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雄在公元11年
一
公元11年冬的一天，扬雄像往常一样来到未央宫前殿北八百米处的天禄阁，而在天禄阁西约三百米处则是石渠阁。如果对西汉历史相当熟悉，就会知道在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扬雄3岁那年，汉宣帝曾召集儒臣，召开石渠阁会议，探讨五经异同。
天禄阁和石渠阁均是萧何在汉高祖八年（公元前199年）主持督建长安未央宫时建造的。公元前206年，刘邦领兵攻下咸阳，诸将纷纷争夺金银珠宝，忙得不可开交，极富远见的萧何却忙着把秦朝的法律规章和各种图书资料收集起来。当此二阁建好后，萧何把自己当初收集起来的这些秦朝的档案和各种图书资料放入。自此，二阁成为了皇家档案库和藏书处。
扬雄来到这座以藏书宏富闻名天下的天禄阁，只是为了校对书籍，丝毫不知道一场突如其来的灾难正向自己逼近。当然，这场灾难的降临更多的是缘于扬雄自身的恐惧。
随着几个人的到来，急促的脚步声打破了这座藏书阁固有的宁静。他们很快就找到扬雄，为首的说明来意：我们是查办引起当朝皇帝震怒的甄寻献符命一案的办案人员，据已被捕的涉案人员供称，你也难脱干系，牵涉其中。我们此番前来，是为抓你归案，请跟我们走一趟吧。
扬雄此时的官职为中散大夫，此官职没有固定的职责，任职者多是博通古今之人。虽是闲散职务，身任此职的扬雄也仅以校对书籍和治学为事，尽可能地少参与朝政，但因担任此职务可以较自由地出入宫中，自然对一年前发生的案件有所了解。
一年前，时为侍中、京兆大尹，被封为茂德侯的甄寻不满王莽把自己的父亲甄丰贬为更始将军，看到王莽特别迷信符命，也有样学样，就制造了一道符命。大意是新朝应该仿照西周初年，周公旦治理陕地以东的地方，召公奭负责治理陕地以西，二公分陕而治的成例，任命自己的父亲甄丰为右伯，太傅平宴为左伯，将京城附近地方也以陕县为界，分开治理。此举自然是为提升自己父亲地位的。
甄丰一向是王莽的心腹。王莽未称帝之前，被封为“安汉公”及“宰衡”等称号，甄丰均参与谋划，出力不少。甄丰也由此得到回报，被任命为三公之一的大司空。在汉平帝死后，汉宣帝玄孙刘婴被册封为皇太子这一年，又被王莽提拔为太阿、右拂之职。但王莽后来称为“摄皇帝”、“假皇帝”，担任摄政乃至正式称帝，则不是甄丰所希望看到的。王莽也察觉出过于刚强的甄丰对自己的不满，就借哀章上的符命为由，把甄丰贬为更始将军，为四将之一，另外三将则是卫将军、立国将军和前将军。此职不仅远在四辅、三公之下，就连卖饼为生的王盛竟也由一介平民一跃为前将军，与甄丰同列。
而哀章上符命一事则发生在更早的公元8年，这一年，梓潼县人哀章造了铜柜一个，塞进伪造的“天帝行玺金匮图”、“赤帝行玺某传予黄帝金策书”等两道代表了所谓天帝意志的符命。符命大意为汉高祖刘邦将皇位传给王莽，王莽应即位为真天子，太皇太后当顺应天意。同时，四辅、三公以及四将的人名和爵位也一应俱全。53岁的王莽就以此两道符命为由，让汉平帝死后，自己为进一步控制朝政而立的尚没正式即位，被称为皇太子的汉宣帝玄孙刘婴禅位。王莽得以当上皇帝，改国号为新。而把甄丰贬为更始将军，能摆上台面的理由也在于这两道符命中四将的任命。
公元10年，甄寻制造的任命自己的父亲甄丰为右伯，太傅平宴为左伯的符命献上之后，王莽竟然同意了。甄丰尚未前往任职，甄寻得寸进尺，又造了一道符命，大意是，已改称为黄皇室主、正寡居的汉平帝皇后、王莽的女儿，应当嫁给自己为妻。
这次符命呈上之后，没能给甄寻带来新婚之喜，却引起了王莽的雷霆之怒：黄皇室主是天下之母，说是甄寻的妻子，这像什么话！王莽本以符命上台，这时却想禁绝这种做法，以便使以前的符命之事进一步得到神化，同时也防止别有用心的人继续乱造符命。甄寻制造的第二道符命报上之后，王莽怀疑此举是怨恨诽谤自己，气得不轻，下诏要严惩不贷，一查到底！甄丰被逼自杀，甄寻事先得知消息，匆忙逃走，一年后，被抓捕归案。
当然，扬雄只可能知道此案的大致情况，对其中深层次的缘由和具体细节不可能了如指掌。但扬雄知道，王莽为此案曾大发雷霆，下诏严办，很多人都被牵涉进来，被捕入狱。
如今，怎么自己也被牵连其中，扬雄顾不上多想，恐惧瞬间在大脑中膨胀：一遭逮捕，免不了要受牢狱之灾皮肉之苦，严重点，甚至……扬雄不敢想下去。乘办案人员不备，万分惊恐的扬雄从天禄阁跳了下去。
这一年，扬雄64岁。
二
王莽对扬雄是了解的。
扬雄是蜀郡成都人，当然，如果按照今天的行政区划则是四川郫县人。扬雄早年在家乡一带游学，特别欣赏司马相如这位乡贤的文章，也模仿写了不少。一次，身为郎官的杨庄在汉成帝面前诵读扬雄的文章，汉成帝大为惊讶：“这很像司马相如的文章呀！”杨庄说，不，这是我老乡扬雄写的。
“快快召他入宫！”
42岁的扬雄此时正游学于京都长安城中，就此被召到宫内，在未央宫承明庭等待诏命。此后，汉成帝祭祀和狩猎，都让扬雄陪同，扬雄也奉诏写下了《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四篇大赋，43岁那年被授予黄门侍郎一职。此职平时持戟负责守卫宫殿，皇帝出行时则充当车骑，陪同前往，为皇帝的近侍之臣。王莽以及后来被王莽封为国师的刘歆当时也在这一俗称为郎官的职位上任职。而对喜爱文学辞赋的汉成帝而言，扬雄显然是当作他的文学侍从看待的。
王莽的姑母王政君是汉元帝的皇后、汉成帝的母亲。汉成帝在位时，王氏一族曾一日之间有五人封侯，而终汉成帝一朝，王氏一族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可谓权倾天下。可汉成帝去世后，无子，其侄子刘欣继位为汉哀帝。这位汉哀帝上台后，重用祖母傅太后和生母丁氏这两家外戚，对王氏家族大加打击，王莽只有卸职隐居于封国新都，闭门不出。可以说，汉哀帝时期是王氏家族最为黑暗的日子。而扬雄看到朝政日非，汉哀帝不喜欢辞赋，只喜欢与男宠董贤搞同性恋，这时心性也有所转移，就把精力从过去格外钟情的文学转到治学上，埋头写《太玄》，企图探究出宇宙万物及天人关系中的奥秘。很多依附傅氏、丁氏这些当朝权贵的人都做到了俸禄两千石的大官，而扬雄却仍是俸禄还不到四百石的小小郎官一个。有人借此嘲笑他，扬雄不得不写下《解嘲》一文，说明在县令不请教士人，郡守不迎候谋士，群卿不被尊重，将相也受不到礼遇的时代，“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何况“炎炎者灭，隆隆者绝”，火光再大终归会熄灭，雷声隆隆，声势惊人，也总会消绝，“位极者宗危，自守者身全”，自己还是独守淡泊，写自己的《太玄》为好。
扬雄一共当了19年的黄门侍郎，历汉成帝、汉哀帝、汉平帝三世都没能升官，直到新朝建立的第二年，才被王莽提拔为中散大夫。然而，被提拔为中散大夫仅仅两年后，就发生了扬雄为拒捕而跳楼，几乎摔死的“天禄阁事件”。得知一向淡泊处世的扬雄也卷入到甄寻献符命一案里，王莽着实大吃一惊。自公元6年武功县长孟通第一个献上有“告安汉公王莽为皇帝”等字样的符命以来，此后，一道道说明自己该代汉自立的符命，一个个褒扬自己功德的祥瑞被各色人等献上朝廷，而扬雄从没献过一次，怎么也被牵涉到此案中？
“把扬雄放了。”弄清了事情的来龙去脉，王莽颁下诏书。
三
从天禄阁跳下，险些丧命的扬雄被无罪释放。王莽是同情这位早期同事的不幸遭遇，还是基于对他的心性特别了解？
同情？对因此案深为震怒的王莽而言，绝不可能！甄寻被捕后在供词中提到公卿、亲族、列侯以下的，多达数百人。王莽毫不留情地下诏将这些牵涉到的人全部处死。如果说对扬雄比较了解，这倒是一定的。但依王莽的脾性，绝不会放过此案中的任何一人，还是派人暗中调查了一番。
原来，扬雄除了模仿《周易》写出《太玄》这一哲学著作，模仿《论语》写出语录体著作《法言》之外，还利用各方人士集中京都的便利，向来京办理公事的官吏、贡举的孝廉以及轮流守卫京都的卫卒，调查各地的方言殊语，编撰《方言》一书。因此，掌握了很多奇字。国师、嘉新公刘歆的儿子刘棻知道后，曾向扬雄学写过奇字。而甄寻被捕后在供词中提到了刘棻，而刘棻又在供词里提到扬雄，由此被牵涉进来。
而当初为方便办案，震怒之下的王莽曾下令，凡是供辞所牵连到的人，立即逮捕，不必奏请。扬雄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糊里糊涂遭到逮捕的。
真相就此大白，不过是一场误会而已！
一切水落石出，尘埃似乎就此落定。
然而，事情没有就此结束。
“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一时之间，这首歌谣不胫而走，传遍了京都的大街小巷。
此歌谣是什么意思？
原来，扬雄曾在回应世人嘲笑自己的《解嘲》一文中写过这样的话：“爰清爰静，游神之廷；惟寂惟莫，守德之宅。”意思是，只有固守清静，才能在神廷游览；只有坚守寂寞淡泊，才是守德之家。表明自己将淡泊自守，绝不为飞黄腾达而趋炎附势。“天禄阁事件”发生后，人们反借扬雄的文章嘲笑扬雄自己：你如此枯守寂寞，为何却从阁中跳下；那么喜爱清静，却为何又去搀和政治，自作聪明做符命呢？
此歌谣一出，扬雄除了忍受着跳楼带给自己肉体上的痛苦，还要遭受世人的非议、误解和精神的折磨。
四
扬雄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
做官对扬雄来说，只是一种手段，而非人生追求。
汉成帝时，46岁的扬雄曾向朝廷提出放弃3年俸禄，并免除值班和各种杂役，以便随心所欲地阅读书籍而有所成就。成帝下诏，不仅没取消他的俸禄，还令尚书赐给6万笔墨钱，并允许扬雄到皇家收藏重要典籍的石室随意观览。
扬雄虽靠文学走上仕途，但后来却转向了治学。虽治学，却对当时流行的逐章逐句对经书进行解读的章句之学，并不感冒。此学问拘泥于辨析章句，有时一个词解析至数万言，繁琐至极，却不能通达大义。以研究《尚书》著称于世的儒士夏侯胜，其侄子夏侯建就因喜欢这种学问，遭到过夏侯胜的抨击，说夏侯建是只讲求章句文辞的小儒，而把真正的儒家大道倒弄得支离破碎。扬雄所处的时代，儒士大体分为礼仪和灾异两派，一派擅长礼仪，另一派则以天显灾异则必有人事与之相应为由，以天象灾异来干涉时政和人事。扬雄对当时这些儒士们求官干政的两大利器——礼制与灾异虽有涉猎，但都不擅长。
想以文章成名于后世的扬雄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向经学表达敬意，那就是直接撰写经典。扬雄认为，经书中最大的是《周易》，所以就模仿《周易》作《太玄》；传中最好的是《论语》，就模仿《论语》写了《法言》。学问渊博，视野广阔的扬雄并不仅仅局限于经学，他认为，史篇中最好的是《仓颉》，自己就模仿之，写了《训纂》，箴诫最好的是《虞箴》，于是模仿《虞箴》写下《州箴》，赋最深的是《离骚》，但对才情极高的屈原投江自尽的做法不以为然，就写下了《反离骚》，引用《离骚》中的文句，但反其义而进行辩难；辞采最华丽的莫过于司马相如，就模仿写下了四篇大赋……争强好胜的扬雄总是找来最好的样本，模仿并试图超越之，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向这些经典著作表达自己的敬意。
治学就治学吧，偏偏作品写的艰涩难懂。《太玄》全书以“玄”为中心思想，它相当于《周易》中的“易”，不管天文、地理、人事，都由“玄”来支配。书中既不用当世已有的八卦系统，也不用流行的五行系统，而是自己独创一套由方、州、部、家所组成的八十一首系统，用阴阳和数字来揭示世界万物及其规律。《周易》是二分法，《太玄》则采取三分法。并说玄在天而渺不可见，在地以无形而生众形，在人心腹而深不可测。说的也真够玄虚的，难怪人们责难他的《太玄》过于深奥，扬雄又不得不写下《解难》，表明自己的观点：声音的美妙，不可能让众人全都叫好，形象的美，不可混同于世俗的目光，言辞的幽远丰富，不可能使庸人都能听懂。《道德经》的作者老子曾说，贵在知我的人太少，而扬雄我如此做，也是等待知音于后世呀！
扬雄的好友张伯松不看重《太玄》，说此书就像鼠窝、牛栏里的粪肥，如果被采用则利于五谷生长，并可滋养百姓，如若不用，就会被抛弃在道路旁。而另一好友，被王莽封为国师的刘歆也说：“白白使自己受苦罢了！现在学者自有利禄，还不能通晓《周易》，何况《太玄》？我怕后人只会用它来盖酱坛子！”
扬雄感到，诸子各逞其智，学说乖张，异说纷呈，大多以诋毁孔圣人为能事，颇不利于人们认识真正的大道。对孔子无比崇拜，私下自比孟子的扬雄就写了《法言》一书，阐述了明道、征圣、宗经的思想，指出世人当尊崇孔圣人，而所明之道也当是孔圣人之道。正因为如此，另一学者、同时也是扬雄的忘年交桓谭把扬雄比作孔子，视为当代圣人。
这种虽在官场，却不以升迁为意，偏主动疏离政治而选择了一条求知的道路，特立独行的扬雄注定了知音不多。当世之中，也确实只有刘歆、范逡等极其有限的几个人敬服扬雄，而桓谭则对扬雄佩服的五体投地，认为扬雄乃旷世少有，无与伦比。
五
中国文化是一种中庸文化，这种文化不提倡个性自由和人格独立，尤其不鼓励特立独行的人。在这种文化氛围里，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做出非常之事，一个不世出的人只有艰苦卓绝才能横空出世。而当一个特立独行的人一旦在世俗之事上沾上点是非，人们所做的就是嘲笑，而不是同情和理解。
能写出“惟寂寞，自投阁；爰清静，作符命。”这样恶毒歌谣的人，显然读过扬雄的文章，换句话说，这首歌谣的作者绝非目不识丁的普通民众，而是有相当文化知识的文士或者士大夫。可惜的是，他们有的是时间去捕风捉影，去飞流短长，而从来没想过去真正用心走进一个人，走进他的内心，走进事实真相。而即使水落石出，事实确凿，世俗而势利的人们还是更愿意以自己的角度、自己的小肚鸡肠去评判扬雄，哪怕是误会，哪怕是曲解！也正因此，在误会中被捕的扬雄，在真相大白之后还是被误会包围着。
不知道这是扬雄的不幸，还是世人的不幸，亦或，我们这个民族的不幸。
“天禄阁事件”发生的第二年，痊愈后的扬雄被王莽官复原职，晚年的扬雄除了偶尔奉命参与朝政，仍以治学为事，同时继续收集资料，整理编撰《方言》。这部著作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用个人力量进行全国性方言词汇调查的一本书，自然也是我国第一部比较方言词汇。因家境一向贫寒，扬雄晚年，除了钜鹿人侯芭拜他为师，学习《太玄》《法言》，只有极个别的人前来向他请教，可谓门前冷落鞍马稀。
“寂寂扬子宅，门无卿相舆。”、“寂寂寥寥扬子居，年年岁岁一床书。”6年后，活了71岁、五世单传的扬雄无比寂寞的与世长辞。因两个儿子早死，还是好友桓谭和弟子侯芭帮忙治丧下葬的。
扬雄死后，有人问桓谭，扬雄的著作能流传下去吗？桓谭说了这样一番发人深省的话：人们常常看不起当世和离自己时代近的人，而把时代遥远的古人却看得格外贵重，这是人之常情。无论扬雄的俸禄、地位，还是容貌，没有一样是动人的，所以大家瞧不起他，然而他的著作一定能流传下去，只不过不是你我所能够看到罢了。
是的，正如桓谭所言，时至今日，我们除了能读到扬雄的《太玄》《法言》《方言》等著作外，还能读到他的四篇大赋等57篇文章。
但无论生前，还是身后，扬雄都遭受着世人莫大的误解。
而公元11年发生的“天禄阁事件”不过是不世出的扬雄饱受世人非议、误解的一个缩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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