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洛克《教育片论》与汪辉祖《双节堂庸训》
不比不知道
——读洛克《教育片论》与汪辉祖《双节堂庸训》
有时候，对比是件十分有趣的事情。比如，最近在读【英】约翰·洛克（1632年～1704年）的《教育片论》。该书出版于1693年（清康熙32年），是他流亡荷兰期间，应朋友爱德华·克拉克夫妇之请，为“最好地抚养和教育他们的小儿子而出谋划策”。
突然就想到早就立于书架上的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之《中国历代家训丛书》中的几本，其中《颜氏家训》《温公家范》《袁氏世范》都读过，《帝 王家训》也曾粗略翻过。
前三本去今久远，不谈也罢；而《帝 王家训》也不是写给我们这些普通人读的，比如像雍正在《圣谕广训》中所言“法律者，帝 王不得已而用之也”（《讲法律以儆愚顽》）；“朝 廷立法之意，无非禁民为非，导民为善，黜邪崇正，去危就安”（《黜异端以崇正学》）。
如此法律，便是帝 王手中之工具，为的是“禁民、导民”的，至于帝 王怎样的为非作歹，它是全无作用的。这样的家训，很明显不适用吾等普通人的，不读也罢。
而（清）汪辉祖（1731～1807）的《双节堂庸训》作于1795年（乾隆60年），后于洛克的《教育片论》102年，且其中卷五《蕃后》专门谈家庭教育，与《教育片论》内容可说完全一致，正好拿来一比。
依照常理，《教育片论》作于康熙32年，洛克61岁；《双节堂庸训》作于乾隆60年，汪辉祖65岁。后出者应该胜于前者才对，所谓“长江后浪推前浪”是也。而实际情况呢？
洛克是单身，他的这些书信是写给朋友看的，帮助朋友教育子女的；汪辉祖是作为一家之长，来教育子女的。两者之出发点不同如此。
再看教育目的。洛克认为，“儿童受到良好的教育，这是每一位父母的责任和牵挂，而且国家的福祉和繁荣也端赖于此”（《献词》）。
而汪辉祖所撰卷五的名称是《蕃后》，“蕃”者茂盛也，令后代繁荣昌盛。其开卷第一篇为《裕后有本》，“欲求子孙繁炽久长，谋积聚，图风水，皆末也。其本全在存心利物。肯受一分亏，即子孙饶一分益……清苦慈惠之吏，子孙类能继起作官。如此，居家可知”。
也就是说，洛克认为让儿童受到良好的教育，是父母的责任，也关系到国家的繁荣。而汪辉祖之教育子女，为的是“子孙繁炽久长”。两者之区别如此。
在家庭教育中，父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洛克的规则是，“子女在小的时候应该视父母为君 主，父母享有绝对的权威，子女对他们怀有一些畏惧心理；而等到他们长大成人，则应视父母为最好的、惟一可靠的朋友，对父母怀有敬爱之情……当儿童长大成人以后，我们必须像对我们自己一样地看待他们；他们拥有同样的情感，同样的欲望”（《40—42 趁早》）。
汪辉祖也认为对待孩子要严格要求，“家有严君，父母之谓也。自母主于慈，而严归于父矣。其实，子与母最近，子之所为，母无不知，遇事训诲，母教尤易。若母为护短，父安能尽知？至少成习惯，父始惩之于后，其势常有所不及。慈母多格，男有所恃也。故教子之法，父严不如母严”（《父严不如母严》）。
俩人都主张在子女小的时候父母应该严格要求。然洛克还有等子女长大成人以后，父母要以朋友待之。此点在清代之中国显然是不可能的。
父母而外，家庭教师或塾师就非常重要了。洛克在第83至94节中专门谈到了家庭教师。他首先谈到，父母在为孩子选择家庭教师时，“应保持一种为孩子选妻子的好奇心”。
家庭教师应该是“一个谨慎、清醒，而且聪明的人”“其职责是引领他（孩子）走上正轨，让他远离一切坏的东西，尤其是不良同伴的影响。我认为这一领域要求有很清醒的头脑、很强的自制力、很温和的心灵、很勤奋的精神，以及很谨慎的态度；这些品质是很难集于一身的，这种人不是用通常的薪水就能请得到的，他也不容易找得着。说到这种人的薪水，我认为这是我们能够花在孩子身上最好的一笔钱，因此虽然可能比通常的花费多一些，但不应该觉得贵”。对于家庭教师，“父亲应该树立榜样，教导子女尊重他的家庭教师”。
当然，洛克也对家庭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家庭教师也该树立榜样，引导幼童去践行那些他想幼童去做的行为。家庭教师的行为举止决不能违背他自己的训诫，除非他成心让幼童变坏”。“要按照理想的方式培养一名年轻的绅士，教师自己首先必须具备良好的教养，明白各种举止方式的含义，能因人、因时、因地表现出得体的礼节，并以此令他的学生在其年龄许可的范围内持续地践行这些行为举止和礼节”。
洛克认为，“家庭教师的主要职责，在幼童脱离他的管教之前，要尽可能地在幼童所有的行为举止当中植入一种习惯性的优雅和礼貌”，要做到这一点，“家庭教师本人首先必须是教养良好的”。
并且，“除了要有良好的教养之外，家庭教师还需熟谙世事。他应该熟悉他那个时代，尤其是他所处国家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性情气质、愚蠢行径、欺骗行为以及缺点过失等。当他发现学生能力允许时，他就应该把这些方面都告诉学生，教给他为人的技巧和处世的方法，教他揭开各种职业伪装在人们身上的面具，让他洞察这些表面之下隐藏的是什么，使他不致像没有经验的人那样，如果未经别人提醒，便黑白不分，只从外表进行判断……”
洛克认为，“在所有场合给一名年轻人灌输俗世的知识是最有价值的一件事，等到他将来置身人海之中，不致像一名迷失了航线和没有指南针、航海图的海员一般，而是事先便注意到了岩礁和浅滩、急流和流沙，并知道一些如何掌舵的技术，使他在获得经验之前便不致沉没于大海之中”。归根结底，“家庭教师的重大职责在于塑造学生的举止，形成学生的心智”。其详尽如此！
汪辉祖也谈到了择师与尊师，但要简单许多，“为子弟择师，夫人知之。独于训蒙之师，多不加意。不知句读、音义所关最钜。初上口时，未能审正；后来改定，便觉吃力。吾谓童蒙受业，能句读分明、音义的确，则书理自易领会”（《蒙师宜择》）。对待老师，应该像对待国君与双亲一样，“师严则道尊。人生在三（指父、师、君），事之如一，师与君、亲并重。微特弟子事师，必当隆礼；即为师者，亦不宜稍有降格（降低规格）”（《不宜受先生称字》）。
洛克认为家庭教师的重大职责在于塑造学生的举止，形成学生的心智。
而汪辉祖认为蒙师的重要职责在于教会学生句读与音义。二者差异明显。至于尊师，洛克也论之较详，包括薪酬，而汪辉祖则一笔带过。
俩人还都谈到了不可折磨、杀害小动物。洛克：
我经常观察到幼童的一件事情，就是每当他们得到什么可怜的小动物，他们都倾向于去虐待它们。他们经常非常粗暴地折磨和对待落到他们手里的小鸟、蝴蝶等诸如此类的小动物，并以此为乐。我以为这一点应多加警惕，一旦他们表现出这种残酷的倾向，就应该教给他相反的做法。因为人习惯了折磨和杀害动物，久而久之，他对同类的心肠也会变硬；那么以折磨和毁坏弱小动物为乐的人，就不可能对其同类怀有一颗十分同情或宽容的心……
应该从一开始就教幼童憎恶一切杀戮或折磨动物的行为，要教他们不去糟蹋或毁坏任何事物，除非是为了别的更为高贵的动物的保存或利益之故。实际上，如果人类的保存，在每个人的心目中成为一种信念，真正地把它当作每个人应尽的职责和调节我们的宗教、政治和道德的真正原则，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比现在的状况恬静得多、平和得多（《116-117 残酷》）。
并且由此而及对待下人与卑贱之人，“还有一种方法可以为年轻人植入仁爱之心，并令这种情感始终活跃于胸，那便是，在语言和行为上训练幼童对待下人和卑贱的人，尤其是仆人，要表现得彬彬有礼……使他们对于那些地位低下、家产不丰的人们，怀有一颗同情和温和的心”（同前）。
汪辉祖也谈到了此，“他如扑打虫豸（泛指禽兽之外的小动物）之类，虽细事，总干（冲犯）天和（自然祥和之气），须明白戒禁”（《教当始于孩提》）。
虽都谈到了禁止孩子折磨、杀害小动物，但洛克之观察、分析、总结，要较汪辉祖更为详尽，且不止于此，由此而及人类，而及下人，而及仁爱之心的培养。而汪辉祖仅仅给出了“总干天和”四个字的禁止理由。
至于教育的内容，洛克从孩子的身体健康谈起，谈了饮食、空气、习惯、穿着、饮料、水果、睡眠、床、便秘、用药。然后便是德性与教养，里面涉及顽梗、讲理、榜样、勇敢、刚毅、忍耐、说谎、娱乐。至于具体之学习科目，则有拉丁语、希腊语、法语、科学、天文、地理、历史、伦理学、算术、解剖学、民法、法律、修辞、逻辑、音乐、击剑、跳舞、手艺、绘画、工匠、商业计算、旅行等。
而汪辉祖的则是《读书以有用为贵》《须学为端人》《作文字不可有名士气》《文字勿涉刺诽》《勿作秽亵词》《文章关福泽》《勿记录时事》等。无论是所涉及之内容、范围，还是视野，二者均不可同日而语是也。
教育子女之目的，在汪辉祖看来，首先是“父兄延师授业，皆望子弟策名成务（做官、成就事业），无责其为名士者。士人自命宜以报国兴宗为志，功令自童子试至成进士，必由四书文进身。钟鼎勋猷，皆成进士后为之。能早成一日进士，便可早做一日事业：可以济物，可以扬名”（《作文字不可有名士气》）。当然，如果子弟不是中进士的料，那么，“故塾中子弟，至年十四五不能力学，即当就其材质，授以行业。农、工、商、贾，无不可为。谚云‘三十六行，行行出贵人’”（《勿慕读书虚名》）。
而洛克认为，“每一个绅士（只要他关心子女的教育）所期望于儿子的，除了能给他留下一笔财产之外，（我想），其余的无外乎四样东西：德行、智慧、教养和学问”（《134 借口》）
“如果不在年轻人的教育和原则上打好基础，其余的一切努力都将付之东流。如果不注意保持正在成长的下一代人纯洁、清醒和勤奋的品质，而指望他们将来继我们走上历史舞台，能够富有德行、能力和学问，那定然是一种痴人说梦的想法。但正是这德行、能力和学问，致使我们英国至今仍矗立于世界民族之林”（《70 同伴德行》）。
《教育片论》写于1693年，据鸦片战争尚有147年。
《双节堂庸训》成书于1795年，距1840年还有45年。
约翰·洛克是“医学博士、心理学家、经济学家、解经家、博物学家、业余科学家，有时还拥有‘教育家’这样一个妥当的头衔”（据《编者导言》）。
汪辉祖是“乾隆进士。授湖南宁远知县。著有《学治臆说》《佐治药言》。精于史学，著《史姓韵编》《九史同姓名略》《二十四史同姓名录》”（据《中国人名大辞典·历史人物卷》）。
从中英两位名人关于子女教育之论述，完全可以窥见未来两国命运之走向，盖国民之素养决定了国家之未来是也。当然，他们关于家庭教育之论述，也就离不开两国之历史传统与具体之社会环境。
二O一九年二月十五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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