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古国：炎黄二帝的时代以信史重现人间
导语：
一直以来，我们以天下为己任，居中国而抚慰四方。从传说时代的炎黄二帝到如今，我们强调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可是浩浩荡荡的历史长河却很难以实物证明其存在，从全球观点来看，要证明一个文明或者国家的存在，必须要拿出切实的证据，而不是依据两千年前的古书，每一个外国人的心中都有一个耶稣，而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炎黄二帝，外国以神话论证耶稣是传说，而我们中国人却一直坚持炎黄二帝是的确存在过的信史，但那个时候的我们无法拿出证据，甚至连三千年前之殷都无法证明，后面随着甲骨文的横空出世，夏商周三代以信史被成功论证，可我们心心念念的炎黄二帝却始终虚无缥缈，我们寻觅整个中国，望着洛水黄河，终于在河南发现了五千年前炎黄二帝生活过的地方，那浩荡的古都是中国人祖先的记忆，它让炎黄二帝的时代以信史重现人间。
以书论史的时代遭到西方文化的冲击
中华五千年文明象征
秦汉时代的人们尚且在说虞夏商周为四代，到了秦汉以后就以夏商周为三代，而自动选择忽略掉了虞朝，这使得中国人心中的五千年文明史很难成功论证。虽然说当时的先民并没有什么文明史论。但到清末却因为西方文化的冲击，在整个东亚文化圈引起了巨大的波澜，也不知道是从何人何地开始，从哪个时候开始，有人对整个中华文明的发展做出了一个系统归纳，当时的学者以及儒家读书人普遍的认为炎黄二帝是确实存在的，无论是按照西元纪年还是中国人的天干地支纪年法，中华文明从上古传承到清都是拥有着五千年的完整脉络，但这个五千年的文明史观是建立在二十四史的基础上的，也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以书论史。
以书论史是古代中国的一个学术文化，它最早存在于春秋时期，而从西汉司马迁以后就开始被打破，司马迁出身于史官世家，他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觉得汉的出现并不是儒生口中简单的汉承周制，而是进入了一个新千年，如果没有有效的方法把当时人眼中的虞夏商周记录下来的话，那到后世很有可能成为不切实际的传说与故事，而司马迁所采用的方法也不仅仅是以书论史，他更多的是奔赴实地考察，访问天下老者，记录下诸夏与诸夷狄之间流传的炎黄二帝时代争夺天下的故事，因为到汉武帝之时，三皇五帝的准确记录都已经势微，秦始皇的焚诗书与项羽的烧咸阳让三千年的文化积累出现了一个断层，而司马迁所做的事情就是对从炎黄二帝开始到汉武帝时代进行一个历史性的总结与积累，以使得中国之人，即使朝代变革，世事变换，但祖先的遗迹却依旧能够从书中寻觅。
司马迁写史书
这种以书论史和实物辅佐的文明记录方式一直在中国历代传承，但古代中国不兴考古，所以实物辅佐与实地论史的手段在清末乃至近代逐渐式微，更多的近代学者采用的依旧是以书论史的手段，从诸多帝王的纪年中进行加减，从而得出了中华文明五千年的说法，这种观念一直在中国盛行，因为我们不可能亲身去见证五千年的发展历史，我们只能从历代的史书之中去考证论述，来辨别史事的准确性。可随着西方文化的冲击与新史学的出现，全球的历史研究者制定了新的标准，即一个文明的存在必须要有两个条件符合，一个条件为古文明的文字，另外一个条件为古代国家的都城，大家一致的认为一个文明国度发展到一定的规模必然会出现这两样东西，而当时的中国还是以书论史的时代，故而夏朝与殷代都不被国际所承认。
以殷墟为辅佐论证中华文明三千五百年
殷墟出土青铜器
当全球史观被中国人所接受的时候就代表着以书论史的方式必将成为次流了，越来越多的学者不再从故纸堆中去分析论证历史，大家都改变了方向，我们必须拿出实际的证据来证明炎黄二帝的确存在过，他们是中国五千年前的信史，而不是如西方耶稣一样的传说，为此，各地的学者走遍中华大地，为炎黄二帝的都城与文字而奔走。可无论是史记之记载的华夏之中还是整个北方，都没有出现五千年前历史存在过的痕迹，人们的心中不禁怀疑起秦汉学者所叙述的是否为信史，就在中国史学处在分裂与矛盾的时候，殷墟和三星堆横空出世，打破了这一沉寂。
殷墟中出土的甲骨文
殷墟其实早在清末就已经开始出现，那个时候的人们把甲骨当作中药之中的龙骨来售卖，而河南安阳的百姓也是不知情，他们把这当成了一条发家致富的道路，可是后面因为清朝大臣的慧眼识珠，才解开了这一历史谜团，他隐约的发现自己平时食用的龙骨上面有着奇怪的符号，似乎不是当世之物，经过诸多清朝史学家的研究发现，这甲骨上面的文字乃是三千年前殷代的旧物，而人们平时从河南安阳所购买的龙骨也大多是传说中殷代文字的承载之物。
殷墟都城遗址
得出这一结论以后，人们陆续对河南安阳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在那个动乱时期，许多甲骨被重金购买，上面的文字也被以书论史的方式逐渐证明的确是殷代遗物，而西方史学家口口声声说中国文明止步于周的说法被打破，甲骨文上面的文字记录与司马迁史书上面的商王世系几乎完全契合，而殷代由过去的传说时代也一下子变成了信史，甲骨文证明了殷代的确是存在的，并且在西周之前已经统治中国数百年，后面的殷墟也是让西方学者无话可说，数以万计的甲骨文碎片和殷代古都充分的证明了殷朝的存在，而中国人一直坚持的五千年文明史观念也一下子被证明大半，夏朝和炎黄时代不可考 但三千五百年的历史被实证，五千年还会远吗？
以三星堆为辅佐旁边证中华文明五千年
三星堆文化遗址
三星堆的古蜀国是一个神秘莫测的文化古国，谁也没有想到华夏五千年的历史需要靠它来旁证。整个中原地区除去偶然出土殷墟之后，再也不见夏朝的痕迹，当然也有许多人在河南的土地上面寻找，说不定中国人五千年的信史就藏在那个不知名的角落里面呢，可是四川地区的古蜀文明却让整个中国史学家吃惊，原本以为只是先秦时期的三星堆文明遗迹，可最后从出土的物品来看，似乎古蜀文明的青铜器物远比同时期的华夏要精美太多，毕竟从秦汉时代开始，中国人的器物制造已经转移了方向。漆器开始替代笨重的青铜礼器成为主流。
后来经过深层次的考察发现，三星堆的古蜀文明不仅仅是先秦时期的古蜀国，他那厚重紫土下面掩盖的更有从炎黄二帝时代的痕迹，三星堆的下面出土了数千件精美的青铜器物，而经过时间验证，这些器物都是四千八百年前的物品，如果从历史角度来看，三千五百年前的中原是殷代，而四千年前则是夏朝，可中国学者依据司马迁和诸多古籍的记叙寻遍了整个中原，就是没有看到夏朝的影子。
三星堆出土的精美青铜器
可今天却在这长江之源发现了远超夏朝乃至殷代的精美器物，虽说国际上不承认我们中华文明五千年，而我们也无法通过考古发掘出夏朝的都城和文字来论证出夏朝以及五帝的存在，可三星堆却给了一次机会，哪里出土的青铜器物无一不代表着古蜀国有着与华夏文明相似的太阳神崇拜，而上面的铭文雕刻也是叙述着古蜀与夏朝之间的恩怨，这就从侧面论证了司马迁《史记》记载的确可靠，而中国人的以书论史也不是一无是处，我们在中原找不到夏朝和炎黄二帝存在过的痕迹，可长江之西的古蜀文化却让我们能够大声的说中华文明依旧是五千年，不是因为我们有炎黄二帝，而是我们有四千八百年的三星堆。
河洛古国的出土完美诠释中国五千年文明信史
河洛古国遗址出土
以三星堆和殷墟为辅助侧面论证中华文明五千年的事情已经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事情了，进入新千年之际，我们心心念念的还是炎黄二帝的实际存在，我们从甲骨文论证了殷代的存在，且找到了实物，我们从三星堆论证了夏朝和炎黄二帝的存在，但却没有在同时期的中原找到相应的文字与实物。
我们都知道炎黄二帝远离我们已经五千年，他们也确实在曾经的那个时代辉煌过，但就真的没有留下过一丝一毫的痕迹吗？许多人还是不甘心，想要在有生之年把五千年前文明史的实物以考古的形式发掘出来，为此在整个中国开展了夏商周断代工程，目的就是为民族自信再添一把火，让五千年的文明传承史链更加完整可靠，使得后人继承和开创更加有迹可循。
河洛古国的北斗七星布局
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从新千年交替之际就开展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虽然对这三代历史进行了系统化的完善，可走遍了整个中国和上古华夏文化中心的他们依旧没有找到传说中的夏朝和炎黄二帝，或许在炎黄二帝消逝的五千年时光里面，太多的朝代变更与战乱已经毁掉了他们的痕迹，而中国的史学界在后面的十几年时间里面再也没有关于三代及三代以前的重大考古发现了，人们似乎已经默认了以三星堆和殷墟旁证夏朝和炎黄二帝的实物论证。
夏商周断代工程结束二十年之际，中国史学界沉默不起来了。三千年历史看西安，五千年历史看河南这句话诚不欺我。就在五月份的时候，河南郑州的一次意外考古发掘却让几代中国人的五千年实物文明梦得到了实现，位于郑州双槐树的考古发现得出了结论，这是距今天五千三百年前的中国古都，专家将其命名为河洛古国。
河洛古国的都城规模
河洛古国位于黄河与洛水交界的地带，与《易经》之中的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完美契合，里面的都城规模也是达到了中国古代帝都的九九之数，采用的前殿后寝的布局与华夏王朝一脉相袭。它替补了华夏文明发展史上五千年这个阶段的空白，让整个文明链完整无缺，使得炎黄二帝曾经生活过的时代重现人间，而伴随着中国人的不再是五千年文明史有缺的遗憾，我们可以带着完整的传承以达万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