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陕西天兴县南出石鼓，有铭文，言秦王渔猎事，故称“猎碣”，初不见称于前世，至唐，人始盛称之。虞（世南）、褚（遂良）、欧阳（询）共称妙墨。韦（应物）、韩（愈）以降，歌咏赞颂不绝如缕，其名大显。清末，康南海以“中华第一古物”誉之。吴少甫秘藏珍本，题曰“天下第一宝刻”。周幽王取妻于西申，生平王，王或（又）取褒人之女，是褒姒，生伯盘（即伯服）。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回（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
于是，申侯与盟友拥平王为天子，其余诸侯则另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为周携王。二王并立的局面让诸侯国看到了周室的衰微，于是“诸侯彊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曰：“戎无道，侵夺我岐、丰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与誓，封爵之。襄公於是始国，与诸侯通使聘享之礼，乃用骝驹、黄牛、羝羊各三，祠上帝西畤。
自秦非子时期开始，秦人就在偏僻的岐雍之地为周天子养马戍边，长期与西部草原的“夷狄”杂居。然而秦人的先祖来自东方，他们在主观上始终积极拥抱着周文化，过着半游牧半华夏化的生活。公元前821年，秦庄公败西戎，受封西陲大夫，赐犬丘之地。公元前770年，秦襄公派兵护送周平王东迁，从而获封为周的诸侯。天子许诺，若秦赶走戎人，所收土地可尽归秦人，成为秦的国土。昔我穆公自歧雍之间，修德行武。东平晋乱，以河为界。西霸戎翟，广地千里。天子致伯，诸侯毕贺，为后世开业，甚光美。会往者厉、躁、简公、出子之不宁，国家内忧，未遑外事，三晋攻夺我先君河西地，诸侯卑秦，丑莫大焉。献公即位，镇抚边境，徒治栎阳，且欲东伐，复缪公之故地，修缪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于心。宾客群臣有能出奇计强秦者，吾且尊官，与之分土。
“诸侯卑秦，丑莫大焉。”是秦人的喉中之鲠，孝公信任商鞅，变法强兵，国力日强；从牧马西陲到横扫六合，坚韧务实、百折不挠的秦人书写了一部逆袭史。《石鼓文》所录十篇四言叙事古诗，记述了秦襄公受封归国后的田猎祭祀活动。秦襄公用这次极具政治意义的活动，在获取了祭品的同时还等于进行了一次演武练兵。秦国通过炫耀武力而威慑犬戎，以谋求西部边陲的霸主地位。郭沫若曾言：“石鼓文是诗，两千六百年前古人所写所刻的诗，遗留到现在，这样的例子在别的国家并不多见。它在诗的形式上每句四言，遣词用韵，情调风格，都和《诗经》中先后时代的诗相吻合。这就足以证明，尽管《诗经》可能经过删改润色，但在基本上是原始资料。因此，我们对于《诗经》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便有了坚实的凭证。而且，石鼓刚好是十个，所刻的诗刚好是十首，这和《小雅》《大雅》以十首为‘一什’的章法恰恰相同，这也恐怕不是偶合。故从文学史的观点来看，石鼓诗不仅直接提供了一部分古代文学作品的宝贵资料，而且更重要的贡献是保证了民族古典文学的一部极为丰富的宝藏。”这十篇刻在花岗岩石鼓上的四言古诗，创作风格与写作手法皆与《诗经》相仿，被学者公认为一部赞颂秦君功业的历史史诗。故宫博物院藏“而师鼓”
《而师》篇，该篇有天子命辞，应是襄公归国前，周天子对他的封赏和勉励。所以此篇是追叙秦襄公出师送平王东迁后凯旋时事。
故宫博物院藏“汧殹鼓”
《汧殹》篇，写汧水风物之美、游鱼之乐和捕鱼之事，可知此次渔猎活动的地点是汧水流域，而活动的次序是先渔后猎。
故宫博物院藏“霝雨鼓”
《霝雨》篇，“霝雨”即落雨，此篇描写秦君在汧水捕鱼，渔罢天降大雨，河水猛涨，人马在雨水中行进的情况。在行进过程中，行于水浅处，人马涉水，行至水深处，则乘船而行。
故宫博物院藏“马荐鼓”
《马荐》篇，描写雨注天晴，天空中出现彩虹，草木也因雨水的清洗而更加清新悦目、蓬勃茂盛。
故宫博物院藏“乍原鼓”
《乍原》篇，承《霝雨》《马荐》篇之后，叙述秦人在暴雨洪流过后整治原野、疏通河流、治理道路、栽植树木的活动。
故宫博物院藏“吾水鼓”
《吾水》篇，与《作原》篇前后贯通、互为照应，秦人通过整治原野，使水清道平、嘉树则里。他们选择田猎吉日，人员车马列于修治好的平坦大道上，整装待发。
故宫博物院藏“田车鼓”
《田车》篇，此篇诗文先是对田猎的车马夸赞了一番，然后描写人员与车马登上高平的大猎场开始田猎的场面。
故宫博物院藏“车工（吾车）鼓”
《车工》篇，开篇依然是盛赞田猎的车马，紧接着描写了田猎方盛的情况。麀鹿奔逃，猎者或包围驱赶，或以弓矢射杀，人兽驰驱，尘土飞扬，场面壮观热烈，田猎活动进入高潮。
故宫博物院藏“銮车鼓”
《銮车》篇，此篇继续描写田猎之盛并记录了清点大量猎获物的情况。从大量传世文献可知，古人田猎结束后，对所获猎物进行认真清点是例行之事。
故宫博物院藏“吴人鼓”
《吴人》篇，叙述田猎之后，用所擒获的猎物进行祭祀活动的情况。秦襄公完成护送周平王东迁的任务，受到了天子封赐，归国后必然要进行祈祷祭祀活动。而此次活动所需的祭品，皆得自于前九篇诗文所叙述的渔猎活动。
有关石鼓文之顺序，历来众说纷纭，
此文参考徐宝贵著《石鼓文整理研究》
（石鼓图片来自网络）
这部史诗被镌刻在十个鼓形的花岗石上。唐韦应物《石鼓歌》言：“石如鼓形数止十。”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云：“石形如鼓，其数有十。”据郭沫若推测其“鼓形”所象征的是天幕，犹如北方游牧民族心中永恒神圣的穹庐，秦人以石鼓来纪念秦襄公的丰功伟业。这种特殊的形制很有可能与秦人的祭祀或宗教密切相关，从而具有非常明确的象征意义。石鼓自唐初被发现后，受到了历代学者、书家的狂热追捧，为石鼓文所展现出来的书法艺术所倾倒。他们赋诗作文，赞颂石鼓文书法的雍容肃穆、雄浑豪放、大气磅礴和端庄自然。·唐代·
窦臮《述书赋》云：
籀之状也，若生动而神凭，通自然而无涯。
远则虹绅结络，迩则琼树离披。
张怀瓘《书断》云：
体象卓然，殊今异古。落落珠玉，飘飘缨组。
仓颉之嗣，小篆之祖。以名称书，遗迹石鼓。
·宋代·
苏轼《石鼓歌》云：
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
·元代·
张养浩《石鼓诗》云：
苍姬一变史籀出，鲸攫鰲呿凤鸾捩。
周伯温《石鼓赋》云：
法皇颉之妙画，续《小雅》之变风。
蔚兮九天之仪凤，蜿兮六合之神龙。
·明代·
唐之淳《石鼓诗》云：
质若切元玉，制若覆冷釜。
气若镕五金，文若断钗股。
·清代·
程晋芳《游太学观石鼓》云：
煌煌四百六十字，紫凰威凤争飞翀。
康有为《广艺舟双楫》云：
若石鼓文则金钿落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截，
自有奇采。体稍方扁，统观虫籀，气体相近。
近代以来，更有愈来愈多的文人学者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石鼓文的相关研究领域，从铭刻与文字到历史与文学再到书法艺术，其成果之多，不胜枚举。秦国在半封闭的社会状态之中，孕育了与各诸侯国不同的文化特色，其文字始终以《史籀篇》字书为基础，从而使周秦文字得到了连续、稳定的发展。《汉书·艺文志·小学》云：“周宣王太史，作大篆十五篇，建武时亡六篇矣。”《说文解字叙》云：“及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由此可知“史籀”为“太史籀”简称，其中“太史”为官阶，“籀”为人名。张怀瓘《书断·神品》列史籀为首，评《石鼓文》书法云：“乃开阖古文，畅其纤锐，但折直劲迅，有如镂铁，而端姿旁逸，又婉润焉。若取于诗人，则《雅》《颂》之作也。”安思远旧藏元明间拓《石鼓文》之“马荐鼓”“吾水鼓”作为“史籀之裔”“小篆之祖”，石鼓文呈现了中国文字发展历程的关键一环，是周秦汉唐文字一脉传承的保证。历代书家为其吸引、受其哺育。《衍极》刘注引郑夹漈曰：“方册者，古人之言语；款识者，古人之面貌。三代而上，惟勒鼎彝，秦人始大其制，而用石鼓。始皇欲详其文，而用丰碑，自秦及今，惟用石刻。”刻石的兴起是铭刻发展的里程碑事件。尤自清季金石学、碑学兴盛以来，学者、书家对古代铭刻书法的痴迷，让石鼓文书法备受推崇，影响空前。邓石如，时誉“四体书具为国朝第一”，曾自称：“余初以少温为归，久而审其利病，于是以国山石刻，天发神谶文、三公山碑作其气，开母石阙致其朴，之罘二十八字端其神，石鼓文以畅其致，彝器款识以尽其变，汉人碑额以博其体。”包世臣言其“好石鼓文，…临百本，…以纵取势，博其趣。每日昧爽起，研墨盈盘，至夜分尽墨始寝，寒暑不辍，五年篆书成。”并评其书云“山人篆法以二李为宗，而纵横阖辟之妙，则得之史籀，稍参隶意，…”吴昌硕，近代以来世所公推为“金石书画巨匠”，于石鼓文用功最勤，他说：“予学瑑，好临石鼓，数十载从事于此，一日有一日之境界。” 吴氏所临石鼓文无计其数，从早年的工稳端庄，中年的恣肆随意，到晚年的貌拙姿奇、自成一家。他将石鼓文书法化入书、画、印之中，形成了酣畅淋漓、气度恢弘的个人风格。除邓石如、吴昌硕外，还有诸如王福庵、吴大澂、邓散木、罗振玉、郭沫若等近代金石学者、古文字学者及书法家钟情石鼓，在心摹手追之中衍生出面目各异的书法风格。唐宪宗时，石鼓曾经存放在凤翔孔庙，后经五代之乱而散佚。宋皇祐四年，向传师重获遗失之鼓，虽然凑齐十鼓，但该鼓已经被民人凿成米臼。宋大观年间石鼓从凤翔迁到汴京，先置辟雍，后入宫中稽古阁，宋徽宗宝爱之，命人用金填入字口，以绝摹拓之患。金兵破汴京后，将石鼓掠走，运往燕京国子监，此后明清两代，石鼓存放地一直未变。抗日战争期间，石鼓被迫南迁，最后转移至四川峨眉县西门外武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石鼓重新运回北京，现存故宫博物院石鼓馆。石鼓命运多舛，每逢盛世才能得到妥善安置和保护，故有“国运昌，石鼓安”的说法。如今，石鼓的鼓面文字剥蚀残泐，原有字数已不可确知。现存文字如不计重文、合文仅剩三百五十六字。其中，“马荐鼓”更是一字不存。所以，《石鼓文》存字的多寡一向是学者和收藏家关注的焦点，这就让存字尚多的石鼓文早期拓本，成为了举世瞩目的书道秘笈，堪称金石碑帖领域的“国宝至尊”。《石鼓文》一些早期版本的翻刻本，也因原拓已毁或真龙难见而具有非常珍贵的艺术价值乃至文献价值。《石鼓文》唐拓不存，而北宋拓存四百二十二字之范氏“天一阁本”又毁于兵燹，因此，世人常以传安国“十鼓斋”旧藏先锋、后劲、中权本“宋拓”《石鼓文》（现藏日本东京三井纪念美术馆）为最善本。紧随其后，便是潘奕隽、吴云、李启严、安思远递藏之元明间拓本，此册第二鼓第五行“黄帛”两字左侧未见石花，因传世宋拓“先锋”“中权”“后劲”三本“黄帛”两字左侧皆有黄豆大小石花，又因“天一阁宋拓本”三种清代翻刻本“黄帛”两字左侧亦皆无石花，故近年引发了日本藏“宋拓”《石鼓文》真伪问题的争论。日本三井纪念美术馆藏中权本《石鼓文》“黄帛”二字处日本三井纪念美术馆藏先锋本《石鼓文》“黄帛”二字处日本三井纪念美术馆藏后劲本《石鼓文》“黄帛”二字处所谓明代大藏家安国“十鼓斋”旧藏先锋、后劲、中权三本，据传为道光年间安国后人拆售天香堂，于梁间所发现，旋即入邑人沈梧之手，遂流往东瀛。此三本通过各种渠道相继出版、广泛印行，甚至其翻印本也早如过江之鲫，对今日书坛之影响已经达到难以估量的程度。2020年6月，马成名先生于《典藏·古美术》第333期撰文《关于明朝安国“十鼓斋”收藏宋拓<石鼓文>之我见》指出：所谓明朝大收藏家安国“十鼓斋”收藏的《石鼓文》是翻刻本，安国没有收藏过，而且安国亦没有“十鼓斋”和“天香堂”的室名，沈梧亦没有收藏过。是上海艺苑真赏社主人秦氏所伪造。
从前小时候祖父曾经讲过，安国的《石鼓文》是做假骗日本人的。而且对他们讲不能告诉外人。
上海艺苑真赏社创办于1915年，创办人是秦文锦、秦清曾父子。秦文锦是晚清书画金石家秦祖永之孙，富有收藏，精通金石。曾赴日研习先进技术，尤重出版印刷。秦氏父子经营的“艺苑真赏社”，与当时的“有正书局”“文明书局”“商务印书馆”均以出版高级碑帖版本为业，提供给收藏家、研究者和碑帖爱好者。他们的出版物常标榜版本的高古罕见，但是当时即有人对艺苑真赏社出版的碑帖有所怀疑。今人碑帖爱好者陈郁先先生近有一文《读碑记─民国艺苑真赏社碑帖影印中的“移花接木”》。陈先生近年购得原为艺苑真赏社秦氏收藏的碑帖拓本，与艺苑真赏社当年印刷出版的该碑帖相校阅，发觉拓本与印刷品多有出入。题跋有移花接木，拓本有张冠李戴，加盖伪收藏印鉴等作伪手段。
经过马成名先生的细致考证，发现了诸如“拼凑翻刻”“移花接木”“张冠李戴”“加盖伪印”等疑似作伪情况，在《石鼓文》先锋、后劲、中权三本之中，均有发生。翻刻，是以原碑石的拓本为范本，重新再刻一块碑石。其破绽往往在于僵硬迟滞的石花以及因残泐与笔道交融难辨而产生的翻刻谬误。例如原石拓本笔划之间虽有损泐但尚能辨认见到笔道，翻刻本则一片模糊或损坏地方也变成笔划了。第一鼓《吾车鼓》第四行第二字“邋”字，“辵”部下“止”，中部竖笔顶。原石本有石花而与上横划不连。安国本石花已变成笔划与上横划相连。第三鼓《田车鼓》第二行第四字“簡”字，左边“个”部中竖点。原石本下部有石花而不与下“卪”部相连。安国本石花已变成笔划一笔直下。第三鼓《田车鼓》第五行第二字“寫”字中间，安国本多刻两点，原石本其实此处是石花。第三鼓《田车鼓》末行第一字“庶”字，“火”部中间长撇笔。原石本中间虽有石花但一笔相连。安国本撇笔中断，石花与笔划交代不清。第四鼓《銮车鼓》第七行首二字“陽趍”，原石本笔道石花自然。安国本软弱，毫无精神，且石花星碎，明显人工雕琢翻刻本特征。第五鼓《灵雨鼓》第八行第三字“深”字，“
”部右点，原石本右点左旁虽有石花，但起笔清晰。安国本误刻石花与笔划成一笔。
第六鼓《作原鼓》第二行第二字“徰”字“正”部左竖笔。原石本上面小点是石花。安国本已将小点石花与竖笔误刻成一笔了。第六鼓《作原鼓》第二行第四字“
”字“爫”部右点下部。原石本虽有石花但笔划清晰。安国本已将石花与点笔刻成一笔。
第六鼓《作原鼓》第九行第四字“
”字“
”部中二小横划。原石本笔道清晰，安国本误刻小横划已泐。
第六鼓《作原鼓》第十行第一字“
”字“皿”部下横划，原石本能见笔道，安国本刻不成划。
第九鼓《吾水鼓》第六行第二字“吾”字“口”部，原石本笔道清晰，安国本“口”部与右石花相连，刻不成字。第九鼓《吾水鼓》第五行第二、三、四字“隹、丙、申”，安国本明显翻刻征状，特别“申”字之石花。“安国和华夏都是明朝嘉靖年间的大收藏家，二人收藏的宋元书画现在存世收藏在博物馆和私人的有很多，在这些公、私收藏书画中，有二人收藏印的亦很多。但‘十鼓斋石鼓文’拓本中二人的收藏印，在二人存世公私收藏的书画中一方都没有出现过。而二人在存世公私收藏的书画中，所用收藏印在‘十鼓斋石鼓文’拓本中亦一方都没有出现过。这不能不使人怀疑‘十鼓斋石鼓文’中二人收藏印的真实性。再以‘十鼓斋石鼓文’册后的题跋看，前后题跋有矛盾，人物时间有谬误。”
——马成名
马成名先生在“三本”题跋之中发现的疑点共有六处，分别为：综上所述，从“十鼓斋石鼓文”拓本中找出翻刻本的征状。安国、华夏二人收藏印，在二人收藏其他书画中找不到相同的印鉴。册后倪瓒、浦源、安国等人的题跋，多处出现矛盾和谬误，足以否定所谓明朝安国“十鼓斋”所收藏的《石鼓文》为宋拓本的真实性。那么，所谓“宋拓”《石鼓文》先锋、后劲、中权三本，应该可以排定系上海艺苑真赏斋主人秦氏所伪造。《关于明朝安国“十鼓斋”收藏宋拓<石鼓文>之我见》原文见《典藏·古美术》第333期，2020年6月。如此，《石鼓文》唐拓不存，而所谓传世“宋拓本”也极有可能皆为赝品。所以，就目前传世《石鼓文》诸拓，其“最善本”应属潘奕隽、吴云、李启严、安思远递藏之元明间拓本。即本次雅昌二玄携手山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安思远旧藏善本碑帖选”之元明间拓《石鼓文》。此本经清代鉴藏家吴云根据《石鼓音训》记载，定为元代至元前拓本。相对于传世其它早期版本而言，其更可宝贵之处，在于整纸而未剪裱，可以看到石鼓文最原始的样貌，从而使其文献价值与艺术价值均可谓独占鳌头。吴云跋此本“乍原鼓”：“庚午重阳节，晴窗清晦，阅此古拓，欣然取旧纸临写数行，觉腕底增瘦劲之气。”并题“天下第一宝刻”。安思远旧藏《石鼓文》拓本，前有陈元素题首，末有翁方纲、潘奕隽、吴云等人跋。此本乾隆时曾为江艮庭收藏，后归杨寿门，曾在潘奕隽三松堂月余， 后归吴云二百兰亭斋秘藏， 又归李启严，于一九九二年被安思远购藏。安思远旧藏元明间拓《石鼓文》翁方纲、何绍基、吴云跋二〇一八年十一月嘉德秋拍，此本与另外“安思远旧藏善本碑帖十种”一同以1.9亿人民币落锤拍出。本次出版，以原色原寸精印，从图像采集到印刷装订，雅昌二玄以复制级工艺标准，严格把控每一个编辑和生产环节，最大限度的细致还原“最善本”的独特观感。尤其难得的是，本册《石鼓文》在原色原寸法帖之后，另附精选单字放大图片，高倍率的放大印制，几乎覆盖了所有拓本中完整可辨的文字。此次放大出版的最终实现，得益于最初的图像采集工作。在“安思远旧藏善本碑帖选”项目启动之初，雅昌二玄用最专业的设备对拓本进行了全局微距图像采集，完美保证了编辑内容的清晰呈现。让这次非常规的放大印制依然表现出了高端艺术印刷所应具备的优秀素质。从亿级像素的图像采集、数易其稿的装帧设计、极尽精微的制版调色、字斟句酌的编辑审阅直至逐版微调的实机印刷，雅昌希望这套图书能够真正做到“从古代善本到当代善本”的飞跃。采用更先进的现代印刷技术手段出版真正的“善本法帖”，是雅昌二玄”对出版精神的传承，也是对古籍和读者的致意。雅昌出版“安思远旧藏善本碑帖选”之“元明间拓《石鼓文》“最善本’”即将面世，它将帮助读者“重新认识”石鼓文的“真实面貌”，当我们展卷谛观，会发现它远比我们印象中的那部碑帖更加壮美恣肆、朴茂高古、生机勃勃。吴云盛赞之“天下第一”，诚不谬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