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性•人文•文明之文化精神的分类1

人性·人文·文明之文化精神的分类1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百家争鸣的时代，当时社会战乱纷争，诸子百家各种知识，各显其能，争地盘、争霸权、夺财富，“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到西汉，才确立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儒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支柱，不仅指明了智人从野蛮原始走向文明的精神进化之路，还指出了美好生存状况的精神条件——“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文化来自人的理性思维，是人的本能之欲，理性化之后形成的。恶之欲的理性在物在利，善之欲的理性在生在爱。物、利的理性目的，是掠夺外在的东西，使之变成自己的东西，不考虑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生、爱的理性目的，是用自己的能力去爱护别人，呵护别的生命，需要考虑生存关系。

文化的形成，是一个漫长的理性化的过程，是善之欲和恶之欲的意念萌动生发出来的理性产品，内涵了恶之欲或善之欲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善恶本性，作用于外，有很大区别。恶获取物质利益，对抗外来伤害，维护自身生存；善关爱弱小，谦让和谐，以利种群的生生不息。无论善恶，原始生存时代，有同等的价值——生存和可持续发展。

文化的认识，是一个极为庞大、复杂、困难的系统工程，立场不同、视角不同、逻辑根据不同、观念意识不同，不仅有不同的分类，而且有不同的价值评判，正确与错误、先进与落后各有理论。因此，正确认识文化，不能陷在文化之中，要走到文化之外，站在以人为本的立场上，以生存关系之和为标准，用活生生的人的生存环境、生存状况来分析，用生存远景来展望，获得的认识才对人有好处，对可持续发展有好处。

以人为本，生存关系之和为标准，文化大致可归为两类。一类在物质在利益，保障人的生存需要；一类在精神在道德，洗涤原始智人遗传下来的野性，为生存关系之和创造精神条件。

物质利益是实用性文化的目的所在，恶之欲为原动力。物质利益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在物质利益带来的好处的引诱下，恶之欲从实用性文化升华为文化精神，实用性文化的发展和运用就有了物质精神的统一性。

物质精神在物在利，科学争物，商业夺利，文艺复兴之后，科学与商业文化飞速发展，获取物质利益的文化力量快速增长，文化智人的竞争意识日渐浓重，文化生存走上了唯物唯利、为我唯争之道。唯物唯利、为我唯争，文化不“理财正辞、禁民为非”，反而刺激野性，滋生贪婪，鼓励奢侈，文化生存离文明越来越远。

现存的世界文化极其丰富，有多种的分类方法。钱穆先生本着“自然环境之不同，尤要的如气候物产等之相异，而影响及其生活方式。再由其原始的生活方式之不同，影响到此后种种文化精神之大趋向”的观点，从源头上把世界文化分为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三大类型。而文化之内，包含了经济、政治、科学、宗教、道德、文学、艺术等七个要素。季羡林先生根据文化延续时间长、没有中断，影响较大，基础统一而稳固等，将世界文化划分为四大文化：中国文化体系、印度文化体系、波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体系、欧洲文化体系（《简明东方文学史》）。也有人根据历史形态，划分为8大文化体系，等等。

实用性文化从属于文化精神，不是文化分类的根据。文化精神是实用性文化的掌控者，或利于社会财富，或利于精神道德，或和于生存关系，是文化生存状况的决定者，因此文化分类应当以文化精神为根据。

根据文化精神，文化可分为三类：宗教文化，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宗教文化是人们敬畏自然发展出来的文化，文化支柱是上帝、是神、是先知，作用于人的精神。西方文化是人们为了获取物质利益，在实用性文化基础上形成的，发展社会财富，改善物质生活，其文化精神唯物唯利、为我唯争，有争夺、扩张、侵略等野性特征。中国文化尊重自然、尊重活生生的人，思考人的生存关系，“天人合一”、“天人相应”，讲求人自身的精神进化，讲求人与自然的和谐，讲求人与人之间的仁爱，塑造人性，建设文明。

西方文化，实用性文化为主为先，文化精神唯物唯利、为我唯争，讲实效，讲竞争，讲力量；中国文化，实用性文化为次为从，文化精神在仁义、在慈悲、在无为不争。宗教文化有天主教、伊斯兰教、犹太教、印度教、东正教等分别。我们现在所说的西方文化，是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发展出来的，以科学与商业文化等实用性文化为主体的文化，不同于文艺复兴之前，宗教文化为主导的西方文化。

中国文化中的佛、道有宗教色彩，但不同于宗教。宗教“仅信有一上帝，而绝不自信。惟待‘得救’，决不能‘自救’。”宗教文化的特征，有精神崇拜的偶像，敬畏、信仰、服从，也就是人把自己的精神寄托于外在的偶像身上，要求人们的精神向外寻求依托，而且偶像是神圣的，只能信，不容置疑、不容侵犯。中国的佛、道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