骄傲！我们深情记载下这70年
电波
1959年5月18日《上海邮电》
刊登李白夫人裘慧英的回忆文章《李白烈士》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也是中共通信事业的摇篮。红色的记忆从未在我们的报纸上消失。
1929年，第一部地下无线电台在上海诞生，自此红色电波始终没有消逝，上海的秘密电台，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
1927年，中共中央在上海创建了情报保卫机构——中央特科，下设总务科、情报科、行动科。1928年秋，中央筹建电台工作，中央特科为此设立第四科，即交通科（后改为无线电通讯科）。1929年秋，中共第一部地下无线电台在上海诞生，周总理亲自编制了第一本密码本。
抗日战争期间，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主要是中央机要电台，先后由田保洪、李白任报务员。1942年9月，秘密电台被日军侦悉，李白和妻子裘慧英被捕。他们扛住了敌人的严刑拷打，李白十个手指指甲全部被拔光，双手血淋淋，但是他们始终未透露党的秘密。后来经过党组织的营救，被关押了大半年时间的李白得以保释。随后，党组织安排李白打入了国民党国际研究所浙江淳安电台工作，李白利用这里的电台将上海、杭州送来的情报发给党组织。
李白烈士曾使用过的发报机
解放战争期间，上海市委使用由秦鸿钧任报务员的电台与中央和中共中央华中局、华东局通报联系。后来，中央又在上海设置了电台，李白任报务员，上海市委和上海局用李白电台与中央通报，秦鸿钧电台继续与华东局通报。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之前因担心遭敌人破坏而曾暂停联络的李白电台重新启用，李白将敌人的长江江防计划等许多战略情报发给了中央。由于需发送的情报量很大，李白顾不上被敌人发现的危险，频繁发报，1948年12月电台被敌人发现。李白被捕后，秦鸿钧电台承担起向中央传送电报的重任，但不幸的是，1949年3月， 秦鸿钧和电台联系人张困斋也被敌特逮捕。1949年5月7日，李白、秦鸿钧和张困斋英勇就义，20天后上海解放。
在李白牺牲十年之后，也就是1959年，李白夫人裘慧英在《IT时报》报前身《上海邮电》上，撰写了回忆李白烈士的文章，谈起李白两次被捕经历和最后的壮烈牺牲。
正如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呈现的场景，李白正在发送最后一份紧急的重要情报，这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李白继续敲打着电键，最后发送的是“永别了，同志们。”
之后，李白被押到国民党军统特务的秘密监狱，在一位地下党同志的帮助下，裘慧英来到一位老百姓家的阳台上，和关李白的房间遥遥相对，两人只能这样远远地对视。1949年5月19日，上海即将迎来解放，这一天裘慧英又去看李白，但对面铁窗里面露出的一个陌生面孔说道：“李先生不在这里了。”一直到解放后，裘慧英才找到李白的尸首，据当地老百姓讲，李白和其他烈士在就义前，唱着“东方红”。李白等烈士虽然没有看到上海解放，但是他们的的确确看到了“东方红”，看到太阳正在升起。
迎接
1959年5月28日《上海邮电》
刊登文章《护局斗争回忆片段》
为了迎接上海解放，电信职工广泛开展了护局护台运动，对保护通信设施、维护上海的通信通畅起到了关键性作用，为上海解放后顺利进行城市建设和社会经济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当时指挥上海战役的粟裕将军曾评价说：“在上海攻城战斗中，没有停过电，没有停过自来水，电话局照常工作，成为战争史上的奇迹。”
上海解放前夕，地下党组织员工开展保护企业、坚守岗位活动，以保证在解放上海战役中通信的畅通。1949年1月，中共上海电信系统总支委员会建立后，就把“保护局台，迎接解放”作为中心任务，发展党员，组建上海邮电员工联合会，并收集通信网络的设备、人员情况，交由上级党组织转送解放区，为将来的军事接管作准备，同时开展反对盗运通信器材设备，反对调遣职工及工技人员去台湾的斗争。
解放上海战役打响后，国际电台立即组织党员和进步员工，将收发信台近200吨通信器材设备抢运至市区安全储藏，电话公司党支部还派人秘密抄录军政保密电话号码，供解放军领导机关和中共上海地下市委指挥战斗，敦促国民党军队投降。1949年5月25日，解放军通过上海地下党，找到了敌警备副司令刘昌义的电话，话务员及时将电话接通，解放军聂凤智司令员向刘昌义阐明了解放军的政策。最后，刘昌义放下了武器，解放军顺利开进苏州河以北地区，解放了全上海。
包括邮电工人在内的各界群众热烈欢迎人民解放军进上海
上海解放十周年时，也就是1959年，邮电系统员工叶瑞庭在《IT时报》前身《上海邮电》上撰写文章，回忆了当时护局护台斗争的情形。上海解放时，叶瑞庭在邮局工部间（即投递科）工作，当时有三百多人进行了护局斗争，有一个营的国民党军队驻扎在邮局包裹科出口组地方，企图与解放军对抗。之后国民党军队又占领了三楼，并在窗口上架设机枪，但是在解放军强大攻势下，这些国民党军队已经军心涣散。解放军要求这些国民党军队限时投降，邮局职工王裕光不顾危险，竭力去做说服工作，最终这些国民党军队挂出了投降的白旗。那天夜里，解放军全部进驻邮局，而在黎明时分，邮局大门开了，迎来全新的时代。
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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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年前的那次国庆，也被记录在了我们的报纸上，1949年10月8日这天，上海举行了百万人大游行，这在当时上海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从当天早上五六点到次日凌晨四点，上海的马路上人流络绎不绝，实际上连观众在内，总人数达到三四百万人。
195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据当时《上海邮电》报道，上海邮电工人再次举行了规模浩大的万人庆祝新中国成立十周年大会。
温暖
1950年1月1日《上海电信》创刊号
在解放初期，一些不相信共产党治理能力的人评价说：“共产党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甚至有人扬言：“共产党军事打100分，政治80分，经济得零分。”但在上海解放、取得军事胜利之后，共产党同样在经济战线取得胜利，打赢了“两白一黑”战争（即大米、棉纱、煤炭），稳定了物价，保障了社会经济健康发展。
在邮电领域也是如此，在上海解放初期，美商上海电话公司的美籍工务部长曾叫嚣称：“共产党来管电话公司是管不长的，没有器材，技术力量也不够，维持不下去，只要三个月，最多六个月就要关门。”然而，事实给了他一记响亮耳光。在上海解放之后，上海邮电行业进行了机构调整，建立了党工团组织，建立了新的劳动制度和福利体系从而提高工人地位，同时发展通信方便百姓，推动电信事业发展蒸蒸日上。
解放之后，旧企业章则被废除，职工医疗和劳保制度执行，职工教育培训制度建立，工资改革实行。与此同时，职工福利体系建设也在进行，办起了食堂、邮电医院、职工幼儿园，建造了邮电新村，让职工居住就医等环境大为改善。丰富的职工文化活动也开展起来，为职工带去丰富的精神食粮，1949年5月至7月，上海电信工会以《快报》形式出版了15期，后来定名为《新电信》。1950年1月10日，《新电信》更名为《上海电信》，后因机构调整，《上海电信》停刊，10月1日出版《上海邮电工人》。1958年8月，《上海邮电工人》更名为《上海邮电》报后复刊出版。
当时有邮电职工在报纸上写诗，反映解放前后职工境遇的对比，解放前是“从前工人真凄凉，破衣烂被睡弄堂”，解放后“学习政治和文化，吃饱穿暖住新房”，欣喜之情跃然纸上。
1952年，上海药水弄棚户区装上了公用电话
与此同时，电信业务不断发展，方便了百姓。解放初期，为了方便市民使用电报和长途电话，上海电信增加了长途电话营业网点、恢复公用电话亭、建立了全市统一的医疗急救电话，而且全面开办公用电话传呼业务，开始了“家家户户，皆可传呼”的通信阶段，这是电话转向主要为百姓服务的一道分水岭。在固定电话普及之前，公用传呼电话承担起为上海市民语音通信的重任。
解放之后，上海邮电事业得到了快速发展，1959年9月的一期《上海邮电》上刊登了一组数字：公用电话比解放前增加了七倍多；室内电话局电缆的长度555179公里，如果接续起来，坐（当时最先进的）图104喷气飞机，也要飞29天。
奉献
1951年6月11日《上海邮电工人》刊登文章
《职工热情捐献 纷纷提出要求 捐献“上海邮电工人号”飞机一架》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中国政府应朝鲜政府的请求，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当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拉开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
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后，大大改变了朝鲜战场局势。但当时，志愿军武器装备落后，“飞机大炮等武器还不够多”，为了能以更小的牺牲，消灭更多的敌人，早日取得胜利，1951年6月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发出《关于推行爱国公约、捐献飞机大炮和优待烈属军属的号召》，号召全国人民加强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
随即，“捐飞机大炮”的热潮在全国范围内掀起。1950年6月11日《上海邮电工人》头版报道，上海邮电工人积极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六一”号召，保证做好订立爱国公约、增产节约捐献飞机大炮、优待军烈属等工作，一定要有一架“上海邮电工人号”飞机在天上出现。
“六一”号召发出后，上海邮电职工踊跃捐款捐物。当时报道中写道：华东邮电管理局委员会第十三小组一致喊出：我们一定要捐献一架“上海邮电工人号”飞机！全组自由认捐，共捐了一千万元；士庆路终端机室十三位同志共捐了1892000元、银元66枚、金戒指3只、五灯收音机1架……不少单位紧紧结合生产，发起增产和义务劳动来大力支援前线，很多人将自己的加班费、夜班费和生产奖金捐献。
图片来源：新华网
最终，上海邮电职工捐献了“上海邮电工人号”飞机一架，还有慰劳袋402只，而且还有十多名上海邮电行业汽车驾驶员参加了支前工作。
1950年12月6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解放平壤。当时，解放平壤的捷报传来之后，上海电信工人沸腾了，为了致敬和支援在冰天雪地里战斗的朝鲜人民军和中国志愿部队，上海电信工人全面掀起献弹运动。根据1951年6月11日《上海邮电工人》报道，各单位之间掀起比赛热潮，大家你追我赶，当时的江海岸总台筹备处委员会行政小组献出子弹百发，业务科小组十六人献子弹470发，工务科献子弹355发……除了子弹，各单位也都积极捐献手榴弹。
世界
新中国成立后，外交工作逐步开展，国际电报作为通信使者，在建国初期我国外交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通信联络作用。
1954年4月至7月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新中国第一次以世界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参加的讨论和解决重大国际政治问题的多边国际会议，周总理率领中国代表团参加。此次会议，世界为之瞩目。
在当时邮电部的部署下，北京电信局和上海电信局共同承担这项重要的通信任务。上海电信局为此抽调最好的技术人员，选出最好的机器设备，成立专用报房。为了确保上海-日内瓦无线电报电路和上海-伯尔尼无线电话电路万无一失，上海电信局除了与瑞士方面商谈将定时工作电路改为24小时连续通报外，还增开了直达中国代表团驻地专用电传电路。
日内瓦会议举行期间，上海电信局与北京电信局等单位合作，创造了上海至日内瓦无线电报电路连续24小时不间断工作的纪录。这在当时称得上是创举，时任上海邮电管理局副局长孙洪钧1959年在《上海邮电》上撰写的一篇文章中，提及了这件事，“日内瓦会议期间，我们发挥集体智慧，将上海与日内瓦之间的电路保持24小时畅通。”这在以前被认为是不可能的。
根据统计，上海电信局为日内瓦会议共传递了3000多份电报，差不多有150万字，平均每天传递1.5万字，基本上没有差错，当时受到邮电部的表扬。
1955年，又一场重要国际会议举行，上海电信局继续为中国代表团担当通信保障任务。
1955年4月，29个亚非国家和地区的政府代表团在印度尼西亚万隆召开亚非会议，也称万隆会议，周恩来总理率中国代表团出席了此次会议。为了保证万隆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的通信联络，邮电部当时从上海、北京、湖南、云南等地挑选了30多名优秀报务员，集中培训后派往北京和上海，专为亚非会议服务。在此之前，上海电信局已经做了大量准备，采取了一系列技术措施，比如将电力最大的短波无线电发信机调通到上海万隆直达电路，并且在刘行和七宝收信台同时接收万隆电报，以增加收报的保险系数。亚非会议期间，上海至雅加达的电报电路畅通率由之前的60%-70%提高到85.9%，电话来去超过1000分钟，没有发生服务质量问题。
遥远的文字记载着《IT时报》深藏的红色基因，走过70年的沧桑历程，拂面而来的是清新的科技风潮。文脉绵延70年的《IT时报》还会继续记录新时代的奋进，满载着与祖国同呼吸共成长的岁月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