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东是如何从崇明分出来的？
崇启分治原因探究
文/张员外
启东得名之前是崇明外沙，孤悬江中，因崇明是长江中东涨西坍的沙洲，习惯上长江下游涨出的沙洲，都视为崇明所有。外沙九个沙洲原本各自独立，在1880年左右，一夜间潮水浅落，九个沙洲连成一片。崇明官员向江苏巡抚请示，在此设立了外沙巡检司，分巡外沙。巡检司衙门在久隆镇。
清宣统年间，外沙人口已有三十多万。乡贤施宗道致信张謇先生，主张外沙自治，另设一县，此即分治之滥觞也。从宣统二年开始提议，到民国十七年设立县治，期间二十多年奔走呼告，究其原因如下：
一、外沙地域、人口增多，从社会管理角度需要另设行政机构，强化社会管理和建设。
袁希洛曾云，（崇明）其本岛之地域，比临近的太仓、嘉定、宝山、上海（主城区）、川沙等县都要大。而外沙的面积和人口，据分治时崇明移交的芒银底册为161万亩，人口33万，其规模又超过了崇明本岛。崇明内外沙合起来则远远大于以上所列各县。
内外沙之间间隔着长江北支，江阔水深，县政管辖苦不能及。
启东第三任县长夏钺青指出，外沙归属崇明，无非根据地势而分，但是隔江听命，令符传达必数日。政令不畅，诸事难行，外沙居民自食其力，仅有纳税贡赋之责而已。民间疾苦、文化教育、交通设施等等，内外沙显然差异巨大，“识者病之”。
外沙十乡乡董联合上书江苏都督程德全，沿海一带，市镇林立，但是海盗出没无常，商船被劫数起，屡次要求崇明派兵防护，但是未蒙委派。北境吕四，一夜被劫四十余商户，殃及接壤地域。外沙移民，民风强悍，结党械斗事件也是层出不穷，商铺被袭也是屡有发生。外沙驻军仅有数十名，且都是老弱病残，新式巡警则尚未举办。
民国初年，外沙初级小学已有三四十处，但高等小学仅有一所，屡次向崇明县衙提议，辄以经费紧张推脱。
由于外沙土地纠纷众多，故诉讼不少。诉讼司法也得跨江冲波，由于当时主要交通工具是沙船，船小抗风浪差，时有灭顶之灾。代表外沙管理阶层的十乡董从加强治安的角度向程都督陈情，要求分拨水陆兵，并分立一县。
二、清末民初，民识初开，地方自治是时代方向，地方自治、地方分治是地方部分有识人士的理想
20世纪初，民识初开，在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基本同时，1906年实行地方自治的建议也被提出。
关于地方自治、分治我举两个事例。民国以前，政治格局相对稳定，重庆作为四川一部分的地位“天经地义”，只是随着重庆商业的发展，重庆在四川格局中的地位不断上升，早期报纸对此也有所反映。辛亥革命中，同盟会重庆支部通电全国，宣布重庆独立，成立军政府。在这期间，重庆的独立意识兴起，当时报纸即有反映，而作为四川首府的成都，其对重庆的独立亦颇多批评。这种情况的出现和民国初年的地方主义政治主张有密切关系，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地方主义无疑在某种程度上具有解构以满清专制王朝为标志的封建集权制度的积极意义。
▲1909年
从江苏看，江苏分治请愿事件早在崇启分治之先，即灌云与东海分治。东灌分治，是指江苏海州地区于民国元年（1912年），在实施裁撤州府、设立市县时，因板浦士人不堪海州乡绅压榨，积极要求独立设治，将海州地区的五十镇一分为二，析出东部十一镇以板浦镇为县政府所在地成立的灌云县、其余地区按海州旧治改为东海县，县政府仍驻海州，并与灌云县以东盐河为县界的历史事件。
地方自治是清季末期，地方有识之士的选择，其代表正是启东早期拓荒者张謇。放弃仕途后，张謇转向欲在江苏南通“建设一新新世界雏形”。张謇建设“新新世界”的理念集中表现在其所推崇并竭尽全力加以实施的“地方自治”，通过地方自治，以实现南通的经济发展、社会文明、生活富庶、民智尽开以及各项社会事业的兴盛。地方文化乡绅施宗道写信张謇，希望张謇支持崇启分治，正是这样的时代背景。
三、外沙人士的精英分子达到一定规模，这是分治力量变得强大的人才原因
崇启分治历时20多年，期间重要原因是分治力量的此消彼长。分治初期只是部分人士的设想，它最终实现有赖于阶层共识。从几个人到大部分，这期间启东地方势力的成长，是分治的推动力量。
民国元年3月1日，外沙各界召开会议，筹资1.2万元，作为设县分治活动经费，此后分治活跃分子先后上书黎元洪等，总不能事成，历时20年，有赖于地方势力的崛起。
以下举例，分治的推动力量。
蔡倪培，圩角镇人，留学日本法政科大学，曾任全国律师公会会长。
顾南庸，清季秀才，留学日本法政科大学，历任地方法院审判长，民国二年起江苏省议员。“对分县事，出力出钱，贡献亦多。”（台湾版，启东县志）
龚瑜钧，学能俱优，曾任外沙辅安乡乡董，地方分治提出者之一，民国七年当选省议员。
张宗华，清季秀才，博通经史，尤长数学，曾创办北新镇体仁小学，曾任崇明县政府科长，友助乡乡董，连丰乡议长。“对地方自治、教育事业、分县事宜，贡献颇多。”（台湾版，启东县志）
施方白，汇龙镇北郊人士，留学日本，国民党早期党员，中国农工民主党创始人之一，启东第二任县长。施方白是启东分治上海力量的召集人之一，在上海成立崇明外沙旅沪人士请愿分县委员会。
宋钧培，镇洋市人，留学日本，专攻法律，历任外沙辅安乡乡董、议长等职。“对分县事，奔走策划，功亦不逊他人”（台湾版，启东县志）
张飞熊，惠安镇人，留日习法。“分县事起，初尚犹豫观望，旋觉此乃顺天应人之事，理当促其实现，乃与寓居沪上之施方白等发起组织崇明外沙旅沪人士请愿分县委员会，奔走呼吁，全力支援，功不在少”。（台湾版，启东县志）
施宗道，镇洋市人，与同乡陈病尧，并称启东文豪。“处事有毅力，有识见，外沙之脱离崇明，另成一县，施氏之功，实居首位”。（台湾版，启东县志）
顾南群，大同村人，顾南庸、顾南图胞弟，顾西樵三子。留学日本医科大学，曾创办崇明第二医院、私立上海南洋医院（旧上海最大之私立医院），曾任沪上通如崇海启同乡会会长数届。对分县事，亦有贡献。
地方地主阶层、文化人士和留日人士的结合是地方势力、地方文化精英以及留日知识精英的结合，这就是分治得以成功的力量所在。
最后促成分治成功的政治力量是国民党外沙市党部。自1926年成立之初，关注外沙民生，同情共产党，其主要成员后来均被国民党中央监察部明令开除。据当时国民党党员姚志仁（解放后曾任启东副县长、崇明县长）、沈轶公（东南中学创办者）回忆，崇明地主在外沙除了收租，还通过放高利贷、搞封建迷信敛财、利用河董身份盘剥周边佃户、利用手中资源无本经营而大获其利，这些地主和崇明官府勾结，反对设治，斗争非常激烈。1927年4月，国民革命军北伐势力进入江北，外沙国民党党部的朱有成、张士明（解放后长期担任启东政协副主席）等在南惠阳镇小学集合300多民众，前往镇洋市的外沙行政公署，赶走了行政委员陈时泌，宣布脱离崇明管辖，成立“江海县”。未及一月，由于孙传芳残部重新进入外沙，江海县夭折。
1927年8月，外出躲避的国民党党员受江苏省党部委派，成立了外沙市临时执行委员会，主要活动就是进行设县分治，检举土豪劣绅。当年10月，发展党员100多人。至此国民党外沙市党部已成为推动设治的最强大的政治势力。随着北伐胜利，启东设县不久获批。
四、土地问题是分治的最重要原因。
崇启土地问题的复杂背景得追溯于19世纪鸦片战争年间。鸦片战争期间，为防止英军北上，清廷着重加强长江三镇炮台、城墙等建设。道光年间，清朝的财政状况已经恶化，为此强化地方武装，资金来源基本是地方自筹。崇明、镇江、南京是长江三镇台。崇明的军费只能自筹，而清廷给出的条件是崇明田赋不用上交国库，另外作为补偿，允许崇明外沙新涨土地自行出卖，充作修城费用。这就是外沙“崇划田”的背景。
▲宣统二年（1910年）
崇明官吏、豪绅富户利用这种政策便利，采用各种手段，在外沙鲸吞土地。由于长江天堑阻隔，地主不可能亲自过来开发，便利用佃户来启拓荒，确定收成比例分成。顾西樵家族正是此背景下来外沙拓荒的。此种开发模式后果，就是形成了外沙特殊的土地政策。
崇划田是启东民间叫法，其实质是一种田制，即议租地。主要适用于新围垦土地，外沙土地基本都是这种田制。议租地地权分为底权和面权，即被称为粮户的地主拥有土地的底权，佃户以及成为新地主阶层后的早先佃户购买了新涨土地，只能获得面权，可以自由支配甚至买卖，但是还必须缴纳一定量的租金。启东方言管种地叫做种地皮，就是说明这一现象，你拥有地皮，不拥有底权。议租地的小熟一般是定额的，每千步数元，但是大熟地租一般是踏田议租，即地主亲自或者派人实地查看收成情况，所收取的租金在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五之间，甚至百分之四十。所以在启东老话里有一句“粮户开仓，穷人输光”的说法。
相对于议租地，就是包租地，适用老土，海门和通东地区的老土基本就是包租制。包租地的地租相对固定，根据土地好坏等而定，承租者每年每千步包数担粮食不等。
崇明粮户拥有土地底权之后，不问年景如何，只做赢钱，不做输钱，此即引起沙地佃户及新兴地主阶层的不满。还有议租比例，随着新兴地主阶层的成长，不合理性日益突出。以顾西樵为例，顾西樵拥有大同村附近土地3000多亩，为维持地方运转，同时也是出于自身财产安全考虑，顾西樵投资游民传习所，让地方地痞流氓有一技之长，另外开办小学、集镇，担当了相当的社会责任，而崇明地主坐收渔利，不负责任何开支，外沙新兴地主阶层的不满，普通佃户的广泛支持，是引发崇启分治的最主要原因。
顾西樵是佃户出身的地主阶层，在崇启地主矛盾对抗的过程中，苦于文化限制，无力反抗，为此他坚信“书包翻身”理念，把五个儿子，四个送到日本留学，一个送上海的圣约翰大学。孩子辈的知识觉醒，各种势力汇合，正是后来分治的力量所在。
▲民国三十年（1941年）
崇启土地问题即使是设县之后仍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袁希洛、施方白曾经成立“业佃委员会”，提出多种方案解决，均遭到了崇明地主的反对，这也是两人任职短暂被迫离启的一个导火索。以周儒谦为首的国民党党部也曾提出过“转移崇籍地主在启地权运动”，提出赎买方式解决崇明地主在启东土地所有权问题。最终，国民党政府以“该案暂缓进行”而无果终结。1946年土改之后，随着地主阶层的消亡，崇启土地问题也随之烟消云散。
▲1951年
崇启土地问题随着崇启分治90周年，分治的种种烟云都是历史的风云际会，值与不值，已不是我辈左右，回顾历史，只是厘清当年真相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