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云原创】连滚带爬去台湾（上）

2015至2016跨年之夜，发现朋友晓霞发了一条“很快就要跨年了，好紧张……”动态，我跟评说：“亲爱的，我打算采用左弓步跨过去，你呢？”她秒回我说：“飞毛腿！”可以想象她歪在沙发上哈哈大笑的样子。然后我整理在朋友圈，除了以上文字，配图为冯小刚《老炮儿》中六爷手持大军刀在冰湖疾走，寒光中杀气腾腾。一大片亲友神回复，如“我躺着也可以跨过去”、“我滚过去”“我想灰过去”“我一个箭步过去”“我静静看着时间过去”。

彼时女儿与同学约好，在台北101大厦看烟花晚会跨年。

凌晨零时二十五分，女儿微信发来三张烟花图片，斑斓璀璨。凌晨四点十分，发来三条语音。我在六点二十开手机，看烟花图片，如看女儿笑颜。语音是我一向不喜的，但她的语音是一定要听的。她第一条说：“爸爸妈妈，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但是你们不要惊慌，就是我在回中坜的路上出了车祸，左腿骨折……”我第一反应是这姑娘玩笑整的有点大，再听完两条，发觉自己找不到脑子了。

我跌跌撞撞起床，看见镜子里自己完全变形的脸，一只拖鞋始终没法穿进去。但是奇怪的是我给女儿回微信第一句是：“我怎样联系罗教官？”我不清楚自己为什么很平静。

我和女儿，一下子都处在了漩涡的中心。

后来，我删去了那条跨年的朋友圈动态，一语成谶的魔力，让人害怕。

台湾通行证找出来，发呆。当时送孩子上学，只办理一次签证，用完未续。还有入台证，开始怨恨为什么要同意孩子出境读书，要是境内，即使东三省也可以马上买票去了。

深呼吸一口气、查询国际长途拨打方法（姑娘在台两年半，一直QQ微信联系），手机拨打0988XXXXXX得在前面加“+886”，把号码中的“0”去掉，直拨后面的几位数字。我拨通了罗教官的电话，他说了了事故的大致情况，一再安慰我说没有生命危险，但要我授权给他签字让孩子做手术。

我赶快授权。

我记得曾经在周六去梅林办证大厅办港澳通行证。于是查询梅林办证大厅的电话，亲切的电脑语音响起，告知我们周一至周五上午：9:00—12:00下午14:00—18:00，周六上午：9:30—12:00下午：14:00—16:00深圳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以及各分局出入境管理科，逢节假日休息。

我连忙联系一位同事的姐姐，某旅游公司管理高层，黎黎姐。她建议我们去梅林办证大厅，说根据她下面的工作人员反馈，周六是上班的。

我几乎放心下来，与先生合计，既然梅林上班，那也可以先去最近的龙华办证大厅。收拾证件时候，记得以前办过亲子关系公证书，证明我与孩子是母女关系的，那张证明在办理第一次入台证时已经邮寄给台湾方面了。如何证明我是她妈？我把她的独生子女优待证、出生证拿出来。出生证上，她的左脚印和我的右拇指印并在一起。嗯，她刚出生的时候脸憋得紫红紫红，头发黑油油，又长又密。

到了龙华办证大厅，由于导航定位不精准，问路之后，我从停车场的后门进入。待要看清牌子是否“龙华公安分局出入境服务大厅”，就有保安走过来问我干什么的，今天不办公。我一边往里走，一边说：“我有急事啊！请问在哪里可以办加急的签证？”他很奇怪地看着我说：“今天元旦放假，我们这里全部人都不上班。节后再来吧。你有急事我们也没有办法啊。”愚鲁如我不死心，看见咨询台走过来一个穿白衬衫的男士，连忙提高声音说：“请问先生，我有急事要办理加急签证，可以到哪里去办？”他没听到，跟另外一位保安说着什么。

我就这样败下阵来，没有勇气再迈开一步走进空落落的办证大厅。保安不可能乱说，我却希望有额外开恩。还是再去梅林办证大厅看看吧，毕竟那是总部。黎黎姐有丰富的旅游公司经验，说的应该没错。

路况不好，一路堵。我几乎一言不发。看窗外蓝天白云，无数高楼和车辆，堵在眼前，但进不去眼里，似乎我的视感神经对一切刺激物都暂时失联。

梅林办证大厅在望，我隐隐看到了空空的停车场，心知不妙。果然，值班岗亭里保安看见我走近就说：“这里不是写着了吗？元旦放假三天，四号再来吧。”我慌忙说：“我有急事啊，我的孩子在台湾出了车祸，我需要尽快去台湾……”他说：“我们也要休息的，你有急事，我们也帮不了你的。走吧，四号早点来。”虽然我觉得砸碎他的窗玻璃可以解恨，可是我一下子不知道恨的是谁，而且砸了玻璃之后之后情况只会更坏。

再向黎黎姐求救，她说我们或者可以去皇岗口岸的办公室去问问，那里是有人值班的。到了口岸，几经兜转，找到了楼下的“综合办公室”，果然看到有穿黑蓝制服的男子坐在办公桌前。我敲门进去，他说：“请问小姐有什么事情？”我说孩子在台湾遭遇车祸，希望尽快办理签注。他说：“啊！这个不归我们管啊，你打电话去深圳市公安局咨询他们是否安排了值班吧。”他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连忙拨打，还没拨通，这位先生就说：“小姐，这是我们办公室，请你出去打。”他说得很轻，我听得很重。他盯着电脑，我盯着他两秒钟，走了出来。

电话拨通，接电话的老伯很客气地说这是深圳市公安局门卫室啊，你拨打另外一个电话吧，说完给我说了一个号码。我拨打过去，正是今天一大早在家里拨打的电脑语音电话。听到“您好，这里是……”五个字，我摁断了，捂着脸蹲下来。

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平时工作，领薪，交税，读书，码字，人模狗样。可是，我有了天大的事情的时候，似乎被遗弃了，在“按照国家规定”的原则下，没有人为我负责。此刻，在自己的家园里面，我惶惶然如丧家犬。记得在老家工作时一位上年纪的同事在表彰会上说“个人的事情再大也是小事，单位的事情再小也是大事。”如果他现在在我面前再说一遍，我一定朝他吐口水。

上了车，先生说要不先吃饭吧。我瞪他一眼说：“去南山区公安分局，那是我们的户口所在地，如果保安再撵我，我就跟他们大吵。”

我自做好吵架的准备，却没有想到南山公安分局连保安室都没有人，几道大玻璃门紧紧锁着。

看着微信的聊天界面，一串下来，都是群聊的小红点。拉着微信名单，看到小赵，心里一动，于是打了他的名字发送过去。早年他客串过辅导女儿的物理，没多久就在自己的记者道路上大步向前。最近几年联系很少，几乎每天我们都在朋友圈互相看到，他的公众号也越来越多关注了。这孩子成长得那么快，我早已跟不上。

不过两秒，小赵就回了“陈姐新年好”。我不好啊，我愤怒，绝望，无奈。我飞快打字，告诉他女儿在台湾遭遇车祸左腿骨折，需要手术，但是我没法在今天办理签证，所有事业单位都不上班。当然，这段话没有标点。他“啊”了一下，问我电话多少。（他更换手机之后，没了我的号码）我报过去，电话马上响起来。我接听，熟悉的声音说：“陈姐别着急……”我忽然喉头发硬，说不出话，哭了。

小赵让我清楚地叙述事情，孩子学校名字，车祸地点，所就诊的医院，孩子的身份证，我的身份证，通行证，全部拍照发送过去，等他消息。十五分钟过去，他说市公安局的某科长请示了领导，将我的签证作为特事特办，让我在四点半之前赶到市公安局去找某某科长。

火烧一样赶到市公安局，进了指定的办公室，看到办公室有两个小学生模样的女孩子在电脑玩游戏，办签证的男民警说他女儿：XX你小点儿声啊。小姑娘兴奋的脸红扑扑。不知道女儿此刻的脸色如何？也不知道这里的每一位是否也会有求告无门的时候？当某些应有的东西缺席的时候，上天似乎会用另一种方式将其补上。

办签证的年青警官态度很好，动作麻利，一分钟指导我填写了表格，带我到大厅缴费。犯难的是开缴费单的警员休息了，他问我有没有微信支付，我说有啊。他让我扫描了深圳市出入境的二维码。我看到手机里的账单，松一口气。

出了公安局大门，恍如隔世。我跟先生说，虽然我们终于被特事特办，可我却只觉得悲凉。这本来是应有的权利，我却需要动用所有关系，倾尽了所有资源。如果是毫无社会资源的人士，这几天就只有眼巴巴地等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一头望眼欲穿，另一头牵肠挂肚甚至撕心裂肺？

接下来是办理入台证。女儿所在大学的徐老师早上就告诉我办理入台证需要给他们传过去手写的申请表格。可是这天一天在外跑签注，还没有办法下载表格填写。到一间旅游公司营业部借了他们的电脑下载了表格，填写好，拍照发到了徐老师的微信。徐老师回复说收到，但是太晚了，不能送到移民署，况且现在是公众假期，移民署也都放假了，她明天一早就去移民署看，想办法。

我愀然，无计。之前与一编辑朋友说了这件事，他在微信圈发布了一条祈祷祝愿的消息。我感激，此刻仍然无计。不料次日六点零五分，他转发了一位台北朋友的消息，让我致电海基会的急难救助电话[phone]，还将台北朋友的联系方式给我，说有需要帮助的话一定要找她。

马上拨打海基会的电话，那头是一个慈祥的年纪稍大的声音，她耐心听我讲完，说等下会有专人跟进，和我联系。台湾的国语腔调特别温柔，加上电话的沙沙声很大，我几乎每一句都需要对方重复一遍。

不久专人跟进，询问了具体情况，说马上联系移民署，请移民署特别办理。我放心一点，联系徐老师说海基会的事情，徐老师说她正前往移民署。一会儿她致电我说移民署放假了，她在想办法联系工作人员。我又致电海基会说了这些情况，海基会说他们会尽量协调，请我放心，最后，那位先生强调说这种情况，无论如何都不可能没有人值班的。挂了电话，我想象着徐老师驾车在高速路上行驶的匆忙样子，虽然我连她长什么样是否开车都不知道。

下午15:00左右，徐老师联系说已经拿到了入台证，让我将邮寄地址给她。我给了地址，先生说邮寄过来得三五天吧，太晚了。于是我请徐老师将入台证扫描发给我，先生出去打印回来，我开始订机票。2日的已经来不及了，订3日上午10:25的。孩子在下午四点开始手术，大约六点多做完，十点多她麻醉过去之后给我发了信息，说手术很顺利。

我惊讶地发现自己会笑了。

打印的入台证很顺利地办理了登机手续。临登机收到了徐老师的短信：陳媽媽，因爲擔心您打印的入台證在入境時受限，所以委托機場海關人員將移民署簽署的原件呈送給您，屆時請在海關入口留意舉著您名字的牌子，我與王老師在機場接機大廳等您。

1月3日中午12:15，飞机准时降落台北桃园国际机场。我随着人流走过长长的通道，将要进入海关时果然看见了写着我名字的牌子。穿着黑蓝色制服的较为年长的工作人员向我颔首微笑：“请问您就是XX女士？”他如此有礼——后来我多次给阿娇说，在很多普通的台湾人面前，我觉得即使我最有教养的朋友也还是显得粗鲁的，以至于她后来一听这句就叫我“滚……”

伴随入台证真身的是一张便笺：

ToDo大人:

此旅客因小孩於台灣緊急手術急需來台，入台證將於03JAN上午10:00送至CZ辦公室，<送件人徐XX，手機XXXXXXXXXXX>，煩請同仁交付登機門agent於登機門交付入台證給此par！！！Tks！。辛苦了!(笑脸)关键的地方用黃色或者紅色的水彩笔涂上。

我无法抗拒如此有质感的便笺，拍照下来，再小心放进手袋。

强大的全球通，一开机就收到了徐老师的信息，说她们在候机大厅正门口等候。我取了行李走出大厅，再次看到自己的名字。两位老师非常年轻，徐老师稳重老成一些，王老师活泼略带腼腆。——后来经过观察，发现台湾女性的脸各有特点，极少相同，但有一个明显的共同点，就是和气，她们也因此而美丽。

 (未完待续)

（插播一则说明：6月2日我的微信收到一笔200元的面对面收款，付款方留言是“祝老人家早日康复”。遍寻不着付款用户，但由留言初步判断这是给5月13时标先生赐稿《陪护散记》的赞赏，目前已经由张老师将此笔爱心之款转给时老先生，敬祝他老人家早日康复！时标先生委托我在这里代他向这位爱心人士致谢！谨此致谢，感恩一切美好的遇见。如果可以，请这位可敬的读者在后台给我留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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