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的两种政治语言：英格兰和法国革命
不追热点，
这个世界此刻与你无关。
——爱读书Bookworm
编者按：其实本来是打算单独发一篇埃德蒙·伯克的，只能后续再发了。
确实是写得长。
我要考虑篇幅的问题。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论战，埃德蒙·伯克一如既往地冷静、欠缺激情，如同《大陆法系》里所写：可憎的过去被描绘得过于可怕……伯克没有人类冲昏头脑式的理性狂热，他批评法国大革命，批评理性。
会努力找时间写下伯克的《关于崇高与美丽的概念的哲学探究》，你会发现，伯克认为“凡是让人们觉得恐怖的，他们都会误以为是高尚。”
我大声宣告我的原则，因为我如此确定如果人类可以坦荡公正地行为，宣誓他们内心真正的感受，那么这统治欧洲多年的恐怖和暴政体制将会被一扫而空，且不会有一个牺牲者。法国大革命的原则让我荣耀!我沉浸在理性的胜利里!我是人类权利的拥护者!
--- 约翰·塞瓦尔(John Thelwall )(1795)
1789年是关键性的一年——它是一个分水岭。就在这一年，旧制度被摧毁，理性和正义取代了它。法国大革命开启了现代社会。令人印象深刻!同样，这也是革命者自己所看到的。这就是威廉·华兹华斯(1770-1850)所经历的。
O pleasant exercise of hope and joy!
For mighty were the auxiliars which then stood
Upon our side, we who were strong in love;
Bliss was it that dawn to be alive,
But to be young was very Heaven:
O times,In which the meagre, stale, forbidding ways
Of custom, law, and statute took at once
The attraction of a Country in Romance;
When Reason seem'd the most to assert her rights
When most intent on making of herself
A prime enchantress -- to assist the work,
Which then was going forward in her name.
Not favor'd spots alone, but the whole Earth!
（理查德·费雪）
在1789年11月4日，不满的牧师理查德·费雪（Richard Price）(1723-1791)在伦敦律师学院旁的会议楼做旧约的布道。这是一栋古老的楼。费雪站在大约五十名英国革命纪念会成员的面前。大约在一个世纪以前，英国成功地通过1688光荣革命限制了君主的权力。费雪将对这个协会的成员发表关键的演说。他的语言，演讲风格，在《论热爱我们的国家》中如此直白，也如此重要：变革的气息已经无处不在——不是重生，而是出世。一个发展的未来，智力的发展，人类的快乐、平等和自由近在咫尺。这种乐观主义——听起来就是冲昏了头——也只可能在那些倡导者口中的启蒙社会才有了。然而，非常讽刺的是，在这种宣言之下，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很有必要发明一个上帝，然后又不久之后，最后的国王被最后的牧师处死，启蒙时代和法国大革命创造了一个用基督教术语武装起来的激进主义。举例来说，新时代就是新福音。新的时代确实近在咫尺——而且它看起来带着福音书的狂热。
这是多么重要的时期!我真庆幸我可以活着看到它；而且我可以说，我的上帝，在我的眼中我已经看到了您的拯救。我活着看到了知识的传播，它战胜了迷信和错误-- 我活着看到了人类的权利比从前任何时代都获得了充分的理解；民族渴望自由，以前他们就像完全不知道这个概念。 我活着看到了三千万人民，充满尊严和决心，唾弃奴隶制，以不可抗拒的声音要求自由；他们取得了胜利，而一个专断的君王臣服于他的臣民-- 在享受过第一次革命所带来的好处后，我有幸又目睹了另外两场同样光荣的革命。而现在我看到对自由的热爱在迅速扩张，这是人类事务中的一个重大变化； 国王的国度现在变成了法律的国度，而牧师的国度变成了理性和德性的国度。
欢欣鼓舞吧!自由的朋友，自由的辩护者们! 这个时代多么美好。你们的努力没有白费。 看着吧君主国们，你们要警告这些国家，人民从沉睡中苏醒，打破了自己的镣铐，向着自己的压迫者们要求正义!看着吧，你们所发出的光芒，在解放美国以后，又一次在法国绽放，在法国点燃星星之火，将暴政烧成灰烬，这火焰温暖了也照耀了整个欧洲!
颤抖吧!这个世界的压迫者们!支持奴隶制的政府们接受警告吧…… 你们当变革，当革新。你们不能让世界永处黑暗。 不要在自由和光芒之前负隅顽抗。 把人类的权利还给他们；不要再滥用权力，否则你们会和被滥用的权力一起被彻底摧毁。
费雪的声明有两个重要的影响：(1) 它是对英吉利海峡对岸事件的第一个反应；(2)它使得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奋起反击。之后便是一连串的口诛笔伐，一个随着法国大革命的进行而不断展开的论战。
（埃德蒙·伯克）
论战是关于“政治结构的另一种可能”的表达。在1780年代末期以及整个1790年代，很多这种关于政治结构的另一种表达的小册子铺天盖地。当政治家埃德蒙·伯克(1729-1797)听到了费雪的布道，他的反应是愤怒和震惊。在1790年11月，伯克发表了后来成为保守主义政治宣言的作品《关于在法国的革命的沉思》。这部作品更多是对于理查德·费雪“传道士风格”的一种直接的回应。然后，围绕着费雪的《论爱国》和伯克的《沉思》，关于革命的争议产生了。意见变得两极化——一方，自由主义；另一方，保守主义。 这场论战在未来多年后的结果是为后来的思想家提供了一套的新的术语。开明，保守，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自由，平等，友爱，资本主义者和资本主义，这些都是法国大革命时代的成果。
在1789年之前，伯克是辉格党最有名的右翼演说家。他经年累月地批判君主制的腐败。在1790年左右，他甚至还支持美国殖民地的运动。对伯克来说，方便和必要性是一切——美国把自己从英国规则的桎梏下解放出来，这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而仅仅是必要的。但是当“猪一样的暴众”——这是伯克对于法国大革命的并不文雅的表达——在1789年7月攻占了巴士底狱以后，伯克害怕极了。他简直不敢相信这“猪一样的暴众”会——在一阵被误导的激情狂热之中——摧毁了这法国所有机构中最负盛名的机构。伯克的《沉思》感染力很强，有着诗歌一样的辩论风格。他攻击费雪的布道，也攻击英国的雅各宾派，比如伦敦通讯协会(London Corresponding Society, LCS)。他将这些政治俱乐部和政治协会成为“祸害之母”。
伯克珍视英国宪法，他在法国大革命中看到的只有恐怖和无政府主义。他攻击费雪为“政治的灵魂医生”。他写道：“教堂中除了基督的慈善外，不应该听到别的声音”。 对伯克来说，宗教和政治不应该混为一谈。毕竟，费雪是新教徒，而他发表演讲的地方是新教徒的会议楼。伯克认为无论是费雪，还是通讯协会，还是法国的革命者：
完全不明白他们自己所热衷掺合的那件事，也对于处理政治事务毫无经验，但他们听起来却充满自信，对于政治他们除了热情外一无所知。 诚然，教堂是人类的仇恨与不满停战的地方。
当费雪讨论人类的自然权利的时候，伯克非常不同意。对伯克来说，并没有自然的、不可转让的权利。 那些可以讨论的权利，是国王和法律所赋予人民的民事和政治权利。所以，当费雪说1688年的英国革命给予了英国的臣民们他们的自然权利——去选择自己的政府官员，责罚政府官员的不当行为，为自己成立一个新的政府——他的这些说辞点燃了伯克的怒火。
伯克害怕暴众的激情——就像所有的保守党一样，他认为“猪一样的暴众们”不应该参加这个国家的政治生活。 所以伯克必须要警告英格兰，让它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伯克最为经典的篇章中，他把自己的矛头从费雪转向了法国大革命。
法国，被自己的领袖们所背叛，也背叛了自己由王子们组成的仁慈的政府，让自己从自己最擅长的地方失败。她把那些黑暗怀疑的信条，来自于暴政的不信任合法化；她教导国王们对那些虚假繁荣那些道德政治家们颤抖不已……
[法国已经背叛了]一位温和且合法的君主，它对这位君主所实施的是史所未见的愤怒、狂热和诋毁，哪怕任何对于最不合法的僭主或是最为狂躁的暴君的行为都比不过法国人的行为。他们对妥协实施抵抗；他们对保护进行反叛；他们的怒火竟然是对着一双对自己实施恩赐，友善和宽厚的手。
这实在不可思议。之后的事情，却理所当然了。 他们的胜利就是自己的惩罚。法律没有了；法庭没有了； 工业丧失了活力； 商业消失了； 不需要付税，但是人民也根本是赤贫；教堂被掠夺了，国家陷入痛苦；军事无政府，社会也无政府，这就是这个王国真正的宪法； 所有一切人类的或是神圣的东西都成为公共偶像的祭品，随之国家也破产了……
这一切可怕的事情是必要的么？它们是那些充满决心的爱国者不顾一切的奋斗所导致的不可避免的结果么，必须要在安静而繁荣的自由沙滩上掀起腥风血雨么？ 不!并不是这样的。 法国的毁灭，目之所及皆是触目惊心，并不是内战导致的毁灭；它们很可悲，但是却是急躁无知的政府在长久和平面前的给我们立下的纪念碑……
困扰伯克的是大革命导致了暴力和混乱。记住，他的这些话只是在讨论1789年6月到1790年夏天之间的事件。在那以后，还有没收教会财产，恐怖统治，处死路易十六和玛丽·安东尼，以及拿破仑的登场。
（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伯克的《沉思》吸引了比理查德·费雪的《论爱国》更多的注意力。对伯克的回应可以说是数不胜数。在1790年至1795年之间，英国媒体上就冒出了约200多本小册子、书或是论文，企图对伯克做出回应。对伯克的第一个批判来自于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1797)——女权主义者，小说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1756-1836)的妻子，玛丽·雪莱(1797-1851)的母亲。沃斯通克拉夫特出生于伦敦——理查德·费雪以及其他的一些理性主义异见者是她的老师，并且她与伦敦的激进主义文化圈关系密切。在1790年11月29日，她出版了《人权辩护》(A Vindication of the Rights of Man)，这是第一份对于伯克的批评。她把伯克视为封建制度的卫道者，对英国臣民进行制度压迫的社会的发言人。“我感受到自我尊严的光芒”她写道，“当我试图瓦解你的奴役理论…”沃斯通克拉夫的论点，如同标题所暗示的，隐含着自由主义的人类的自然权利的概念。据上，她辩称：
人，作为理性动物，有着与生俱来的权利，这些权利远远优于那些有待改进的人创权利；而这些与生俱来的权利，并不是来自于他们的祖辈，而是来自于上帝，规则[法律]永远不应该损害这些自然权利。
（约瑟夫·普利斯特利）
这个对于自然权利的辩护被约瑟夫·普利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1733-1804)所重申。普利斯特利，这卓越的化学家和哲学家，完全可以和他的朋友理查德·费雪，沃斯通克拉夫特以及未来的工业主义者约书亚·威志伍德(Josiah Wedgwood，1730-1795)，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1728-1809)以及詹姆斯·怀特(James Watt,1739-1819)相提并论。他同样也是伊拉斯谟·达尔文(Erasmus Darwin,1731-1802)的亲密朋友。这位达尔文是未来的自然学家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1809-1882)的祖父。 普利斯特利在1791年加入了关于法国大革命的辩论，这时他刚刚读过费雪和伯克。 普利斯特利并不只是在书本意义上了解这场论战。在1791年7约14日，当普利斯特利参加伯明翰的一个会议时，一批教会和王室的暴众袭击了他的家和实验室。普利斯特利离开了故乡，去了伦敦，而后在1794年移居美国萨斯昆那河岸边，在那里他和一些其他的知识分子企图建立一个乌托邦(大同乌托邦，Pantisocracy). 普利斯特利，这位异见者，化学家，激进主义者和受害者，像理查德·费雪一样，把法国大革命的意义看得非常重要：
多么荣耀的未来，它将颠覆整个过去，它已经展现在我们的面前，展现在世界的面前。我们所期待的为公共福利而存在的政府，不仅仅是在书本或是理论中出现，而是在现实中出现…；它让人们尽可能多得享受他们的自然权利，不再干预宗教自由，这人类关于上帝的观念，在它那里，宗教受到的约束并不会比哲学或是医学要多。
另一份广为赞誉的对伯克的回应来自于一名苏格兰的律师和博士，詹姆斯·麦金塔什(James Mackintosh, 1765-1832)。在1791年5月17日，麦金塔什出版了《为法国大革命辩护》（Defense of the French Revolution）。麦金塔什是普利斯特利的朋友和仰慕者，也是两份英国激进报纸的编辑，一名温和改革组织宪法改革协会(Society for Constitutional Information)的成员。麦金塔什的写作具有一种紧迫感，他的《辩护》的目标读者是伦敦的中上层阶级。《辩护》绝对是一本下层人民看不懂的书。 麦金塔什从伯克身上发现了一种“对于法国大革命事件的歇斯底里的反应，这种反应不过是处于恐惧。”这种反应很快被贴上了“反-革命”的标签，这在我们的时代称之为“不够积极”。 麦金塔什是启蒙时代的孩子——他认为人类的进步只可能来自于自由运用自己的理性。但是，为什么启蒙运动的发展如此缓慢呢？他的答案相当独特。
认为社会秩序是无法经由人类智力发展而改进的想法，是一种对我们已经取得成就的傲慢自信，也是一种对自我力量的绝对不信任。如果这些政治机构，哪怕最接近完美的政府，所造成的邪恶再是微小，那也会有一些对于革新的抵抗，对于反抗的恐惧，就是这些抵抗和恐惧才造成了欧洲对这一事件的一片喧嚣。但是，从另一面来说，在审视人类苦难上，我们可以发现一部分源自于疾病，另一部分来自于个人的邪恶，但还有起码三分之一来自于政府的压迫和腐败。这些政府的压迫和腐败隐藏在各种形式之中。 所有的世存之政府(除了美国政府)都是偶然因素形成的。他们是应对变化的产物，却不是艺术的作品。他们都被改变过、毁坏过、改善过，也会因为偶然事件而被摧毁，这些都不可预期，也无法为智慧所掌控。
社会邪恶以及社会苦难，成了政府和压迫的结果。 理性——这理性之光——如果人类被暴政所统治时，这理性之光是不可以普射大地的。就像理查德·费雪所评论的那样，“他们知道光明是他们的敌人，因而他们不遗余力地让人类蒙蔽于黑暗之中。” 对麦金塔什来说，法国大革命就是解决方案，它带来了光明，它是人类从不成熟状态走出的标志。政府必须被改良，然后人类才能获得幸福。法国是个伟大的例子，如同十年之前美国殖民地的反叛一样。“是时候了，人类不需要容忍任何理性不理解的老古董，”麦金塔什写道，
“从拒绝革新到按照理性行事，是时候运用人类的力量了，这些力量早已为臣民或是底层人民所掌握，去开启一个新的时代，去改良政府，增加人类的福祉。”
对于伯克最为重要的批评来自于桂格教的一名束缚衣制造工人的儿子，来自东安格利亚的斯福特的托马斯·潘恩(1737-1809)。托马斯·潘恩是一名成长于工人阶级，并最终在1790年代成为英国激进主义的一支声音的人。1776年出版的《共识》(Common Sense)一书让他声名鹊起。《共识》一书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意欲吸引最大多数人民，而不是那些少数的精英。潘恩，毕竟是一名束缚衣工人——他是人民的一员。如同他的名字一样，公民潘恩。 他的作品通篇都是对于个体独立的强调。这既是健康的又是自然的——对潘恩来说，这种想法来自于他作为一名技术工人的经验。
（公民“潘恩”）
在1791年2月和1792年2月之间，潘恩发表了《人的权利》(The Rights of Man)(献给乔治·华盛顿)的第一部和第二部。这是一部共和式的作品——它的受众是那些在英国被排除在政治生活外的人。 然而，这本书不仅被美国思想家们所接受，也为英国激进分子和工人们所接受。法国人也很喜欢这本书——潘恩是法国国民公会中仅有的两名外国人之一，另一名是约瑟夫·普利斯特利(Joseph Priestley)。那些不能阅读《人的权利》的人让人们在聚会、咖啡馆以及各种协会的聚会上听别人阅读它 。关于它的摘录在各个城市出版。 在《人的权利》里，潘恩把君主们描述为寄生虫，以吸取国家的财富和健康为生。他们最多只是欺骗的艺术家。潘恩放在君主和他们一无是处的贵族阶级们面前的问题非常简单：他们有什么用？他们是必要的么？君主是帮助我，还是压迫我？
对托马斯·潘恩来说，所有的过去的政府都是建立在暴政和压迫基础上。和费雪、麦金塔什以及其他的人所声称的一样，政府除了掩饰真相，散布谎言以外什么都不做。君主制是一切人类悲惨和压迫的引擎。君主制就是最大的邪恶。它是人类进步的障碍——它是一个谎言。
无论我是不是太有眼无珠，或是已经被过度震撼；无论我是不是太骄傲或是太自卑，或是一些别的什么，我现在对一件事毫无疑问；那就是，非常确定的，那种称之为君主制的东西，在我看来是一个愚蠢、可鄙的玩儿。我将它比作帘幕背后的虫豸和混乱，带着一点道貌岸然的虚伪；但是当比如意外发生，帘幕被解开了，大家发现它是什么，都会忍不住大笑起来。
我们必须抛弃自己的理性，完全不顾及自己可以思考的大脑，才能看不到君主制的愚蠢。世间所有一切无不是自然的产物，但是这样一种管理模式（君主制）确实反自然的。它让人类的能力不能进步。它让资深者被儿童统治，让愚蠢的人来统治聪明人。
相比于愚蠢而压迫的君主制，潘恩认为很有必要引入代议制政府。这就是为什么共和主义（republicanism）被称为共和。人们可以期待一个共和政府去消除神话、虚假和迷信，将一切都带到人类理性的审判台前。
情况就是一个代议制体系可以把关于政府（管理）的知识散播到整个民族，驱散无知和压迫。 王宫的艺术则不能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没有神秘的立足之地；它无从开始。那些并不参与代表的人们，知道事情的本质和代表们同样多。对于神秘重要的爱则会被耻笑。国家没有秘密；而那些王宫的秘密，就像个人的秘密一样，通常是关于他们各自的缺陷。
在代议制体系内，所有事情的理由必须公布。每个人都是政府的所有人，而且他有义务去了解政府。这关乎他的利益，因为这会影响他的财产。他检查开销，检查这些开销是否带来了利益；最重要的是，他不会遵从一个奴性的传统，这个奴性的传统称之为跟随“领袖”。
潘恩的激进主义和理查德·费雪（Rechard Price）很像——这些语言直接来自于约翰·洛克（John Loke）（见第八节）。那就是，政府存在的意义只是为了保证天赋的、自然的、不可分割的人权：生命、自由和财产。是政府唯一的责任——就是保护这些权利。潘恩认为，在一份宣言中他反复声明，“那些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
当潘恩对埃德蒙·伯克进行着最为摧毁性的批判的时候，另一位激进的雅各宾派走上了历史舞台。与潘恩不同的是，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1756-1836)更有智性，且似乎完全没有激情。他的论文《关于政治争议的探索》（Enquiry Concerning Political Justice）于1793年出版。这是一本难以理解，长篇大论（两部头）且价格不菲的书籍。 它的影响力局限于伦敦的知识分子，包括：托马斯·潘恩、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 、威廉·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以及其他很多激进的出版商和销售商。 如同费雪、普利斯特利以及沃斯通克拉夫特，戈德温是个异见者。他认为人的性格是由环境造就。所以，要改变一个人，就要改变他所处的环境。对戈德温来说，这种变化只有在人们创造了一个坦率、真诚以及有着无私的善意的社会以后才会发生。戈德温批评所有的事物：君主制、教职人员、激进组织如同LCS和SCI，婚姻制度以及革命。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是哲学无政府主义之父。最好的政府，对戈德温而言，就是完全不要政府。在他的眼里，所有社会机构都是一种体系化的压迫。政府、工坊、法律、婚姻以及教会法，都有罪。为什么？因为这些东西都剥夺了人本身应当拥有的一些东西。 戈德温让我们想起卢梭在《社会契约论》（The Social Contract）（1762）开头写下的句子：“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man is born free and everywhere he is in chains）”这是一个重要的概念——十八世纪晚期开始的欧洲思想开始认为（1）人类可以被改进；（2）人类将要被改进。这些概念其实都暗含在19世纪变革的序曲，马克思的作品中（后续写作《意识形态时代与卡尔·马克思》）。
解决这一切的方法对戈德温来说简单明确：消灭政府！戈德温同时也是一个敏锐的观察者，他的一项观察结论人们或许会觉得有些耳熟：
所有国家的富有者都直接地或是间接地是国家的立法者；这样的结果就是造成一个永恒压迫的系统，剥夺穷人仅有的所有物，而如非这个压迫系统，这些所有物本应属于他们…… 在几乎所有的国家，立法都是富人用以剥削穷人的工具。
在戈德温看来，富人对于穷人的压迫被系统化了。戈德温认为所有的政府都是邪恶的，因为它使得人类背离了自己的自然本性。政府并不促进高尚、快乐和知识。政府就是压迫——它是一个系统化的虚构。
在1790年代，戈德温是一个孤独的声音。他讨论君主制-- 他讨厌政府-- 尽管在潘恩被流放的时候，他协助出版了潘恩的《人的权利》（Rights of Man），他这么做并不是因为他同意这本书的内容，而仅仅是他相信言论自由。 戈德温不是一个改良家——他对议会改革不感兴趣。也不是因为他对相应的社会团体感兴趣——他讨厌极端团体。他不是雅各宾派。他批评所有的革命因为这些革命充满了“混乱和暴力”。 如同伯克一样，戈德温也不是很在意自然权利。至于宪法，无论是成文还是不成文宪法，他也都一视同仁地批评。所有的政治都是为了使得个人变得不再完整，让个人变成那台压迫机器上的一部分。
在政治组织中，每个人的目的就是与他的同伴统一准则。我们学习党派的陈规旧俗。我们不敢探索，以避免探索导致一些党派的陈规旧俗需要改变。我们完全没有探索的欲望。相比任何其他人类事务，拉帮结派最有一种巨大的趋势力，让大脑变得空无一物，变得固守成骨。相比于让每个人成为独立的个体，拉帮结派本身就需要把所有人的想法统一起来，把每种不同抽象出来，然后把个人打造成残酷机器上的一环。
当托马斯·潘恩认为最好的政府是管得最少的政府——典型的自由放任意识形态——戈德温则声称政府是完全不必要的。
读者或许已经预见了这些评论的终极结论。 如果陪审员们终究不愿意自己做出结论，而需要指引，如果强力逐渐被消除，而仅相信理性就已经足够，难道我们不会终有一天发现，这些陪审员，以及其他一切公共机构，都看起来如此多余？一个智慧的人的思考，难道会比十二个人的思考要缺乏影响么？如果没有选举这种形式，难道一个有能力的人去指导自己的邻居们，就会使得他自己臭名昭著么？难道没有很多邪恶需要改正，很多固执的旧俗需要去除么？这是在人类进步史上的具有纪念意义的一步。 每个人类的朋友都会欣喜地看到，看到这个美妙的时期，政府的瓦解，这个残酷机器的瓦解，这个长久以来导致人类诸多邪恶的原因，而且它已经在现代变得冗余，而它本身也混杂着各种不幸，而让它消除缺点的唯一方法就是消灭它。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