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难民到侨置郡县，东晋在区域地方上与北方的政治斗争
两晋衔接期间，因为北方战乱，大批百姓逃难到南方，南方的司马睿势力百废待兴，问题重重。作为对诸多问题的回应，东晋王朝发展出了一种新的政区制度：侨置郡县。侨置郡县的起因很复杂。北方大乱，大批老百姓携家带小，举家甚至全族往南方逃难。逃难百姓的规模很大，北方各州都有数以万计甚至十万计的人口迁出，拥向南方。南逃的人口大致占北方登记人口的三分之一左右。而如何安置如此众多背井离乡的百姓，成为了摆在东晋面前的一大难题。
侨置州县政治化
中国人最注重乡土观念，大多数人一辈子都生活在本乡本土，流动性很小。他们的经济、人际、悲欢离合和祖宗坟墓都在故乡，如果没有特别大的困难是不会离乡逃难的。而一旦难民潮涌动起来，问题就层出不穷。逃难的百姓就等于抛弃了家产和收入，与过去的经济和社会一刀两断了。而难民的他们靠什么生活？逃难的过程中如何解决吃穿的问题？遇到困难，比如生病、兵火，找谁依靠？逃难过程中，难民如何处理与当地居民的关系？任何一个问题处理不好，都可能引发纷争。两晋衔接期间的战乱有两大叛乱势力，除了北方的少数民族势力，就是各地风起云涌的流民武装——王弥、石勒等人的主要武装力量其实就是北方的汉族难民。司马睿之所以能在南方站稳脚跟，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依靠王敦、陶侃等人镇压了南方的多支流民武装，稳定了局势。可南渡的难民越来越多，继续镇压是不可能的。
东晋面对难民的首要问题是：如果无法妥善处理好流民的问题，那么流民中的枭雄、大族甚至个别家族就会抢先把流民组织起来，为自己所用。难民流动的时候，遇到问题和纠纷需要强有力的人物出来主持解决。这些人物一般是原来居住地的豪门大族，也有部分人是能力出众的强人。他们就成了流民组织的领袖，东晋初期的祖逖、苏峻等人就是这样的领袖人物。他们一旦拥有了组织，就会提出各自的政治主张。这一点也是朝廷不乐意看到的。
因此，东晋王朝采取的方法是专门划出南方的土地来，安置流民。安置的目的是，即便不能让流民在南方安居乐业，最起码能让流民不揭竿而起。最初简单的安置行动，后来掺杂进来了朝廷和贵族高官们的政治目的，发展成为侨置州县。
东晋王朝以天下正统自居，但却偏居南方，失去了对天下主要领土的控制，地位可以说是十分尴尬。司马家族唯一可以拿出手的就是王朝正朔，自己的祖先曾经是天下共主。但这个标准太主观了，刘渊说我是汉朝的外甥，我的祖先也曾是天下共主；赫连勃勃还说我是夏朝大禹的后裔，我的祖先统治天下比你们更早。所以，谁占领着作为天下中心的中原、两京，就成了谁是天下正统的标准。先后占领中原的两赵、两秦、燕国等政权都不承认东晋的地位。东晋因此要延续天下共主的架子，起码在形式上要维系对失地的“统治”，就想到了在安置北方南下流民的同时“恢复”北方的政权形式：我有北方的百姓、有政权形式，我还可以对北方领土宣示主权。于是，东晋划出一块南方的土地安置幽州流民，就恢复幽州的郡县名称；安置山东流民，就用原来的山东郡县来称呼本地。这些州、郡、县因为不是本土，所以被称为侨州、侨郡、侨县。
对于北方政权新立或改名的州、郡、县，南方绝不侨置或沿用旧名，表明对北方政权的否定。除了宣示正统和主权外，侨置州县还可以和北方政权争夺人口。北方政权一般得不到汉族百姓的认可。当汉人知道南方有同乡重建了故乡的郡县，那里有乡音、乡俗和故乡的街巷里弄时，他们很自然愿意逃离北方政权的统治，投奔东晋侨置的州县。侨置州县在实践中吸引了许多人口持续南渡，增强了东晋的实力，弱化了北方政权的力量。在冷兵器战争时代，人口可是决定国力的关键因素，重要性并不亚于领土。在这个较量中，东晋占据着优势。
高官显贵们同样也有政治目的，东晋朝廷的掌权阶层大多都是北方南渡的世族豪门。他们以门第相互标榜，门第和政治地位直接挂钩：出身豪门的子弟垄断高官，普通人家的子弟只能在中低级职位上徘徊。而地望是表明门第贵贱的主要标准。地望，即姓氏古籍中常用的“郡望”，是指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每郡显贵的家族，意思是世居某郡为当地所仰望，并以此而别于其他的同姓族人。但这就让南渡的北方豪门们很尴尬，比如，琅琊王氏失去了“琅琊”怎样自称琅琊王氏？陈郡谢氏离开了“陈郡”又无法保证家族的门第纯洁。因为郡望和政治利益紧密相关，南渡世族们还以沦陷的旧地名自称。安置流民的同时，恢复旧式的政权，符合南渡世族的利益。他们热衷推动侨置州县的建立。
凡此种种，就是东晋侨置州县的特殊背景。司马睿南迁时，琅琊百姓随司马睿过江的有1000多家。太兴三年（320年），司马睿侨立怀德县于建康，以安置这些琅琊流民。晋成帝司马衍咸康元年（335年）又在江乘县（今江苏句容县北60里）境内侨立琅琊郡，为了和北方的琅琊郡区别起见，称为南琅琊郡。北方的琅琊郡有临沂县（琅琊王氏就是这一县的人），于是南琅琊郡也侨立临沂县（还是在江乘界内）。这可以算是侨郡县的创始。
有人将侨置州县的历史推前到了汉高祖刘邦的时候。高祖七年（公元前200年）在郦邑（今陕西西安市临潼区东北）建城，城社、街庭、居家都模仿故乡丰县，并真的迁徙丰县百姓居住其中。刘邦这么做的原因是他的父亲刘太公不习惯长安的环境，想念故乡，为了解决老父亲的思乡之情，刘邦干脆在关中造了一个新丰县。三年后刘太公死了，郦邑干脆更名“新丰”。此后，西汉、东汉西北、东北边界不断变化，为了安置撤退的边民，也常常在边界侨置郡县。不过乔治郡县成规模、制度化，还是在东晋。
弊端
制度确立后，“一时侨州至十数，侨郡至百，侨县至数百”。东晋在名义上起码还拥有对天下各地的统治。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侨置州县制度发生了复杂的变化，利弊并存。
首先，州县的侨置和流民人口的多少直接相关。南逃的百姓大多都是离江南比较近的百姓，黄河以北和西北地区的百姓逃到江南的不多。侨置之初，东晋设置了各州政权，后来因为幽州、冀州等地逃往江南人口较少，废除了这两个侨州。而兖州、豫州、徐州等州南渡的流民较多，州级监制始终存在。郡县也是，流民较多的地区，侨置政权比较完备。
其次，侨置州县的名称与隶属关系越来越复杂。为了区别北方的地区，东晋直接在南方的琅琊郡前加了一个“南”字，比如“南琅琊”、“南徐州”等。后来东晋北伐，一度收复了青、兖、徐、豫、司、雍等州，就在新收复郡县上加“北”字。侨置的西北、四川地区的郡县，则互加“东”、“西”以示区别，比如“东冯翊”、“东弘农”等。这还算是侨置州县最简单的冠名法，至于一郡一县百姓侨寄数处，分别设置州县；又比如郡县沦陷，于是侨置，后经收复，又再沦陷，反复侨置。再加上北方州县因为百姓逃难已经被取消、合并或是重新组成，原来的郡县已经消失，而南方侨置郡县依然存在。所以州县名字越来越复杂，隶属关系也更复杂了。
当流民来到南方后，侨置州县和南方州县的矛盾日渐激烈。侨置州县的本意是借土，南方郡县的土地被拆分，自然不愿。而随着行政区划日渐纷乱复杂，侨州郡县分割南方州郡县的现象越来越严重，部分南方郡县还改隶于侨州郡者。部分北方强盛世族“反客为主”，甚至裁撤南方郡县来侨置自己的乡土故郡。这些难免不引发南方郡县的反感。而为了安置和吸引流民，东晋对侨置郡县的百姓另行登记，称为“侨人”。侨人的户籍称为“白籍”，不算正式编户，不负担国家调役。南方土著人口却要承担越来越重的税赋和徭役，土著和侨人的关系也开始恶化。
侨置州县越来越多，造成政区繁杂，导致“民少官多，十羊九牧”，在之后的南朝一直如此。隋朝统一南北后，开始重新划定政区，大举并省州县，并改州为郡、以郡统县。这才彻底根除掉侨置州县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