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胜凯丨董其昌书学思想浅识

作者：陈胜凯

清人王文治在《论书绝句》中对董其昌的书法推崇备至， 曾有“除却平原俱避席”之句。虽说这是他的一家之言， 但董其昌作为中国书法史上一位伟大的书法家， 与他在中国绘画史上作为一位伟大的画家一样是毫无疑问的。他开创的平淡清新、遒逸灵秀的书风对后世影响极大， 尤其清初因康熙帝的推崇更是风靡天下， 几乎成了一家独尊的局面。

其后， 许多临习者略不探求董氏的书学思想， 结果往往徒摹形骸， 神采全无， 流弊滋深， 终于遭来非议， 致使董书一度背上恶名， 被康南海讥为“局促如辕下驹， 寒怯如三日新妇” (《广艺舟双楫》) 。谈到董其昌的书学思想， 我们认为可以分两个层面来讨论：

一、技的层面， 即董氏关于书法学习的理论， 可称其为“学书思想”;二、道的层面， 即董氏在追求书法境界方面的理论， 可称其为书法美学思想。对董氏来说， 以上二者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对书法的学习方法无疑会直接影响对书法境界的追求， 反之对书法境界的追求又会直接影响对书法的学习方法。

先谈董氏的学书思想， 《容台文集》卷五有一篇〈墨禅轩说〉, 是董其昌七十岁前后的学书自述， 比较概括地反映了他书法实践的一生：

“余事此道五十余年矣， 初于虞、颜入， 已而学右军、学钟太傅， 煞有肖似《兰亭》、《丙舍》、《宣示》等形模， 便自沾沾， 以为踞唐人之上。三、五年间， 游学就 (槜) 李， 尽发项太学子京所藏晋、唐墨迹， 始知从前苦心， 徒费年月。……金门大隐， 十年多暇， 又长安官邸， 收藏鉴赏之家， 不时集聚， 复于项氏所见之外， 日有增益。……还山以来， 损其负郭， 收一、二种， 如徐浩所书《道德》二千五百言， 唐文皇时国诠所书《善见律》一万字， 备具楷法， 人间鲜见。雅不喜赵吴兴书。” (崇祯三年陈继儒序刊本， 下引同)

从董氏古稀之年的这段自白， 以及他学书的其它多次自述来看， 董其昌在学习前人方面， 胸襟开阔， 不拘泥于一家一派， “道之所存， 师之所存”, 从魏、晋一直到元朝， 转益多师， 整个帖学传统都是他关注的对象。虽说他对赵吴兴的书法存有偏见， 但晚年却颇有悔恨之心：“余年十八学晋人书， 得其形模， 便目无吴兴， 今老矣， 始知吴兴书法之妙， 每见寂寥短卷， 终日爱玩。” (《三希堂法贴》卷四) 于此亦可看出董氏在学艺上的真诚， 毕竟每个人的思想都是在不断演变的， 对一个人的评论万不可凭只言片语就下结论。

任何学习都是从模仿开始， 董其昌深谙此理， 认为“学书不从临古入， 必堕恶道” (《容台别集》卷二) 。他特别推崇米芾，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米芾勤于临古， 善于临古， 他说：“吾尝评米书， 以为宋朝第一， 毕竟出东坡之上。山谷直以品胜， 然非专门名家。” (《画禅室随笔》卷一，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下引同) “盖米于前代书法， 盘旋甚深， 非苏、黄所及也” (《容台别集》卷二) ， 流露出一个迥出时流的书家在临古上必须有过人的勤奋和非同一般的深入的观点。

“义阳吴光禄寄余褚登善《千文》, 遒紧绵密， 在钟、王之间， 因用其意书士衡赋， 不类余平日笔。余不自立家， 故数数迁业如此， 得在此， 失亦在此。赋云：'谢朝花于已披， 启夕秀于未振。’是余书旨也。” (《容台别集》卷三) “不自立家”就是不画地为牢， 在艺术追求上故步自封， “谢朝花于已披， 启夕秀于未振”是指不流连已掌握的某些传统样式， 勇于探索自己尚未知的领域， 对于前人的书风， 只要好的就学习， 即使“不类余平日笔”亦照学不误， 所以最终董氏虽“不自立家”, 却自然而然的成为一代大家。重视临古， 这是学书的起点， 起点对了， 方法不对， 还是很难登堂入室。

董其昌在这方面的思想虽不能说是唯一法门， 却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盖书家妙在能合， 神在能离， 所欲离者， 非欧、虞、褚、薛诸名家伎俩， 直欲脱去右军老子习气， 所以难耳。那叱拆骨还父， 拆肉还母， 若别无骨肉， 说甚虚空粉碎， 始露全身。” (《容台别集》卷二)

所谓的“合”就是形似， “离”就是神似， 从形似到神似的学习过程， 就是在掌握了各位名家的各种风格、技法， 也就是他们的骨肉之后， 再把这些骨肉还给他们， 也即所谓的得鱼忘筌、得意忘形。而难就难在“别无骨肉”, 也就是没有掌握对他们原作的毕肖， 就谈不上拆骨拆肉的“虚空粉碎， 始露全身”了。

但掌握毕肖只是个开始， 他在评论惟寅的书法时说“惟寅临摹功夫甚深， 诸体毕肖， 又自运机轴， 不至刻画” (《容台别集》卷三) ， 毕肖容易刻画， 要想克服刻画的毛病， 就得“自运机轴”, 也就是要有我在。《容台别集》〈书品〉云：“尝见妄庸子有摹仿《黄庭经》, 及僧家学《圣教序》, 道流学赵吴兴者， 曾绝肖似， 转似转远， 何则？俗在骨中， 推之不去。”以毕肖为目的在艺术上便成炫技， 结果就会“转似转远”, 越毕肖越没有原作的精神， 自然也就越像越俗。因此临摹在达到一定肖似的程度后就要“自运机轴”, 要结合自己的气质、天赋来蜕变。

所以董其昌认为“书家未有学古而不变者也” (《画禅室随笔》卷一) ， “守法不变， 即为书家奴耳” (《容台别集》卷二) 。这里的变应包括两个内容：一是要不断变化临摹的对象， 即前面所谈的转益多师；二是要有自家精神， 即上面所说的“自运机轴”。转益多师前面已谈过， 对于“自运机轴”的认识， 如果我们再读一读他对唐人书法的论述， 也许能有更好的理解。“唐人书无不出于二王， 但能脱去仿临之迹， 故称名家” (《容台别集》卷二) ；“余尝谓右军父子之书， 至齐、梁时风流顿尽， 自唐初虞、褚辈一变其法， 乃不合而合， 右军父子殆如复生” (《石渠宝笈》卷六) 。

因为唐初虞、褚辈临摹王书“各参杂自家习气， 欧之肥、褚之瘦， 于右军本来面目不无增损” (《画禅室随笔》卷一) ， 融入了各自的审美趣味， 结果反而使二王书法“殆如复生”, 而他们个人也由此成为一代大家。对前人书法的临习， 不管方法怎样， 目的都是为了能在书法艺术上达到自己认可的一种境界。董其昌对自己书法境界的追求是“淡”, 这与他在文学及绘画上的追求是一致的。

“作书与诗文同一关捩。大抵传与不传， 在淡与不淡耳。极才人之致， 可以无所不能， 而淡之玄味， 必繇天骨， 非钻仰之力、澄练之功， 所可强入。萧氏《文选》, 正与淡相反者， 故曰'六朝之靡’, 又曰'八代之衰’。韩、柳以前， 此秘未睹。苏子瞻曰：'笔势峥嵘， 辞采绚烂， 渐老渐熟， 乃造平淡， 实非平淡， 绚烂之极。’犹未得十分， 谓若可学而能耳。画史云：'若其气韵， 必在生知。’可为笃论矣。” (《容台别集》卷一) 。“无门无径， 质任自然， 是之谓淡。” (《容台文集》卷一〈诒美堂集序〉) 。

通过以上引文， 可看出他对“淡”这一境界的推崇及解释。董氏反对六朝文风的绚烂而趋向以韩、柳为代表的以平淡为主的古文趣味， 有其环境背景。

明代文人的宗派意识最强， 在当时影响最大的为李梦阳、何景明等前七子与李攀龙、王世贞等后七子， 他们为矫正当时文体的卑弱， 标榜秦汉盛唐， 以格律相高， 结果模拟未化， 又缺少刚健笃实的人格以支持格律的内容， 搞出的不是假骨董就是浮枵不实的东西， 于是有三袁兄弟的公安体， 钟伯敬、谭元春的竟陵体， 另有归有光、唐顺之、茅坤同时并起， 以唐宋八大家的古文， 与他们相抗。董其昌在当时正是站在唐宋古文及公安派的清真诗境这一方面， 他与袁氏兄弟情投意合， 这自然对他的书学思想有极大的影响。

董其昌美学思想中“淡”的另一个来源乃是自身的艺术体验。他既批评了苏东坡的观点， 认为“淡”是不可学的， 又在评论米芾的书法时说：“米书以势为主， 余病其欠淡， 淡乃天骨带来， 非学可及。” (《容台别集》卷二) 再次强调了他的立场。当然， 他这种“非学可及”的理论也曾引来许多误会， 受到各方的指摘。董其昌说：“质任自然， 是之谓淡。”

“淡”应出于性情的自然， 而性情的自然， 又关乎平日之修养， 仅一副素朴的性情， 并不能搞出艺术来， 这可以说明董氏平生为什么对临古那么重视。只有当技巧本身过硬之极， 在创作时又能忘其为技巧而融入作者的性情， 从而进入所谓的无法之法时， 才能达到“淡”的境界， 从而一片自然天机。

一个书法家平日的修养， 临古只是其一， 而人文的启发培养充实则更重要， 人文的教养越深厚， 艺术心灵的表现也越自然越充分。学问的修养提升了艺术家的人格与性情， 而这被提升了的人格与性情最终将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但这种体现是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 非人力强为所能达到， 所以董其昌才说它不可学。这也是董氏在其《画禅室随笔》中谈气韵不可学， “然亦有学得处， 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的道理， 他曾有一首题倪赞画的诗说：“谁知简远高人意， 一一毫端百卷书。” (《容台诗集》卷四) 正是此意。

应该说， 董其昌这种对“淡”的美学体验还有其更深的思想背景， 那就是所谓的“禅”。陈继儒在《容台集》的〈叙〉中谓董氏“独好参曹洞禅”, 所以《容台集》中有一部分专谈禅的文字， 而且董氏还自命其室为“画禅室”, 他在画史上倍受争议的南北宗说也明显受到禅宗的影响。但是， 和大多数文人一样， 他也只是以世俗之身“游戏禅悦”, 并未将禅宗作为自己真正的精神信仰， 毕竟究其实际， 他仍然只是千百年来儒道释文化混杂培育而成的一个典型文人罢了。

因此， 从下引这段话中我们约略可以看到他的思想来源：“晦翁尝谓禅典都从《庄子》书中翻出……予观内典， 有初中后发善心。古德有初时山是山， 水是水。向后， 山不是山， 水不是水。又向后， 山仍是山， 水仍是水……等次第， 皆从《列子》心念利害， 口谈是非， 其次三年， 心不敢念利害， 口不敢谈是非， 又次三年， 心复念利害， 口复谈是非， 不知我之为利害是非， 不知利害是非之为我， 同一关捩， 乃学人实历悟境， 不待东京永平时佛法入中国， 有此葛藤也。读庄、列书， 皆当具此眼目。” (《容台别集》卷一)

由此可知， 他对禅的了解， 正如他对《列子》原典的不熟悉一样， 似却不是， 造诣自然不深， 不过无论如何， 他那种亦禅亦道的对“淡”这一美学思想的体认却是真实的。更何况， 中国的文人艺术家， 曾几何时脱离了伟大的《庄子》?有董氏之诗为证：“林水漫传濠濮意， 只缘庄叟是同师。” (《容台诗集》卷四〈题画寄吴浮玉黄门〉) 因此与其说“淡”这一美学思想得益于董其昌对禅宗的爱好， 毋宁说他是托禅而喻庄， 庄子的思想才是形成他的美学思想的更深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