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气 | 处暑：秋风入夜生新凉

处暑，秋天的第二个节气，于公历8月22-24日交节。《月令七十二候集解》释意：“处，止也，暑气至此而止矣。”江南三伏天“出伏”恰在处暑前后，此时，秋老虎正张牙舞爪地在发威，俗谚“处暑十八盆，天气自然凉”，意思是处暑以后依然炎热，每天需得用一盆水洗澡，待洗过18盆到了白露后，秋凉已浓。不过，处暑的天气是“炎热在中午”，早晚却也凉爽了起来，再加上时不时来上一两场细雨，正是“渐有新凉递好秋”。

抬猛将，驱蝗虫

处暑节气，田野中青黄相间，繁重的耘耥告一段落，只盼下几场透雨，等着稻子吐穗结实，丰收也就触手可及了。此时，农人最担心的便是蝗虫成灾。明代农学家徐光启在《除蝗疏》中谈道传统农业生产要面临三大灾：“曰水，曰旱，曰蝗”。水涝旱灾或因地势高低犹有幸免，但铺天盖地的蝗虫只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然而囿于传统农业生产的技术和认知水平，人力捕捉是几乎不可能的事，一旦蝗虫发生，只能在稻田中洒些石灰，以期能够阻止蝗虫侵害，收效甚微。于是人们便寄希望于冥冥之中的神灵，祈求它驱蝗赐福。

驱蝗神的信仰南北方都有，江南稻作区崇祀刘姓猛将居多。此信仰起于何时，目前并无信史可考。至于这位猛将神究竟为何人，众说纷纭，有宋代抗金名将刘錡、南宋末年死难的文州知州刘锐、元时指挥官刘承忠等等说法。太湖流域流传较广的是刘承忠，根据《大清会典》《大清通礼》《大清一统志》等的记载，他是吴川人，元末指挥官，能灭蝗，元亡自沉于河，被奉为猛将神。

旧时，驱蝗神对农人的生计实在是太重要了，人们便用亲近的感情去设想他，变着法子将他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生活中，对猛将神进行了彻头彻尾地改造。苏州附近农村的猛将多数是光头赤脚短衫短裤的“放牛娃”形象。

芦墟镇流传的一个故事更加令人唏嘘，传说有一年水稻扬花时节，蝗虫飞来啃食稻谷。当地一位放牛娃，舍身喂蝗虫，最后被蝗虫啃得只剩下一副骨架，蝗虫也就飞走了。为了报答他的恩情，当地民众就着他的骨架敷泥贴金，塑起一尊真身像，奉他为“蝗虫菩萨”，年年烧香祭祀，祈求免受蝗灾。

猛将甚至还打上了鱼，变成了渔民的保护神，比如苏州吴江流传的故事中，刘猛将名为刘阿大，过着半渔半农的生活；在嘉善，刘猛将军也从元时指挥官变为当地的一个渔民，名为刘猛。

在太湖流域的民间俗神中，猛将的地位与神农、后羿、句芒并列，是重要的农业神。当年，民间各地除了立庙祭祀外，每年春秋两季还有固定的“抬猛将”活动。第一次是农历正月，从元旦开始一直到元宵节以后，另一次便是处暑七月半之时，《清嘉录》称之为“烧青苗”：“是时，田夫耕耘甫毕”。农家在田里插五彩三角纸旗，称作“猛将令箭”，表示猛将下令驱除害虫。至于这些旗帜的实际作用，想来倒是对驱赶啄食稻实的鸟雀很有用的。

“烧青苗”中有“嘻猛将”一环，各村要抬着猛将在田头奔跑寻开心，一边“奔走如飞”，一边抬着神像左右摇摆，“倾跌为乐”，直到把它横过来与地面平行，看热闹的人群则爆发出一阵阵叫好。如今，吴江乡村仍有此俗，往往举村欢腾，如过节一般热闹。

祭祖先，放河灯

处暑临近农历七月十五，民谚有“七月初一鬼门开，七月十四鬼乱窜”，提到此日，人们自然想到了“鬼节”，不过若是追溯源头，它还有 “中元节”“盂兰盆会” “七月半”等等不同的称呼，却是一个三教合流的传统节日。

“中元节”是道教的说法，道教诸神中有天官、地官、水官三位，合称“三官大帝”，他们分别在“三元日”为天地检校人间以定赏罚。传说地官于中元日——七月十五赦罪，此日地狱之门打开，众鬼魂离开冥界接受考校，无主之魂便游荡于人间，四处找吃的。如此这般，七月十五便与“鬼节”画上了等号。

在道教征用“七月十五”之前，这一天就已经是佛教的盂兰盆节了。盂兰盆以为解救坠入地狱的苦难众生。西晋的时候，佛经《盂兰盆经》被翻译传入中国，经文中有“目连救母”的故事，颇合我国传统的孝道之意，经过南朝皇帝萧衍的提倡，此日便成为供奉佛祖的全民性节日。

在民间，“七月十五”被称为“七月半”，人们在此日祭祖荐新，缅怀先人。吴地旧俗，七月半家家或在家祭祀，或前往墓地拜祭，无不从俗。祭祀的供品十分丰厚，宋末元初人周密《武林旧事》记载当时杭州人惯例准备“新米、新酱、冥衣、时果、彩缎、面棋”供奉祖先，因供品要素食，就连“屠门亦为之罢市”。吴自牧《梦粱录》又说祭祖的供品中还要鸡冠花、油饼、酸馅、乳糕、丰糕之类，甚是丰富。还有卖麻谷窠儿的，将此物系在桌子脚上祭祖，“寓预报秋成”。

及至清末，杭州人仍有“中元接祖”之俗，此俗在江南一带“惟吾杭有之，他处则无”。清范祖述《杭俗遗风》记杭州人七月十二接祖，十三、十五祭祖，十七送祖。对此，洪如嵩解释说，接祖源于南宋，当年宋高宗南渡，不少官员士大夫随驾来到杭州。到了中元节，本应该祭祖，可他们祖辈的墓都在汴京，根本无从祭起，于是有了接祖之举，相沿成习，代代如此。

凡是临水的地方，这一天大都有放水灯的习俗。此俗本源于佛教盂兰盆会河灯会，寓意告慰亡灵、报养父母之恩，后来亦加入祈祷亲人安康、稻谷丰收的心意。河灯，通常用纸做成，形状各异，有的形如船，有的状如荷花，有的看似碗盆，变化甚多。灯纸上外涂腊，内有蜡烛，点燃后任其在水面上漂浮。空中明月初升，水面烛影闪亮，如繁星落水明灭浮动，层次错落，极为壮观。

清代，杭州西湖放河灯更是壮观，清人蒋有尨《西湖竹枝词·放河灯》中云：“中元繁盛放湖灯，东角吴山月又升。梵呗翻因箫管亮，红灯摇漾玉波澄。”碧波荡漾，万盏河灯，灯火晶明，让人难以忘怀。江南多水，放河灯便利，绍兴人将放入水中的灯称为“湖灯”，湖灯上罩莲花形灯壳，湖灯入水，人们还可以坐在船上，随着湖灯漂流，如穿行在荷花丛中一般，情趣无限。待到湖灯最终沉入湖底，放灯才告结束。

绍兴方言中有“放湖灯”一词，专门来讽刺收不回的债、没有结果的人或事，正如放湖灯一去不复返。此外，还有浦阳江上的河灯会，以芭蕉叶、桐树叶、薄木板、竹片和油纸做成的油灯、烛灯，将河面照得一片光明，给七月半平添一份祥和、热闹的气氛。

处暑鸭，酸梅汤

处暑，正是夏秋相交之时，夏季的酷热、蒸腾，逐渐减轻，慢慢转向天亢旱燥的秋季，人体极易受到“燥邪”的侵扰，而出现口唇干裂、身体燥热、咽喉肿痛等症状，虽不甚严重，秋燥伤人足以扰得人心神不宁、颇是烦恼。于是，民间多食疗滋补之法，消暑防燥，慰藉身心。

江南各地多有处暑吃鸭的习俗，尤以南京为盛。南朝梁吴兴故鄣(今浙江安吉)人吴均在《齐春秋》中记载了一段六朝往事。梁太平元年(556年)，北齐军队进攻梁都城建康（今南京），两军在南京幕府山区（今南京北）对峙。此时后来的陈文帝陈蒨（559-566在位）为梁军送来了三千石大米和一千只鸭子。军士们炊米烹鸭，饱餐一顿之后，士气大振，一举击败北齐大军。鸭肉让虚弱不堪的士兵体力大增，百姓果见其滋补强身之效，从此南京食鸭子渐成风气。

民间有俗谚说“七月半鸭，八月半芋”，人们又以为农历七月中的鸭子最为肥美营养，当然，此时吃鸭子也是讨个好彩头，江苏一带有句老话叫“处暑送鸭，无病各家”。人们在处暑日炖个老鸭煲或是炒个鸭块，盛出的第一碗要请邻居先尝尝，然后全家人才能痛痛快快吃鸭子。

关于处暑鸭子的吃法，各地花样迭出、令人垂涎欲滴。在做鸭法最齐全的南京，人们按着时令吃鸭，说“春食烤鸭，夏啜琵琶鸭，秋品桂花鸭，冬尝板鸭”，处暑最适宜的是用萝卜和麻鸭煨汤，做成清热润肺的萝卜老鸭煲。

老苏州会做酒酿蒸鸭，这可是一道江南名菜。《红楼梦》第62回中，厨娘柳嫂子为讨好宝玉喜爱的优伶芳官便送了一道“酒酿清蒸鸭”。此菜口感咸中带甜，香醇而鲜。江南鱼米之乡，物产丰富，煮鸭子时也是什么好东西都往里面塞。嘉兴海宁有一道“八宝鸭”，取来新鲜肥壮的草鸭，用料酒、老抽、盐等腌制，在鸭肚子里填入栗子、白果、火腿丁、糯米、干贝、笋、香谷等等配料，缝合，变回一只整鸭子，然后大火、文火煨上好几个钟头才成。上海亦有此菜，不过做法略有差别，用碗蒸炖，出锅后拿青豆虾仁勾芡。

鸭子是补虚圣手，酸梅汤则是消燥灵丹。一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州、杭州、温州等市镇街头还有专门卖酸梅汤的茶摊，俗谚有“处暑酸梅汤，火气全退光”之说。北方人的酸梅汤以山楂为主，江南人则是乌梅当家。江浙一带盛产一种核小肉厚的小青梅，自然晒干后，用木炭来熏，制成的乌梅还带有淡淡的烟味，令唇齿难忘。制乌梅汤可简可繁，简单人家便拿了夜间用开水冲凉过、晒干后的乌梅，加上冰糖，加水煮。当然如果想雅致一点，那么还可加入甘草、陈皮、鲜薄荷、玫瑰茄等等。酸梅汤煮好后放凉，喝起来酸中带甜，甜中又微咸，咕嘟咕嘟灌下去，那股爽快的凉意从喉咙直达脚底，通遍全身，燥热全消。

节气是四时轮转的标记，处暑之后寒暑交替，秋凉渐起，田间稻谷将迎来丰收以慰农人的辛劳，人们以丰沛的食物滋补身体，丰富的活动释放心灵，以顺应节序变化。随着处暑节气的到来，江南真正的秋也渐趋渐进了！

本文选自袁瑾、萧放著《二十四节气在江南》，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20年。

文章来源：微信公众号“北师大民俗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