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的崩溃》一书中之逻辑论证

茅海建先生在《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一书中，以大量之史实，严密之论证，阐述了大清之所以在鸦片战争中落败，不仅仅因为船不坚、炮不利，军 队与官 员腐败无能，根本原因是“中国的落后和保守”。故欲求中国之胜利，则必须尽快现代化，军 队与政 治均须现代化。

而基于铁的史实进行论证时，先生使用了许多逻辑知识。今特从书中摘录一二，以飨读者，以见逻辑知识之重要性也。

归谬法

在绪论《由琦善卖国而想到的》中，作者在用史实一一反驳了关于琦善卖国的四项罪名之后这样写道：

我们若放开那些对琦善的具体指责，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问题，不难看出，琦善卖国说的根由在于：他不主张用武力对抗的方式，来制止英国的军事侵略，而企图用妥协的方式，达到中英和解。

于是，“妥协”即被目为“投降”，而“投降”又被提升至“卖国”。帽子正是如此一顶顶地戴到了琦善的头上。

扣帽子、打棍子，而不讲道理的做法，不正是我们所常见的吗？君不见，建国后的历次运动中，不辨事实，随便给人扣顶“反口命”“口资派”的帽子，即可令你永世不得翻身是也。对此，作者进一步分析道：

如果我们再细心地核查琦善在鸦片战争中的所作所为，不难发现，除在一些细小之处，琦善有蒙混道光帝的举动外，在根本问题上，他大体上是按照道光帝的决策行事的……琦善的确主张妥协，但妥协一策，非琦善所提出，却出自道光帝的钦定。因此，妥协的责任，本应更多地由道光帝来承担，而不是由琦善来承担。若如此，按照妥协即投降、投降即卖国的逻辑，身为“天朝”大皇 帝的旻宁，岂非自己也要“卖国”予“岛夷”？这实乃匪夷所思。

作者为反驳此种因琦善与英方妥协而给他戴上“投降”“卖国”高帽之做法，运用了归谬法进行反驳：

既然琦善的妥协即投降、即卖国，

那么，此种妥协又是由道光帝钦定的，

所以，北京紫禁城里的道光帝也是投降、卖国的；

而大清国是道光帝家的，

所以，道光帝的投降、卖国是不可思议的。

因此，说琦善的妥协是投降、卖国也就站不住脚了。

以偏概全

在第1章《清朝的军事力量》中，作者从清军武官吃空饷、克扣兵饷、贪赃枉法、祸害社会等方面，以翔实之史料，得出：“鸦片战争时期的清军，本是一个难得见到光明的黑暗世界”。“训练废弛，军纪荡然”“清军已经腐败”，故而在“鸦片战争中，清军在作战中往往一触即溃，大量逃亡，坚持抵抗者殊少”。

事实俱在，然而，“眼下流行的各种鸦片战争的论著中，一方面承认清军已经腐败，一方面又使用了既模糊又明确的说法，‘广大爱国官兵英勇奋战’云云，似乎只是一小部分上层人士对此应负责任，而下层官兵毫无责任可言”。

其实，不仅是论著中，就连许多关于鸦片战争的影视作品，不也如此表述吗？针对此种现象，作者指出——

他们的例证，正是小部分在抵抗中牺牲的将士。且不论这种以偏概全的方法在逻辑上的错误，就此一说法的倡导者的心态而言，多多少少又有一些阿Q的味道。

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此种阐述，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谬误，即从小部分英勇抵抗而牺牲的将士（如在海龄指挥下，为保卫镇江而伤亡的四百多名八旗将士），而得出“广大爱国官兵英勇奋战”的结论。此种做法，非但不尊重历史，反而亵渎了那些为国捐躯的英烈!

而这种以偏概全的做法，在许多所谓专家学者的著述中，正不知有多少呢!

贪官与忠臣并不矛盾

在第5章《东南壁垒的倾塌》之《厦门石壁》一节中，作者详细记述了督闽的颜伯焘所主持的用花岗岩修建“当时中国最坚固的线式永久性炮兵工事——石壁”等防御工程。然而最终还是不免于1841年8月26日战败，当此之时，“坐镇督战的颜伯焘，目睹锐不可挡的逆夷‘凶焰’，忍看这半年的种种努力转瞬间化为灰烬，与兴泉永道刘耀椿‘同声一哭’。到了此时，他由战前的极度自信转为极度恐惧，率领文武官员夜渡，逃亡同安。岛上清军失去指挥，陷于混乱，纷纷溃散……”。

而当1842年初，颜伯焘免职还乡。时任汀漳龙道的张集馨，详细记录了他路过漳州的情况：

“前帅回粤，道经漳城。二月杪，县中接上站差信，预备夫马供张。至初一日，即有扛夫过境，每日总在六七百名。至初十日，余与英镇迎至十里东郊，大雨如注。随帅的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

作者对此判断道，“颜伯焘于1841年2月到任，次年1月免职。在这仅仅一年中，辎重就有如此许多（其中亦包括包揽客商货物，动用驿站车马人  而赚钱等情事），真可谓搜刮有道无度。其中果无取之海防银两者耶？”

然而即便由此得出颜伯焘是个贪官，作者却并不否认他是个忠臣，“在当时的政 治操作中，‘贪官’与‘忠臣’并不矛盾。颜伯焘的这种贪婪，并不妨碍他对清王朝的忠诚”。

这实在有点出乎我的预料，一个贪官，居然还会是名忠臣？岂非咄咄怪事？然从逻辑上看，却又的确如此。

贪官与清官是一对概念；

奸臣与忠臣是另外一对概念。

是贪官就不能是清官；

是奸臣就不会是忠臣。

然从逻辑上看，贪官即可是奸臣，也可是忠臣，其中并无必然之矛盾可言。

而颜伯焘无疑属于后者，既是贪官，又是忠臣。

全书中严密之逻辑论证多有，兹举上述三例，可见逻辑知识之重要也。

二O一九年九月八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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