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陈仲明:合适的时间撞上了合适的人——考大学琐忆
这里是《三坔夜话》,李老师斯时乡轩临窗,于此跟你诗词吟哦,抒怀述志,漫笔人生,点情碰心,说故事,聊语文,话庄道巷,谈古论今,......
编者微语
陈氏仲明教授,江苏泰兴人也,其号听雨斋主、若水庐主,为著名学者型实力书法家,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美术系。陈教授乃国内首个书法本科专业主创建者之一。九州著名风景名胜多有其墨香,且书法风貌独特,气势壮阔,气韵清远,为观者所惊叹。然世人闻先生墨馨者众,知先生早年之苦、人生奔走之劳者寡。
余为陈教授同乡,久仰先生大名,亦略晓先生童悲少苦与志才,故尤敬先生之以苦磨志,忍于市井乡野,终修炼成正果!去岁至今,又蒙陈教授垂爱,微信交往时频,于先生了解渐深,由是窃生感慨,几欲化为文字以书其人,又恐不度己量力,位卑言轻,难抒胸臆,而踌躇再三!今先生将其《合适的时间撞上了合适的人——考大学琐忆》专微于余,感激感慨又何如?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增益其所不能......"以孟子之言观仲明教授,又何尝不是?遂萌一愿,欲将先生之文发于余之公号。先生得知,修改凡三,方允;治学之严谨,由此可见。为飨读者,于先生之文获人生之启迪与教益,现特发于此!
合适的时间撞上了合适的人——考大学琐忆
陈仲明
青涩饥寒 芳华苦艰
古语称15岁的男儿为成童,这本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青涩之龄,然而自幼失祜的我于这个年龄却饱尝了饥寒之愁。成童,亦是“年少不知曲中意”之龄,因而在那时“红色风暴”中兴起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中,懵懂无知本不足龄无缘于此的我竟报了名下乡插队,并由此于我的人生芳华期开始了异常的苦艰生活。
15岁,不足龄报名下乡插队,于泰兴城里,我的确算是一个毛头男孩了。报名时,我被那种敲锣打鼓的氛围感染了,全然不知道农村的生活是那么的艰辛。那个会抽烟的上了年纪的女班主任老师,她应该是知道农村之苦的,但她没有阻止我这个不足龄的毛头男孩报名下乡。这样,我年少服苦役也就成了必然。
在泰兴毗卢寺乡下的水田里,我耙地、栽秧、挑肥......肩肿了,脚烂了,衣破了,肚饿了,可谓饥寒交迫呀!于是,我去做了石匠,劈石做门槛等等,谁知道石匠活又是怎样一种累而高危的活计啊!
劈石的活儿做了一段时间后,隔壁杨金甲工程师将我介绍到过船石工队,建造水闸和桥。这是做建筑的石匠。酷暑,几十米高空赤膊抬石头......标准的重体力活而又充满危险,可却是石匠工人的日常活。这是比瓦匠还苦的匠人。天星港附近的翻身闸,泰兴小西门的拱桥,这些建桥的工地上,那时都有我这个瘦弱小石匠的身影。
一起打工的石匠是东门外朱庄的。我从毗卢寺将分得的算作口粮的100斤水稻,挑在肩上,走了二十几里路进了城......他知道了,说,你干脆调到我们朱庄,省了几十里路啊!当时对户口回城我已经绝望,心想如果调到朱庄,就是城边的乡下人,每天从家里的清代民居到这城东的朱庄田间可以步行来回,以后再买个破自行车来回就更方便了——这,于是乎真的成了我的一种念想与奢望!
主任帮忙 无心插柳
朱庄属于城东公社,这里谁能帮我呢?父亲死了,我母亲是大字不识的劳动妇女一个,没有任何社会脉络。我只有厚起脸来请邻居张主任帮忙。张主任帮我找了朱庄的大队支书,一位姓阚,一位姓唐,请他们将我的户口迁到那个同伴石匠所在的三队。支书开出的条件是必须请那个生产队的人吃顿饭:一户一个代表。那时宴席是猪6碗,我记得请了几桌人。
于是,我这个南乡毗卢寺的石匠,变成了东乡朱家庄的石匠——一个以苦力为生聊度温饱的小石匠,当时我是绝对不会想到,这一人生又一次的“迁徙”会成为了以后我的“歪打正着”,成为了我命运的“无心插柳”!古语的“人挪活”,还在我身上真有了应验!
在建造县城小西门桥的时候,有传闻知青可能会回城。如果我不安心种田,这种偷偷摸摸做石匠的行为,恐怕到时会以思想落后不让回城。那会,谁不想跳出“农门”进“龙门”啊!于是我想,我得回去种田了。放弃了石匠行当,又是风里来雨里去的一个田间农夫。
再当农民 幸运降临
在朱庄,夏天挑水浇花生,推粪车,高温下在滚烫的稻田肉耙,酷暑时节数十度的高温扛粮进仓,冬天严寒上河工赤脚挑河,我都和当地农民一样干活。秋收的晚上,挑着分的粮草,从油厂的渡船而过。经过灯光球场,城里人在兴致勃勃地看篮球比赛,我穿着汗迹斑斑盐霜累累的破衣,从球场外的砖墙挑担而过。
合适的时间,撞上了合适的人——如同大长腿撞上了体育教练。常常看到报道,贫困村庄或男娃或女娃,由于遗传基因,长着两条长长的腿,撞上了田径教练篮球教练,捡到了天上掉下的馅饼,成了专业运动员,于是这辈子改变了命运。
我的遭际与此颇相似。
迁移到朱庄,就是准备一辈子做农民的。张主任帮忙,让我从遥远的毗卢寺挪到了靠城朱家庄,虽然都是农民,但对于一辈子再也进不了城的绝望的年轻人来说,靠城边也是心理上的一种慰藉。
那一年临近春节,大场上在排节目。在毗卢寺的时候,我参加过大队宣传队,负责吹笛子。一人独居乡村,精神枯颇临枯竭,晚上吹笛子解闷,人家才知道我会吹笛子。到了东乡,早出晚归,人家不知道我会这一手,所以大队宣传队也没有我的份。那天,在官东的晒场上,等着队部晚饭的粯子粥的煮熟,看见那个农村青年拉二胡,我不知怎的,鬼迷心窍,抢过他的二胡说,我来拉。也就是拉了短短的10分钟,这或许就是泰兴说的“小甩子显摆”。最为凑巧的是,官沟小学的凌国卿老师看到了这一幕。
事情过去半年,我还是种田人一个。
那一年,扬州专区教师培训班设在泰兴师范,叫红师班。负责培训的都是南京师院和南京艺术学院的音乐老师。邓小平复出,院校开始招生了。艺术类的,有特长的报名。城东公社都是投亲靠友的散点知青,人数不多,公社没有这类人才可以推荐考试。刚巧凌国卿老师到公社去,听说这个事,插嘴说那个庄上有个知青会乐器的,于是我就凑巧撞上考试运了。
虽说考试,其实也就是考着玩玩,知青招工都是遥遥无望的事情,何况上学?而且还要专业考试。到了泰师里面,教室里坐满了那些负责教师培训的省城南京的大学老师,我没抱能考上的奢望,所以落落大方,拉琴吹笛,最后还要唱歌。说实话,我也没有受过专业美声训练,就模仿高音喇叭播放的《毛主席走遍祖国大地》吼了一通,然后打道回乡下去了。后来在文教局工作的熟人告诉我,我得了最高分90分,但我还是没有抱上学的期望。你想想,一个仅仅上了初中一年级的人,上大学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半年过后,突然发来录取通知,改变命运的日子来了。农村高强度的劳动,是没有失眠之说的,可是那天我失眠了,有生以来的第一次失眠。
往事回味 不胜唏嘘
许多年之后,考试在场的南师钢琴老师蒋永安,还有南艺的作曲老师易人,他们叙说了当时考试的情况。直到中年以后,我才知道我能录取的真正原因,和我的二胡笛子演奏没有一毛关系,而是我的嗓音优势,压倒了其它考生(包括同时考试的上海南京知青)。这就是大长腿碰上了田径教练和篮球教练,嗓子好的碰上了识货的音乐专业老师。合适的时间撞上了合适的人。一时的小甩子之举,撞上了人生转折的大运。每每回味,真的唏嘘不已。
其中还有一出最有戏剧性的重要情节,那时乡间的通讯都是人工传递信息,我所在的大队指导员李有方,他接到别人转来的口信,以为是让我到县里开会,但上了年纪的他,居然把这事忘了。那时没有厕所,都是芦苇圈的露天茅缸,一大早,我从遥远的马家荡赶到队部,到茅缸小解撞上了光着屁股正在拉屎的李指导员。他拍拍大腿说:哎哟,忘了,你今天去县里开会。我听的莫名其妙,我算老几,让我去县里开会干嘛?不过,还是借了一辆破脚踏车,嘎吱嘎吱地往20里路外的县城赶去。
那时县文教局部分人员办公在文化馆对面的平房里,我找到唐阿姨——电影院陆鹏林经理的夫人,她急吼吼地说:开什的会啊,你去考试!
我这才如梦大醒,我是来考试的。
我想,如果没有一同谋生的小石匠的建议,如果没有毗卢寺迁移的东乡之行,如果没有短暂的十分钟拉二胡之举,如果没有那乡村老师偶然到公社而多言,如果没有李有方指导员突然想起“开会”之事,如果没有一批省城专业老师的对我嗓音的判断,天上掉下的馅饼就和我无缘了。犹如大长腿少年没有在合适的地点、合适的时间碰上体育教练……天与命也!别说是犹如蝼蚁的我,往往世界上的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许多重大人物的成与败,也是偶然的细节而决定的。
记着张主任的恩德:张主任帮忙挪户口是一个转折的重要契机。
大概过了知天命的五十以后,我已经彻底告别了音乐生涯,一次找省歌舞剧院的老乡、演唱家陈文生,他和我曾经是同届的工农兵大学生。他在南京艺术学院学声乐,我在南京师范学院学器乐。
知天命的我在他那儿随意吼了几句。
他脱口而出,你可惜了。
我说,我怎么可惜了?
他说,你如果搞声乐,就没有我了。
那时陈文生已经以江苏蒋大为(指演唱风格)的誉称而驰名歌坛。他的意思是我的嗓音素质远远比他好,如果搞声乐,会远远超过他。遗憾的是,我的性格不喜欢上台亮相,喜欢静默而为,曾经的一段岁月,精力扑在乐器上,后来由于一些原因,我又和音乐诀别,改成笔墨涂抹之业了。
如果我错过了天下掉下的馅饼,我这个只有初一文化的插队知青,如今肯定是泰兴城里摆摊而被城管驱逐的一分子。
哎——人生的变数啊,有时如同四季的轮回,有时又如大梦一场!我就做了个这么一场人生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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