。
首先，能够证明“杜荇”真实身份的原始材料已经不存，无法找到作为铁证的原始根据。这些原始根据应该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当事人，二是《文史哲》刊物的原始档案文献。
但是，无论是徐庆全先生推测的康生，还是我认为的任笃行，都已经作古，无法从当事人角度得到确认；事情发生后，我联系了《文史哲》主编王学典先生，向他咨询《文史哲》编辑部历史档案情况。得到的答复是，文化革命前《文史哲》刊物的全部档案，已经于文革中全部销毁。所以只能另辟蹊径，从其他线索来追寻“杜荇”的真实身份。
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影印本
其次，据徐庆全先生文和宫晓卫先生提供信息，康生和任笃行都接触过“杜荇”文章所涉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其时间先后顺序应该是，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发现之后，山东省出版总社始终为该版本所有者，其间由山东省出版局报送给中华书局，经中华书局报送文化部，报送到康生手里，康生阅完之后产生了徐文提到的两封信。嗣后康生将该书归还给山东省出版总社。
这个顺序说明，作为当时山东省人民出版社的编辑，任笃行在二十卷抄本发现之后的第一时间就接触了这个版本，时间上比康生更早，因而也就比康生有更充裕的时间来从事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的版本校勘工作。
据宫晓卫先生提供信息，九十年代齐鲁书社社庆活动，打算重印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时，他专门从山东省出版总社资料室调阅了该版本原件，里面夹有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康生于某年某月某日还”，书中还有部分康生批阅的文字。
康生
宫晓卫先生给我的原话是说：“兄的猜测应是对的，杜荇肯定不是康生。我记得很清楚康生在原版本里所记文字仅数条，都极简，有二、三十字的仅两条，和杜荇的文章完全不类。”
就目前我了解掌握的信息材料，我认为任笃行为“杜荇”的可能性和可信性要更大一些。主要理由和根据如下：
第一，任笃行先生的生平履历和学术工作成就。
任笃行(1923—2008),山东菏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青岛山东大学毕业。1979年齐鲁书社成立后，大约八十年代初，从山东教育出版社调入齐鲁书社，任文学编辑室主任，编辑出版了齐鲁书社很多重要图书，像敏泽先生的《中国美学思想史》，《校雠广义》及标点本《张竹坡批评第一奇书》等。而最重要的是他本人积几十年功力完成的《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齐鲁书社2000年初版，人民文学出版社2016年修订版）。
《新译聊斋志异选》
第二，任笃行先生参与山东省蒲松龄文献系统整理工作的背景情况。
据著名学者，任笃行先生的师弟，山东大学袁世硕先生提供信息：
大约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开始，山东省就把蒲松龄文物文献整理列入省重点文化工程。组建了由时任山东省副省长余修和省委宣传部部长王众挂帅，省出版局局长宋英具体负责的专门领导机构和工作班子，在山东人民出版社（六十年代各省出版社尚未划分为各专门出版社）旗下成立了专门的蒲松龄文献编辑室，任笃行先生即为该编辑室编辑。并聘请山东省高等院校的专家学者，组成专门工作团队。
该工作团队中，袁世硕先生负责蒲松龄家族祠的整理工作，殷孟伦先生负责蒲松龄诗文的整理。作为这个班子的责任编辑和工作团队成员，任笃行先生后来完成出版的《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显然是山东省整个蒲松龄文献整理工作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三，我所了解的任笃行先生对《聊斋志异》版本研究的大致情况。
我第一次见到任笃行先生，是1986年山东省桓台县举办王渔阳学术研讨会。对他的印象如同周晶先生的描绘——“身材高大,玉树临风”。
当时我还不知道他正在编写《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一书的情况。后来从两个渠道得知此事，一是我本人编写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一书的责任编辑，正是担任任笃行先生《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一书的责任编辑周晶先生。从周晶先生那里，我得知任笃行先生对《聊斋志异》版本研究的情况，对他充满了敬意和期待。
任笃行致朱一玄信札
二是大约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任笃行先生曾经请我尊敬的师长，南开大学朱一玄先生协助查阅天津市图书馆《聊斋志异》但明伦评本中的一个分支本版本。朱一玄先生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我，我奉命完成了这项工作。能够为任笃行先生这部著作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协助工作，并作为他的工作的见证者之一，也是我的荣幸。
第四，从《文史哲》发表“杜荇”论文学术价值和深度猜度作者的可能身份。
作为专业研究者，看过“杜荇”的文章后，立即会认识到这是一篇专业性很强，学术价值很高，很有学术深度的高水平学术论文。这样的论文，没有几十年的专门训练和积累，是不可能做出来的。
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在当时是刚刚发现的版本，但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用二十四卷抄本与《聊斋志异》的几大重要版本系统进行了全方位系统校勘。用大量的校勘实例论证二十四卷抄本的校勘价值。
这些工作如果没有长期的专业学术积累，断难完成。从我个人对任笃行先生学术生涯的了解，并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出，任笃行先生几乎是做了一辈子《聊斋志异》版本工作，是地地道道的《聊斋志异》版本专家。
从知网检索的结果来看，署名为“杜荇”的文章只有《文史哲》上面发表的这一篇。署名“任笃行”的另外还有三篇，分别是：《《聊斋志异》(全校会注集评本)辑校后记》（《蒲松龄研究》1993年Z2期）、《浅谈《聊斋志异》的编次》（《蒲松龄研究》1995年Z1期）；《以质取胜残璧生辉——《聊斋》赵执信抄本读后》（《蒲松龄研究》1998年第四期）等。
《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修订本）
看过“杜荇”这篇文章，再看看任笃行先生的《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能够明显看出，从“杜荇”的文章，到以上任笃行三篇文章，再到任笃行的《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形成一个完整的《聊斋志异》版本研究系统链条。从而也就更能确定任笃行才是“杜荇”这种猜测的可信性。
相比之下，康生在文史研究方面的确有很深的功力，但他的涉猎面很广，从文史研究到文物考古，皆有染指。他也的确写过《聊斋志异》的版本文章。《文史哲》微信公众号徐庆全先生文章下面读者留言援引著名古代小说版本研究专家刘世德先生介绍：
《略谈〈聊斋志异〉的几种本子》
康生这两篇发表于《文学遗产》增刊的文章，虽然现在难以找到，但从文章题目来看，这是两篇关于《聊斋志异》版本的科普性质的文章。
第一篇应该是介绍《聊斋志异》第一次刻本（青柯亭本）情况的内容，第二篇应该是介绍几种《聊斋志异》重要版本的内容。这两篇文章虽然与“杜荇”的文章也有一定的逻辑关联，但从与“杜荇”文章的学术深度差异和逻辑关联的紧密度上来看，完全无法与任笃行的三篇文章和《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这样的皇皇巨著相提并论。
徐庆全先生文章中提到康生曾约请冯其庸先生合作完成《聊斋志异选》一事，将其作为推测康生为“杜荇”的理由根据之一。我倒是觉得，如果没有任笃行在《聊斋志异》版本研究方面的深厚功力和卓越成果，这个说法也许有些道理。
但是看了任笃行的成果，业内人士很容易判断区分出二者的学术价值高下。
《全本文白对照聊斋志异》
首先，作品选一类文学选本固然也有学术价值，但其主要功能作用是向社会大众做普及宣传，是一种科普工作。
相比之下，古籍版本校勘才是更加具有专业性、学术性和学术深度的硬邦邦的学术研究工作。从这个工作性质上看，任笃行先生的三篇文章和《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与署名“杜荇”的文章在文章专业性质属性上更加吻合一致。
其次，从徐文中可以看到，康生找冯其庸先生“合作”，说白了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合作，而是找一位打工的合作者，即由冯其庸出力，康生坐享其成来一起署名。实际工作不是康生本人来做的。
如果康生是“杜荇”本人，说明他已经在《聊斋志异》版本方面下过多年深入功夫，烂熟于心，完成一本《聊斋志异选》简直就是顺手牵羊的举手之劳，完全用不着另外找一位专家来捉刀代笔。所以，这个材料实际上应该是康生并非“杜荇”本人的证据。两相比较，更有理由相信，任笃行才是“杜荇”笔名的使用者。
第五，“杜荇”文章与康生信件在时间问题上有难以自圆其说的矛盾困难。
康生旧藏《墨子》
“杜荇”文章发表于《文史哲》1963年第四期，按双月刊计算，时间应该在1963年七月八月间；从徐庆全先生文章中提到的康生两封信的落款时间看，第一封的落款时间是6月14日，没有具体年份，第二封信落实时间为1963年9月24日。
如果理解没有错误，第一封信的年份也应该在1963年。是康生收到该版本后三个月之内的两次信件。如果这个理解能够成立，那么客观上就形成这样的时间对比：《文史哲》上面的“杜荇”文章，刚好发表在康生这两次信件的时间当中。
也就是说，如果康生就是“杜荇”，那么他在收到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之后，需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写好这篇翔实的长篇考据文章，而且还要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让《文史哲》发表。
按通常的刊物审稿发表时间，七月八月出版的刊物，最晚在四五月间就已经完成审稿、校对和排版工作。当时还没有现在的计算机排版，还是人工铅字排版，时间上应该更早一些。也就是说，当康生拿到这部二十四卷抄本的时候，《文史哲》那篇署名“杜荇”的文章已经审读校对发排，马上进入印刷程序了。
二十四卷抄本《聊斋志异》整理本
从这个时间顺序上看，康生完全没有足够的时间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完成这篇版本考据大作，因而基本上可以排除康生为“杜荇”文章作者的可能性。可以作为此说佐证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刘世德先生给我的微信回复中，特别强调了一句：“康生的笔名是’叶余’。”
如果我的理解不错， 刘先生的意思是，既然康生写其他《聊斋》版本文章笔名都是“叶余”，那么也就不会再节外生枝，变出一个“杜荇”来，而应该继续使用“叶余”这个笔名。
第六，任笃行为“杜荇”的可能性。
提出“杜荇”的真实身份为任笃行的猜想是基于这样几个形成同一逻辑链条的事实：
首先，任笃行除了做齐鲁书社本职工作外，用了几十年的时间从事《聊斋志异》的版本和校注研究，有大量与“杜荇”文章内容相关联的学术成果（见上）。
其次，“杜荇”二字为任笃行名字中“笃行”二字的谐音。这不是偶然的巧合，也是任何人也无法取代的优先可能性。
当年齐鲁书社除了任笃行先生外，还有一位研究《聊斋志异》版本的专家，即齐鲁书社前社长孟繁海先生。孟先生著有《王刻聊斋志异校注》（齐鲁书社1998年版）。从学术成绩来看，孟繁海先生的成果与任笃行先生应该在伯仲之间，难分高低。
《王刻聊斋志异校注》
但从署名的可能性逻辑性上看，孟繁海先生似乎没有必要，也不太可能用自己的同事、同行、同好的名字谐音来作自己文章的署名。
第三，任笃行之所以使用笔名“杜荇”，而没有用真实姓名与当时他的遭遇状况有关。
据任笃行先生的同事、老友，《全校会注集评聊斋志异》一书的责任编辑，前齐鲁书社副总编周晶先生提供信息，五十年代末，任笃行先生被打成右派，一度遭遇很惨。
从这个经历来推测，六十年代初回到出版社工作的任笃行先生，应该还心有余悸，不想用自己曾经名列右派名单的名字来署名文章，于是使用自己名字“笃行”二字的谐音“杜荇”来作为笔名，这是完全合乎情理的解释。
而他后来发表的三篇《聊斋》版本文章，已经是改革开放之后，没有必要再隐藏自己的真实姓名，所以用本名署名了。
我个人感觉，这个用来解释任笃行何以采用“杜荇”作为文章作者署名，比徐庆全先生文章中从政治身份等角度解释康生使用“杜荇”作为笔名的可信性来看，要更加具有说服力。
康生旧藏《缀白裘新集合编》
因为目前没有第一手材料把“杜荇”为任笃行作为铁证来定案，但通过以上梳理分析，我认为“杜荇”为任笃行的说法，比“杜荇”为康生的说法，更合乎逻辑，合乎情理，更加具有可信性。是否如此，还请徐庆全先生本人、《文史哲》编辑部，以及广大读者评论和批评指正。
致谢：谨向文中提到的各位专家学者和徐庆全先生本人致以衷心谢意！
2020年12月7日于津门雅雨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