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房琐忆
近几年，母亲的身体每况愈下，多次住院。陪护期间，医院里遇到的一些人和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现略记一二。
善良的大哥
母亲住的那间病房一共三张床，靠窗户的是一个八十多岁的老爷子，我们去的时候，他已经住了大约一星期了。我们选择了靠卫生间的那个床位，中间的床位暂时空着。例行的一系列检查结束，母亲的治疗是这样安排的：上午医生查完房，护士开始输液；下午两点半开始做高压氧；高压氧结束，母亲回到病房，中医孟大夫进行康复治疗，针灸加按摩。
母亲第一次进高压氧舱，大夫建议我进去陪着。我毫不犹豫地进去了，可是，我没想到过程那么痛苦！我坐在母亲旁边，负责帮母亲戴上氧气罩之类的东西。开始加压的时候，我感觉自己喘不上气来，简直要憋死的节奏。一个小时的时间，那么漫长！其间，我不断用两只手死死地拽着自己的衣领，试图把领口拽大一点儿，似乎这样就能呼吸痛快一些。
终于，时间到了！高压氧舱慢慢减压，门缓缓打开，我总算熬过来了！那感觉简直像重生了一次！
“下次，我可不想进来了。”我嘟囔了一句。
母亲旁边坐着的一位大哥说：“下次，你别进来了，我就坐在大姨旁边，我帮她带氧气罩就行了。”
“真的吗？”我大喜过望。
“当然了，又不麻烦。”
出了高压氧舱，我推着轮椅上的母亲往病房走，跟那位善良的大哥聊了一路。
“大哥，你外表看着好好的，为什么也做高压氧？”
大哥憨厚地笑笑，说：“前段时间，我手脚发麻，来医院一检查，医生说是大脑里的血管堵了。我得赶紧治疗啊，父母靠我养，两个孩子还在上中学，我老婆没有工作。我倒下了，这个家咋整？”
“你年龄也不大啊。”
“我今年四十三。”
“才四十多就得脑血栓啊？”
“人家医生说，脑血栓现在越来越低龄化。唉！咱摊上了，咋整？”
“你不需要人陪护？”
“不用。我年轻，堵住的血管也不是主要的，医生说，治疗效果不错。再过几天，我就出院了。再说，你嫂子在家种地、做饭、照顾孩子和老人，也出不来啊。”
随后的几天里，这位大哥每天站在高压氧舱门口等着我们，然后帮我把母亲推进舱内，其余的事情就不用我管了。时间到了，我负责来接人就行了。
有一天，下起了大雨，到了做高压氧的时间，雨还在下。我想跟护士站值班人员打个招呼，今天不做高压氧了。这时，大哥出现在病房门口，他手里拿着两把雨伞和一个大大的雨披。在大哥的帮助下，我给母亲穿好雨披。病房楼与做高压氧的平房之间有一段将近一百米的小路。大哥负责推轮椅，我一手打一把伞，左手的伞举在自己头上，右手的伞在大哥头上。尽管我十分尽力了，不断刮来的风还是把我手里的伞吹得七扭八歪，大哥的肩头和后背被雨水淋湿了。顺着我脸庞滑落的是泪水，还是雨水，我已经分不清了。
大约一周后，这位大哥出院了。事后，我特别后悔，这么长时间，自己竟然没有问他的名字，也没有记下他的手机号，只隐约记得他好像姓高。
一晃好几年过去了，不知道高大哥的身体怎么样了，不知道他的孩子们在哪里上大学了。希望好人一生平安！希望作为家中顶梁柱的高大哥永远健康！
离休老爷子
母亲的住院时间是半个月，靠窗户的那位老爷子没有具体的治疗周期和出院时间。因为他是一位离休人员，是在解放前参加革命工作的，所以治疗费、床位费、护理费全部报销，自己不需要花一分钱。母亲知道了这一点儿，羡慕不已，同时又很自责，叹息说：“我一分钱不挣，光花钱了！”我劝母亲说：“这点儿钱，不算什么，我们完全能承担得起；再说，父亲的退休金攒着有什么用，早晚不得花了，不用留给我们，我们不需要。”但我的话丝毫不起作用，母亲还是很心疼。每天上午八点多，有一个护士准时出现在病房里，喊着病号的床位分发前一天的费用清单。母亲每次都着急地问我又花了多少钱。当然我每次都往少了说，好在母亲不识字，好糊弄。
陪护老爷子的主要是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儿媳妇，另一个是他的女儿。儿媳妇白天在医院，女儿晚上来替她嫂子。老爷子的病似乎没有多么严重，自己能吃能喝，能上卫生间，可能大脑有些糊涂了，记忆出现了问题，但是他身板硬朗，面色红润，看上去一点儿毛病都没有。儿媳妇解释说，每年秋后老爷子都来医院住一段时间，疏通一下血管，防患于未然嘛。我问，他自己愿意来？回答，他知道个啥，带他来他就来呗。
儿媳妇大约五十岁左右，说话办事干净利索，对老爷子的态度也不错，她主要的作用就是看着输液的瓶子是否需要换药了以及购买一日三餐。她手里的毛线活儿一直不停，她说她给孙子织毛衣、毛裤。老爷子的女儿四十岁出头的年纪，时间观念不强，有一次，晚上九点多了，还不来。嫂子等得不耐烦了，就先走了，临走让我们帮她照看一下她家老爷子。
我说：“万一你小姑子一直不来怎么办？”
“不会的，她那个人，虽然吊儿郎当，拖拖拉拉，该来还是会来的。”
嫂子放心地走了。果然，快十点的时候，女儿来了。她首先去了卫生间，大张旗鼓、叮叮咣咣地洗漱一番，然后在租来的长椅上倒头就睡。
第二天，嫂子没有准时出现，女儿有些不高兴，嘴里嘟嘟囔囔的。她去医院餐厅给她和老爹买了早饭。吃完饭，嫂子还没出现，她开始打电话不停地催。嫂子刚一进门，她就急忙溜走了。
嫂子有些生气，朝我们诉苦说：“孙子感冒发烧了，儿媳妇一个人搞不定。”
我问：“你家大哥呢？”
“出远门了。”
随后，嫂子又开始抱怨：“你说她又不上班，整天一副日理万机的样子，多陪她老爹一会儿咋了？一点儿也不知道心疼别人。”
护士输液完毕，一张床只准许留下一个陪护人员，病房里暂时清静下来。病号躺着，迷迷糊糊，半睡半醒。陪护的低头干自己的事情，不时抬头看看吊瓶。嫂子还在织毛衣，我拿了一本杂志有一搭无一搭地翻看。
随着跟嫂子的交流越来越多，我了解到，老爷子的女儿离婚了，自己带着儿子过，准确地说，是带着儿子跟着娘家过日子。老爷子一个月的工资大约有九千多，每个月给女儿两千元零花钱。嫂子说，小姑子嫌原来的工作累，辞了，现在，跟一群狐朋狗友做生意。做什么生意，不知道；赚不赚钱，不知道。反正一天到晚不着家。她儿子的学费和生活费还得让姥爷掏钱。
有一天晚上，女儿八点就来了。睡觉显然有点儿早，她就跟我聊了起来。这一聊我才知道她的儿子曾经是我的学生，不过，她没有因此对我表现出额外的热情。也许，因为她儿子已经高中毕业了，也许，她本来就不是一个热情的人。最后，她抱怨挣钱难，她抱怨父亲的退休金那么多，一个月只给她两千太少了！
母亲出院的时候，离休的老爷子还没有出院，儿媳妇说，打算住满一个月再走。希望老爷子健康长寿吧！他的退休金不但能养活他自己，还能养活好几个后代呢。
住家老保姆
母亲住院后的第三天，中间病床安排上了一个新的病号，是一位八十多岁的农村老太太。老太太又干又瘦，又矮又小，腰弯得很厉害，像个大虾米。据她自己说，出门挖野菜，摔了一跤，就不知道咋回事了。
老太太住进来的第二天晚上，一位瘦高个的老太太过来看她。两个人手拉手说了一会儿话，瘦高个老太太说，我得走了，回去晚了不行。说完，就飞快地走了。我一开始以为她是病号，怕查房护士批评她随便串门。但是她身手矫捷，不像病号。这么大年纪，难道是陪护人员？老太太的小女儿帮我解开了谜底。
这位老太太跟她们一个村的，生有三个儿子，老伴死得早，她一个人当牛做马把三个儿子拉扯大，算是这个家的头号功臣了。前面两个儿子顺利地成家了，可是老三，都四十多岁了，还没娶上媳妇。这件事让老太太寝食难安，她认定了，只有多挣钱，才能帮儿子成个家，过一份好日子。可一个农村老太太，能有什么挣钱的方式呢？
机会终于来了。城里的一位离休老干部成了植物人，老伴早走了，儿女上班忙，想找个住家保姆护理老干部，一个月三千元。离休干部的儿女们先后找过很多家政公司，但是家政公司安排的工作人员有的嫌钱少，有的嫌活儿累，先后都主动辞职了。最后，有人推荐了老太太。离休干部的儿女们一开始嫌她年纪大，怕她干不了，观察了几天，发现老太太干起活来干净利索，对病人护理得细心周到，就把老太太留下了。这不，最近，老干部的儿女们感觉父亲身体状况不太好，就送到医院来了，并且要了一个单间，老太太作为护理人员自然也跟着住进了医院里。
以后的几天，我在走廊里经常遇到老太太，她永远是匆匆忙忙、一路小跑的样子，要么端着一盆刚洗干净的尿布，要么怀里抱着刚从楼下收拾上来的晒干了的尿布。老干部的病房就在斜对过，好几次我从那个病房经过，发现房门敞开着，大概是为了散散房间的味道吧。有一次，我看到老太太弯着腰，用湿毛巾给老干部轻轻地擦脸、擦手。一旁的空床上，躺着一个中年男子，据说是老干部的儿子，他好像在玩手机。
吃饭的时间到了，老干部的儿女在的话，就从医院餐厅买上饭菜，让老太太跟着一起吃。但老干部的儿女很多时候不来，不来的话，老太太就要自己解决吃饭问题了。她一般从餐厅买个馒头，就着自己带的咸菜，凑合一下。同村老太太的小女儿评论说，这么大年纪的老太太了，每天这么辛苦，主家就不能多买下点儿吃的东西，或者多留下点儿钱。这家人也真好意思，条件那么好，又不差这点儿钱！我心想，也有一种可能，老干部的儿女给老太太留下饭钱了，是她自己舍不得花，攒起来了。
有一天，老太太来我们病房串门，刚说了两句话，老干部的儿子突然来查岗，他气呼呼地把老太太喊走了，我们替她感到不安，不知道老太太需要接受怎样的批评教育。
老太太的三个儿子、两个儿媳、孙子孙女们从来没有露过面。据说，儿子们嫌她干的这活儿不体面，整天给人接屎接尿、洗衣洗澡，丢人现眼；据说，两房儿媳妇嫌她挣的钱只留给小儿子，已经多年不搭理她了；据说，小儿子好吃懒做，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根本不知道心疼年迈的老娘。
唉！可怜的老人！她为谁而活？她的委屈谁知道？她的苦和累谁能为她分担？她错在哪里？八十多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一天病倒了，谁来照顾她？我不敢往下想。我只希望老人活着的每一天都是健健康康的。到了该走的那天，老人最好是在睡梦中，悄悄远去，默默消失，没有痛苦，没有忧伤，没有寂寞，没有眼泪！
作者：马士红，山东无棣人，高中英语教师，文学爱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