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因比：中国哲学首先关注实际生存，其次才是形而上学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诞生于1889年4月14日，英国著名历史学家，他曾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
他曾于1929—1930年横穿亚欧大陆，到达东方的中国和日本。汤因比将中国称为“新世界”，将欧洲大陆称为“旧世界”，这次从旧世界前往新世界的深度旅行，使得汤因比目睹了一个历史悠久、拥有新的发展活力、暗藏危机的中国，更对他加深对亚洲各文明的理解带来了重要帮助，也以此经验他写下游记《中国纪行：从旧世界到新世界》。
汤因比一生游历甚广，著述颇丰，其一反国家至上的观念，主张文明才是历史研究的单位，既用哲人的眼光，从宏观角度对人类历史与文明进行探讨，又以非凡的叙史才能，以历史学家的视野对人类历史与文明进行描述。在他眼中，他这样看待中国文明中那个哲人辈出的时代——
- 中国的百家争鸣-
公元前506一前221年
中国的“战国”时代，也是哲学上的“百家”时代。
争鸣的各派哲学，或者发自情感地，或者理智地反映了对那个时代人们共同的痛苦和忧虑的体验。当时，各大国之间日益紧张和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地方统治者们通过摆脱传统限制，首先是通过以才能取代出身作为任官标准的方式来加强自己权力的努力，以及随之而来的机会和不安全(它原先只是少数贵族所特有的幸运)，对所有阶级来说都同样增长了。上述社会因素都刺激了哲学上各种观点和格言的产生。
从一开始，所有的中国哲学派别都与希腊哲学迥然不同。差异表现在中国哲学首先关注实际生存上，其次才关注科学和形而上学。在苏格拉底明确地把哲学引向人性的研究之前，希腊哲学争论科学和形而上学的问题已达一个多世纪。在不同的希腊哲学家派别中，无论是苏格拉底或是他的后继者们，除了关心道德以外，都对人类的理智，例如知识论感兴趣。
相当于苏格拉底的中国的孔子，却没有改变中国哲学的方向，他只是开创了它。并且，孔子关心的是作为社会参与者的人，而不是理智的人或精神的人。
思考人的本质和人的生活，自然提出了形而上学的问题。
在印度，佛陀的弟子们试图摆脱费力的精神运动，佛陀将之描述为对形而上学思辨的沉溺。佛陀不赞成形而上学的思辨。然而，佛陀本人却掌握了引发争辩的形而上学原则。与印度人的思想相比，中国人更不倾向于思辨。然而，中国哲学中的道家却陷入了形而上学，并且，静态的阴与动态的阳有节奏地交替的理论，物质世界结构中的五行理论，也都是形而上学的思辨和科学的思辨。不过，即便是道家的形而上学，也附属于他们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状况和政治状况的反应。
大多数中国哲学流派的思索，都集中于人类事务的社会政治层面上。所有的派别都含蓄地同意，贵族血统不能，而且也不应该继续成为任官的条件，尽管这一点并不总是明确的。
儒家与法家的争论点是选择职官的资格条件是什么。墨家和道家没有参与这一争论，因为他们对于中国现存的两种主要社会制度价值，即国家和家族的价值提出了质疑，他们对以政府权威和以家长权威的名义提出的各种要求的合法性，发起了挑战。
中国哲学中的法家学派认为，取代贵族出身而担任官职的那种行政才能和军事才能，应该是为战国君主目的(即这些君主扩大自己权力)服务的。对法家说来，“法”等于君主的命令。他们认为，君主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他的权力，对臣民和贵族强制推行他的命令；他们还认为，受害者不得有任何合法的不满；他们又认为，人的固有的本性是恶的，所以，专制政体必定是对自然状态的改进。法家思想不可避免地成为所有战国政府实际上推行的哲学，尽管遵行的程度和残酷的程度各不相同。
商鞅与秦始皇嬴政
只要中国继续在政治上分裂，法家就在实际上垄断着政治权力。
君主们乐意任用具有实用头脑的法家哲学家来组织和管理自己国家的行政机构。秦国在危难时刻任用了两位著名的法家掌管它的行政机构，这在秦国的历史上，甚至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成了转折点。商鞅于公元前356一前338年改革了秦国的政府机构，并在一部著作中记述了他所推行的理论。李斯(公元前280一前208年)是秦国统治者嬴政的亲信顾问。嬴政从公元前247一前221年是秦国的国王，从公元前221年直到他死的公元前210年，他是统一的中国的第一位皇帝(始皇帝)。法家是靠政治上的分裂起家的，而李斯却使他的主人秦王嬴政结束了政治上的不统一，从而也消除了法家垄断政权的基础。
法家的理论和实践引发了相反的理论。一些思想家赞同法家关于贵族血统不再是(也不应再是)担任官职的资格条件的观点，但他们不赞同法家的另一个观点，即用为统治者权力欲服务的才能来取代贵族血统作为任官的条件。他们在寻求一种“道”。与奉承专制君主自私自利的法令相比，这种“道”在道德上更有价值，在形而上学方面也构造得更好。
如果道还没出现，就既不能辨别它，也不能遵循它。孔子在“天道”中找到了预先存在的道。天道的原始意义似乎是代表与人类相似的至高无上的神，但到了孔子的时代，它大概已经变得客观化了。正如孔子所认为的那样，“天道”是远古的，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它必定与传统中国的社会习惯和政治生活方式是一致的。但在孔子的时代，这种社会习惯和生活方式被破坏了。在阻止中国社会崩溃的政策方面，孔子号召恢复传统的礼。礼是义的保障。但是，对于君主和他们的臣下来说，什么是“义”的标准？正如孔子认为的那样，真正的“义”不是追随非道德的国家利益，“义”是培养“仁”。
只有当君主和他的大臣及国民以仁慈相待，各尽本分，就像传统家族中，成员们依其相互关系所表现的那样，他们才算是正确地遵循了“天道”。
孟子与荀子
孔子对“君子”进行重新诠释。君子的传统含义是“贵族子弟”，即“君主的儿子”，而孔子却从道德的意义上将它解释为“高尚的人”。
孔子的弟子们逐步以新的含义取代了旧的含义。孟子(公元前371一前289年)强调了儒家仁的美德，荀子(约公元前315一前236年)则强调了儒家对于遵守传统礼仪的关注。由于荀子生活在战国争战的最后和最为痛苦的时期，他赞同法家的观点，即人的本性是恶的，因而，一定程度的外部控制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在使用君子这一关键术语时，荀子表明自己仍是一个真正的儒家。在他的著作中，君子一词一般用来表明道德观念，极少用来表示原始的家族观念。
老、庄
比儒家的道的观念更为形而上学的“道”的观念，是由中国哲学派别中杰出的道家发展起来的。
这个概念出现在两部非常有名的著作中：被认为是老子写的《道德经》，以及以作者庄子之名命名的著作。庄子生活于大约公元前365一前290年，是孟子和商鞅的同代人。对于道家来说，“道”是现象世界之内、之后和之外的终极实在。实在的道是无为、不可抗拒和有益的，而且，按照所有的这三个特征，它与人之道是相对的。依照人之道，恰是由于人的聪明才智而致不断加剧的暴力，使人类以近乎热病的行为方式自我摧残。在人类文明中心的任何地方，道家都是最早的这样一种哲学：它推断人类在获得文明的同时，已经打乱了自己与终极实在精神的和谐相处，从而损害了自己在宇宙中的地位。人类应该按照终极实在的精神生活、行为和存在。
道家反对工艺技术的进步和专制政府管理社会方法的进步，而这些东西在公元前4世纪已产生于中国。(在那个世纪，《道德经》和《庄子》已具有了它们现在这样的形式。)道家形而上学在实践中的必然结果是彻底的放任主义政策。道家肤浅地忽视了社会道德的理想，而这正是儒家为中国文明的弊病所开的药方。道家为治愈战国时代的创伤的药方是，遗弃文明，恢复人类在新石器时代的小国寡民的生活方式。
公元前4世纪的这一中国哲学，不仅与它产生的时代和环境有关，而且与此后所有的时代和地区，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人类的全球状况有关。
在公元前4世纪的中国，道家学说可能没有对同时代的人产生实际的影响。由于道家学说对社会来说是超然的，所以它可公开地面对来自所有其他争鸣哲学派别的各种论点的批判。然而，正是由于不切实际，道家学说才在中国影响久远。作为与中国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实用倾向进行抗衡的力量，道家学说有着自身的天地和社会对它的需求。因为实用倾向的哲学在表述主导的中国人的思想态度时，忽略了或没有满足中国思想中的某些精神上的东西。
墨子
然而，墨子的空想哲学却未获得长久发展的余地。
墨子(约公元前479一前388年)认为，对于人类同胞的爱应是平等的和没有等级差别的。孟子则反驳，普遍的爱是不切实际的。墨子坚持除了兼爱没有什么能达到道德上的满足，这等于废弃了社会上实际可行的孝顺的美德和政治上忠诚的美德。如果孟子熟知佛教，毫无疑问，他会引述佛陀对于妻子、儿子和父亲(他可以继承父亲的王位)的舍弃。他还会把这种明显违背公认的社会义务的行为，与佛陀对于全部有感觉生物的冷漠同情相比较。
实际上，墨子与道家一起，以拒绝权威的方式反对儒家的学说，与法家一起，以拒绝传统的方式反对儒家。墨子与法家不同，希望以理智取代传统，而不是以强权取代传统。
墨子与道家不同，他感到应该关心自己的同类，并对他们负责。在这两点上，与其他两个非儒家学派的信徒相比，墨子具有更多的儒家精神。但他还不具备足够的儒家观点，使自己与儒生们和解。
这些不同的中国哲学派别的兴起，以及它们之间的争论，反映了战国时代情感的扭曲和那一时代对于理智的激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