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忍、杨东方丨明抄本《萍州可谈》作伪考
明抄本《萍州可谈》作伪考
刘瑞忍 杨东方
摘要：原国立北平图书馆藏明抄本《萍州可谈》，题宋朱无惑撰，凡三卷，九十五条，然与《百川学海》本、《宝颜堂秘笈》本、《四库全书》本，无一条相同，系伪书。是书曾为明代李诩的《戒庵老人漫笔》、清代朱彝尊的《经义考》所征引。近年来，又广泛应用于李清照研究，传播范围逐步扩大，影响力日趋增强。故有必要对其真伪、来源仔细考辨，为相关文史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史料。经考证，明抄本《萍州可谈》系抄袭《龙江梦余录》《说郛》等书而成。
关键词：《萍州可谈》；明抄本；辨伪；《龙江梦余录》；《说郛》
《萍洲可谈》是北宋时期记述有关典章制度、风土民俗及海上交通贸易等情况的笔记[1]。作者朱彧，字无惑，湖州乌程人，仕履无考。父朱服（1048—约1108），字行中，熙宁六年（1073）进士，元丰中擢监察御史里行，不久知谏院，迁国子司业、起居舍人，以直龙图阁知润州，徙泉、婺诸州。绍圣中曾奉命使辽，后又为广州帅[2]。朱彧作《萍洲可谈》，多述随父游宦所至见闻，对于广州蕃坊市舶，言之尤详。然为了回护其父，对苏辙、苏轼颇有微词，对舒亶、吕惠卿则曲为解释，殊乖是非之公。除此数条以外，“所记土俗民风，朝章国典，皆颇足以资考证。即轶闻琐事，亦往往有裨劝戒”[3]。其“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是世界航海史上使用指南针的最早记载[4]，在中国科技史研究中被广泛征引。
一、《萍洲可谈》的版本源流
《萍洲可谈》（下简称《可谈》）三卷，《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宋史·艺文志》均有著录。《直斋书录解题》著录：“《萍洲可谈》三卷，吴兴朱彧无或撰，中书舍人服行中之子。宣和元年序。'萍洲老圃’，其自号也，在黄州，盖其侨寓之地，事见《齐安志》，而'彧’作'或’，字无惑，未详孰是。”[5]南宋陈振孙距朱彧生活的时代不过百年，所见应为真本，此说当属可靠。可惜原本久佚，宣和元年（1119）序文亦不传，留存至今的旧本有《百川学海》本、《说郛》本、《宝颜堂秘笈》本、《四库全书》本、《墨海金壶》本、《守山阁丛书》本等。这些早期版本收录《可谈》的情况如下：
⑴《百川学海》，宋左圭编，宋咸淳刻本收《可谈》一卷，55条[6]，虽删节后不盈一卷，但比较真实地反映了原本的部分内容，是现存《可谈》的最早版本。
⑵《说郛》，元末明初陶宗仪辑，现存的十余部明抄本，多为残本，未见收录《可谈》。清顺治三年（1646）两浙督学周南、李际期宛委山堂本，《四库全书》本，卷三十五都收录了《可谈》一卷，与《百川学海》宋刻本相比，内容、条目基本相同，偶有词句改动。
⑶《宝颜堂秘笈》，明陈继儒辑，明万历间（1573-1620）秀水沈氏尚白斋刊本收《宝颜堂订正可谈》一卷，49条，与《百川学海》宋刻本内容大致相同，条目合并、拆分多不合理。减少了“东坡倅杭州”“鲁直再责黔中”“狨座”3条。脱缺“富郑公致政归西都”条的前半部分，“吉甫所言中理，历历可记类如此”一句，“建中靖国元年，召僧”等。间有讹误，如把“我名公字”写成“我公名字”，把“乞诛吕吉甫”写成“乞诛李吉甫”等。
⑷《钦定四库全书》，清纪昀等纂修。《萍洲可谈》之《百川学海》本、《秘笈》本等仅存其概，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裒辑，排纂成编，以还其旧。虽未必毫发无遗，但已得之大部[7]。《四库全书》录《萍洲可谈》三卷，183条，是左、陈诸家所刊的三倍多。《四库全书》本除了增补大量内容，与《百川学海》本的叙述也略有不同。如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无识之者，于僧房中随挈一具归”；而《百川学海》本为，“无识其父柩者，于僧房中有数棺，枯骨无款记，不获已，乃挈一棺归”。
⑸《墨海金壶》，清张海鹏编，清嘉庆十三年至十六年（1808-1811）刻本。所收《萍洲可谈》三卷从文澜阁《四库全书》录出，卷首有四库提要，卷端题名下方注“四库全书原本”，与文渊阁四库本稍有文字差异。
⑹《守山阁丛书》，清钱熙祚辑刻。道光年间，钱熙祚得《墨海金壶》残版，又从文澜阁《四库全书》中录出流传较少之书，增补删汰，辑成此书。于《萍洲可谈》后附《校勘记》一篇，将《四库全书》本与《百川学海》本、《说郛》本、《宝颜堂秘笈》本三本对校，颇为精审。
综上所述，《萍洲可谈》有《百川学海》本和《四库全书》本两种版本系统，且同一系统的各个版本之间存在内容、条目或文字差异。现在通行的标点整理本，是当代学者李伟国以《墨海金壶》本为底本，以《百川学海》和《四库全书》系统的各种版本点校的《萍洲可谈》。此书整理成187条，又从《永乐大典》等书中辑录佚文3条，附于卷末，是比较完整的本子[8]。
二、明抄本《萍州可谈》系统
（一）明抄本《萍州可谈》
除上述版本外，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还藏有一部明抄本《萍州可谈》[9]，也题宋朱无惑撰。凡三卷，九十五条，每半叶8行，行15字，无标目。钤有“昆山徐氏藏书”“徐乾学印”“健庵”“黄金满籝不如一经”“汪士钟藏”“汪印士钟”“平阳汪氏藏书印”“三十五峰园主人”“宪奎”“秋浦”“师鄦乙酉岁暮检书记”“国立北平图书馆收藏”等印。今存台北“故宫博物院”，2013年收入《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影印出版。笔者在翻阅《甲库善本丛书》时发现，其与李伟国点校本不同，又持校《百川学海》影印本、《四库全书》影印本，竟无一条相同。朱无惑序文中言自己嘉祐五年（1060）解绍，正文中却记载了宝祐四年（1256）事、李清照、元人王恽等后人事迹。正如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提出的十二条鉴别伪书公例所言，“其书虽前代有著录，然久经散佚，乃忽有一异本突出，篇数及内容等与旧本完全不同者，什有九皆伪……其书题某人撰，而书中所载事迹在本人后者，则其书或全伪或一部分伪”[10]。细读明抄本《萍州可谈》，可以断定为后人伪作。
查检前人著述，叶昌炽、王重民等先生亦持此论。叶昌炽的《缘督庐日记抄》云：光绪丙戌年二月初二日，“为建赮跋抄本《萍洲可谈》，伪书也，与《说郛》本、《秘笈》本、《守山阁》本全不合。朱彧，宣和间人，而书中所及有朱文公、杨诚斋、周益公事，其为书估伪作，以欺不学者无可疑。卷端有徐健庵、汪阆原藏印，非伪为者，二家亦为所蒙耳”[11]。
此书后为文禄堂所收，《文禄堂访书记》中记载《萍州可谈》三卷，版式、钤印均与之相同，只是王文进将其定成“清徐氏传是楼钞本”[12]。这种说法并不妥当。《传是楼书目》著录，“《萍州可谈》三卷，宋朱无惑，一本，抄本”[13]，可佐证徐乾学收藏过该明抄本或类似抄本。钤有徐乾学藏书印，被此书目收录，但版心等处无“传是楼”字样，只能说明它曾为徐氏鉴藏，并不能由此认定它是徐氏传是楼抄本。据《传是楼书目》统计，徐氏藏抄本995部，显而易见，这些抄本并不都是传是楼抄写。该抄本《萍州可谈》不避清讳“夷”“胡虏”“玄”“弘”等字，且就书法等观之，应为明抄。
明抄本《萍州可谈》最终入藏国立北平图书馆[14]，王重民将序文与作者事迹对照，考辨了此书之伪。“考《宋史》卷三百四十七，无惑父服，熙宁间始成进士，则嘉祐五年，服仅二十上下，无惑或尚未出世，焉得有'解绍倅归’之事？及检阅全书，如记李易安卒后事，则又觉太晚，自嘉祐五年至易安之卒约近百年。而最末一条，记宝祐四年事，自著书至记事所止，相距约二百年，为必无可能之事，遂不得不疑其伪作矣……其卷端序文，亦依据伪内容而伪造。如书中多记蜀事，故序有'避地剑南之汶山’……序又云：'丞相尧夫，建节瓯闽，得承教言’，盖为卷内'谢安折履齿’条有'范尧夫甚怒之’一语而发，然尧夫未尝贬闽，而无惑似亦无居瓯之事……'汶有园池之胜，每暮春风和，萍藻满塘，天光在闼，鱼凫入槛欣然乐之’，盖欲以绘释'萍州’之义，殊不知萍州乃无惑所自号，即有其地，亦不在蜀而在楚。”[15]
王重民原文脱稿后，曾呈胡适，胡适阅后作短记：“《萍州可谈》伪本未免太陋。看伪序可知作伪者竟不知剑南是四川，故紧接云：'丞相尧夫建节瓯闽，得承教言’。彼盖以陆放翁是绍兴人，而其诗称《剑南诗集》，故猜想剑南必离绍兴不远！不然，则'建节瓯闽’者，如何能与'避地剑南’者相晤语乎？范纯仁第一次作宰相在元祐三年（1088），去嘉祐五年（1060）已二十八年了。他二次作相在元祐八年（1093），去嘉祐五年三十三年了。此人竟不知地理，亦不知历史。”[16]
（二）清抄本《萍州可谈》
清影抄本《萍州可谈》，现藏国家图书馆，善本书号为08222，光绪十八年（1892）高鸿裁据徐士言[17]藏本抄录。从摹印和内容可知，徐坊藏本即后来入藏北平图书馆的明抄本《萍州可谈》。钤“潍高翰生藏经籍部”“翰生鉴藏善本”“翰生藏丙部书”“鸿裁之印”“高生印信”“曾在周叔弢处”“周氏叔弢”等印，书末题高鸿裁、周叔弢跋。周叔弢跋云：“辛未冬，文禄堂书坊以明钞原本见示，因留案头数日。与此本对勘，可谓极摹写之能事，重以高君手跋，篆书精雅，弥足珍惜也。壬申正月初二日记。”[18]弢翁的侧重点在于两个本子的对勘，似未留意其真伪。
清抄本《萍州可谈》，谢国桢藏，缪荃孙校。《艺风老人日记》中记述了校勘此书的过程：庚寅年（1890）十二月二十日，修文堂送书，留《萍洲可谈》旧抄本。二十三日，校《萍洲可谈》，伪书也。二十四日，还《萍洲可谈》于修文[19]。该书经王重民和向达审阅认定是一个伪本，但谢国桢认为，“书本不伪，不过是后人不知是书的主名，而把《萍洲可谈》的书名妄为加上去的”[20]。
三、明抄本《萍州可谈》的作伪手段及来源
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藏明抄本《萍州可谈》，以及清末流出的同一系统诸抄本，究竟是后人托名之作，书名、著者名和序言虽伪，内容不伪；还是彻头彻尾的伪书，窃名宋人，编造序文，内容全部抄袭、篡改或拼凑？是否如专家所言，“出自宋人，其所载亦有参考价值”[21]；“确是宋人所著的另一部笔记。这样，既纠正了前人之失，又在宋人笔记中多发现了一部新的著述，实在是一件发潜彰幽的益事”[22]？为了解开这个谜题，为学界提供可靠的史料，现就文本内容逐条考辨，以期拂去岁月的尘埃，揭开明抄本《萍州可谈》的“庐山真面目”。
（一）明抄本《萍州可谈》前四条考辨
第一条 汾阳周俨居父丧，不越阃者三年。是哲人，(汾州俨临人天，不越阃者三十年。是皆哲人，[编注：原文为下划波浪线，微信改为红色字体表达，下同])[23]事业之见于细微(微细)者也。然犹卓绝如此。况其大者乎。
该条篡改宋释惠洪《禅林僧宝传》卷三对汾州太子昭禅师的赞语[24]，捏造了一个人物周俨。“俨”，在原文中是“恭敬、庄重”的意思，“俨临人天”指庄重地面对人道和天道。作伪者可能是不懂佛教语，把“俨”错当成了人名。也可能是有意掩盖抄袭痕迹，把一个在汾州苦寒之地潜心修行的禅师，塑造成一个恪守礼法的孝子形象，使人难以察觉。两段文字仅半句之差，内容迥异。
第二条 古说法有三失。其一判三玄三要，为玄妙所玄(玄沙所立)三句；其二罪巴陵三语，不失(识)活句；其三分西(两)种自己，不知圣人立言之难。何谓三玄三要为玄妙(玄沙)所立三句耶？曰：所言一句中具三玄，一玄中具三要。有玄有要者，临济所立之宗也。在百丈、黄蘖，但名大机大用；在岩头、雪峰，但名陷虎却物。譬如火聚，触⺀(触之)为烧，背之非火。古谓是非(非是)临济门风，则必有据。而言有据，何不明书以绝学者之疑？不然，则是臆说。肆为臆说，则非天下之达道也。
该条抄袭《禅林僧宝传》卷十二对荐福古禅师的赞语[25]，作伪者有意删掉了开头的“赞曰”，可惜抄写太马虎，短短165字，竟有6处错讹。把“两种”抄成“西种”，把“之”误看作叠字符，抄成“触⺀为烧”，使原本高深的佛教教义变得更加晦涩难懂，匪夷所思。抄者既不熟悉禅林也不翻书，把人名“玄沙”篡改成常用词“玄妙”，其实“玄沙”是指福州玄沙备禅师，《禅林僧宝传》卷四即有其传。把“识”改为“失”，根本不懂“活句”之意。原书中说，承古不识活句，错把巴陵三语当作死句，反而怪巴陵颢鉴禅师未悟道。若是稍微留意一下上下文，当不致抄错。作伪心劳日拙，抄写自然不甚精心，所以讹误频出，多处文理不通。
第三条 坎巴夷，海滨之国也。然通夷志不载。唐开元间，进金犊一双，重千镒。唐诸夷传亦无是名。
古里国……山远东有五七百里，远通坎巴夷……国王系南昆人，祟信佛敎，钦敬象、牛……令其弟撒没黎掌管敎人，其弟心存邪妄[原作妾]，铸一金犊，曰：“此是圣人，敬之即有灵验”。敎人听命祟敬，其牛日常粪金，人得金，皆以牛为真圣[26]。（马欢撰《瀛涯胜览》）
坎巴夷，见《西洋番国志》《瀛涯胜览》，《西洋朝贡典录》《国朝献征录》《大明会典》《蓬窗日录》《鸿猷录》《名山藏》《礼部志稿》等作“坎巴夷替”。清初书籍避胡、虏、夷、狄等字，故《明史》武英殿刻本作“坎巴”，清抄本作“坎巴彜”或“坎巴彜替”。坎巴夷，西洋小国，《马可波罗行纪》中言其商业繁盛，盛产蓝靛、棉花、细毛布等。《西洋番国志》等书皆言在古里国东，张星烺认为记载谬误，应远在古里之北[27]。明永乐中遣使朝贡。然国名“坎巴夷”及其事迹唐宋典籍未见记载，连记唐代来华朝贡事甚详的《旧唐书》南蛮、西南蛮传也未提及一句，仅见宋赵汝适撰《诸蕃志》“南毗国”条中，存“甘琶逸”之名。前代无考，明史籍又记其事太略，只在介绍其他国家或朝贡时一笔带过，没有专门介绍。于是作伪者根据《瀛涯胜览》或相关著述，裁取国名，杜撰进贡金犊之事。毕竟作伪心虚，为了掩饰，反复说明“通夷志不载”“唐诸夷传无是名”。“通夷志”作为书名或卷名，未见古代典籍著录，应是模仿《岛夷志》、“南夷志”等编造的。
第四条 汉故事：长乐宫成，诸侯朝毕，复置酒，侍坐殿上伏，尊以卑次起上寿。故事，上寿《曰(四)会曲》，注言：“但有钟鼓无歌诗”。魏青龙二年，以古置酒曲代《四会曲》，又易古诗为《羽觞行》，用为上寿。
该条抄自元王恽撰《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九十七（即《玉堂嘉话》卷五），该书早期刊本有元至治元年至二年（1321-1322）嘉兴路儒学刻明修本[28]、明弘治十一年（1498）车玺刻本[29]等。作伪者略去了“长乐宫成”前面的时间“汉兴七年”，第一处“四会曲”，把“四”抄成了“曰”。“尊以卑次起上寿”一句语意不畅，当作“以尊卑次起上寿”。元刻明修本和弘治本《秋涧先生大全文集》皆作“尊以卑次起上寿”，均属刊刻讹误。作伪者不加审校，照搬原文。四库馆臣则作了校正，《秋涧集》作“依尊卑以次起上寿”[30]，《玉堂嘉话》作“别尊卑以次起上寿”[31]。汉上寿事，史籍多有记载，如《史记·叔孙通传》“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寿”[32]、唐杜佑纂《通典》“诸侯朝。礼毕，伏置法酒，侍坐殿上皆伏，以尊卑次起上寿”[33]等。可见，作伪者并非饱谙经史之人。
作伪者煞费苦心，炮制了序文和前四条内容。第一条和第三条系根据他书改编而成，抄袭痕迹若隐若现。第二条抄自较冷僻的佛教典籍，内容艰涩，阅者难辨真伪。第四条为史实，抄录史料并融入自己的观点或看法，是宋元史料笔记的特点，相互传抄亦不足为怪，从而湮没了抄袭的事实。
（二）明抄本《萍州可谈》后九十一条考辨
许是觉得窃取他书、糅合成篇不易，作伪者开启了直接抄袭的模式。从第五条开始至第九十五条结束，采用交替摘抄的方法，全部抄袭唐锦撰《龙江梦余录》、陶宗仪辑《说郛》两书。
唐锦（1475—1554），字士䌹，号龙江居士，松江府上海人，明弘治九年（1496）进士。初知东明县，正德丁卯迁兵科给事中，以不谒馈宦官谪判深州，后官至江西提学副使。著有《龙江梦余录》四卷、《龙江集》十四卷，编纂《（弘治)上海志》八卷、《（正德)大名府志》十卷。生平事迹见《本朝分省人物考》卷二十六、《国朝献征录》卷八十六、《牧津》卷三十七等。《龙江梦余录》是唐锦撰笔记小说，书前有卢龙郭经序，言其书“录以梦余名者，得之心而寓之梦，非真纪梦中事也……事皆凿凿有据，且敛华就实，化腐成新”[34]。该书“大旨在维持名教，以儒家之道衡量群言”[35]。品评历史事件、人物掌故、诗文书画不乏灼见，如“作文宁为巧迟，毋取拙速，此古今不易之论”；李清照“诗文典赡，无愧于古之作者。词尤婉丽，往往出人意表，终宋之世未见其比”；范仲淹书法“极端劲秀丽，无毫芒纵逸之态”等。所记社会生活、典章制度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活字铜印”一则，是考察明代铜活字印刷史的重要文献资料；关于火葬、筑房、饮食、酒禁、兵制等方面的记载，反映了古代社会的真实风貌，尤其是对食臭虫等重口味的批判，至今值得人们深思。《龙江梦余录》现存明弘治十七年（1504）郭经刻本、明抄本（国家图书馆藏）等，拟据此考证明抄本《萍州可谈》抄袭情况。
陶宗仪（约1316-约1403）[36]，字九成，号南村，黄岩人，元末明初文学家、史学家。举进士，一不中即弃科举，家贫，以教授弟子为生。务古学，无所不窥，工诗文，善书法[37]。编纂《说郛》一百卷，著有《缀耕录》《书史会要》等。《说郛》一百卷，现有上海图书馆藏明抄本、瑞安市文物馆藏明抄本、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明沈瀚抄本、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明蓝格抄本等。国家图书馆藏明抄本七部：1、钮氏世学楼抄本（善本书号02408）；2、抄本（善本书号07557）；3、弘治十三年（1500）抄本[38]（善本书号03907）；4、滹南书舍抄本（善本书号A00485）；5、抄本（善本书号A00487）；6、抄本（善本书号A00488）；7、抄本（善本书号A01507）。其中前四部存《行都纪事》《洛中记异录》等相关内容，抄本1至3载卷二十、二十一（抄本2卷二十一缺），抄本4载卷三十四至三十六。近世的通行本是民国十六年（1927）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本，由张宗祥据六种明抄本汇校而成。台图等本因故未能寓目，加之明抄本卷次、分则、排序、标目等情况复杂，拟据国图各本和商务本考证明抄本《萍州可谈》抄袭情况。
表1 抄袭明唐锦撰《龙江梦余录》卷一、二的条目
表2 抄袭明陶宗仪辑《说郛》卷二十、二十一的条目
（三）明抄本《萍州可谈》作伪手段
经仔细考证，我们发现，明抄本《萍州可谈》系抄袭篡改《龙江梦余录》《说郛》等书而成，只是在时间、地点、人物或事件上做了一些简单的删改。陶宗仪《说郛》辑录的多为唐宋著作，至迟为元人文章，托名宋朱无惑撰虽不合，但还不至于太离谱，只需认真节选，略作修改。而明人唐锦的《龙江梦余录》评古论今，说到宋元轶事、国初人物，难免不涉及所处时代，所以需要删改的地方很多。
⑴删改朝代，抹去时间的印迹。第7条，原文为“宋苏才翁以书法独步一时……宋裕陵尤重之……宋诸老皆题志之”。宋神宗赵顼葬于永裕陵，后世以“裕陵”或“宋裕陵”代称宋神宗。明英宗朱祁镇葬于裕陵，故亦用“裕陵”代称明英宗。作伪者不明唐锦之意，抄写时“宋”字一律删掉。第14条，原文“俞家园，在今井亭桥之南”，作伪者不知道“今”为何时，当时井亭桥是否存在，索性把“在今井亭桥之南”删掉。第25条，原文中的“宋制”改为“国朝之法”，原文中的“国朝”二字无可改，直接删掉。第37条，原文为“元人诗所谓'汉宫有女号素君，殁而墓花香若熏’是也”，作伪者把“元人诗”三字删掉，然此诗和本条内容均出自元人王恽所作《素馨辞（并序）》[39]，诗文犹在，删掉三字蒙蔽不了世人。第38条，原文“宋时女妇之有文者，李易安为首称……终宋之世未见其比。”作伪者把“宋时”改为“本朝”，“终宋之世”改为“近”。第46条，“略不据其平生”后删掉“宋时维陈执中有荣灵之谥，盖亦百一耳”。第64条，末尾略去“赵宋之季朝廷设法卖酒”事。
作伪者不仅删改含有“宋”“元”等字样的语句，还有意规避明朝事。第8条，原文“东南于今日为仁义礼乐之区，文物之盛甲天下，而此风流行”删改成“东而流行”，罔顾语义不通。后半部分“前郡守曹公鸣岐置义冢”事不录。第61条，原文后半部分“国初王宗常遂踵其说”事不录。虽然他“改朝换代”，苦心孤诣，企图捏造出一部宋人笔记，但由于不懂年号，序中的嘉祐五年与文末的宝祐四年仍旧时间冲突，留下了明显的作伪痕迹。
⑵删改地点。作伪者给朱无惑假定的居住地是剑南汶山，所以他对原文中的江南等地进行了删改。如第8条，原文“姑苏之俗，至掷其残骨于水，谓之水葬”中的“姑苏之俗至”，改成“甚至”。《行都纪事》记南宋都城临安府事，第16条“城中旧无木栏”中的“城”是指杭州城。作伪者把“城”改为“蜀”，这与文中描述的以河成街、街桥相连的江南水乡景观显然不符，且与下文王宣子尹京，为了出行安全沿河修建木栏之事矛盾。作伪者为了照应序文中的剑南而改为蜀，可见他不知瓯闽，但知道剑南在蜀地。
⑶篡改人物事件。如第24条，原文为“谢安屐齿折事，先辈多讥其量之不洪。独杨龟山甚恕之，云：若破贼而喜，在谢安固不足怪，然屐齿必不为一时遑遽而致折也，安知其非偶然乎？”作伪者把“独杨龟山甚恕之”改为“若范尧夫（下空一格）甚怒之”。改动后有两种理解，一是范尧夫像其他先辈一样讥讽谢安器量小，一是范尧夫像谢安一样器量不洪。二者都不符合尧夫“性夷易宽简，不以声色加人”[40]的性格，且于史无据，《范忠宣公文集》和史籍未见刊载尧夫论屐齿折事。说尧夫甚怒之不妥，又难以捏造，只好中间空一格，故弄玄虚。“若破贼而喜”句，本系杨龟山所言，出自《龟山先生语录》[41]，作伪者为了迎合序文中承教于范尧夫的妄言，张冠李戴。
第27条，作伪者把“王龟龄”改成“王性夫”；第66条，把“梅溪王公”改为“芋溪王公”。王十朋（1112—1171），字龟龄，号梅溪，南宋名臣、诗人，为官清廉刚直，主张抗金，有《梅溪集》。王十朋梦观八阵图事见《夔州新修诸葛武侯祠堂记》[42]和《谒武侯庙文》[43]，江行遇风事见《买鱼行》[44]。两处都做了改动，不知是巧合，还是对王十朋字、号略有所闻。第32条，原文为“高祖崩，太宗诏营献陵，在京兆府三原县”。位于三原县的唐献陵，是唐高祖李渊和皇后窦氏合葬的陵寝，作伪者把前六字改为“太祖崩，崇诏”，真是乱改一气。
有些人物系作伪者有意篡改，有些人名改动则很可能是笔误所致。如第63条，原文“王允不欲蔡邕成汉书”，作伪者把“允”抄成“充”；第69条，“钱昭序，邓王俶之族子也”，作伪者把“俶”抄成“师”；第79条，“康植守广德”，作伪者把“植”抄成“桢”。这些有名的历史人物事件，史书多有记载，作伪者显然不知。弄虚作假总会露出马脚，一个学识不深的作伪者为了射利而剽窃拼凑的伪书，更是纰漏百出。不符合朱无惑所处时代的人物事件并未删改殆尽，不仅南宋的王十朋、元代的王恽等事未删，连元末明初的王子充[45]谈论鸡好噬蜈蚣事也仍有保留。
⑷篡改评论。如第30条，蔡京求见安妃诗，极其亵慢无礼，“徽宗不以为罪，而以为乐。甚哉，其庸下也”。作为宋朝子民，岂敢公然诋毁其君王。于是，改为“贞庙不以为罪，其量一何洪耶”。批评之语变成颂扬之辞，改窜自然，令人浑然不觉。唯“贞庙”一词，稍稍露怯。
明抄本《萍州可谈》之所以能迷惑一些学者和藏书家的眼睛，是因为作伪者采用了巧妙的作伪手段。①抄写精妙。全书字体端庄隽秀，字列行伍整齐清晰，鲜有涂改。②伪托取巧。明祁承㸁认为，“经不易伪，史不可伪，集不必伪，而所伪者多在子”[46]。作伪者从易于作伪的子部入手,选取了确有其书而当时原本已佚或非常罕见的《萍洲可谈》，确有其人而史书无传的朱无惑。伪造这样一部知名度不太高的宋人笔记，不容易引人注目。③剽窃取巧。作伪者倾力打造序文和开头部分，掩盖作伪痕迹。正文的后九十一条，交替摘抄两种书，其中抄袭丛书《说郛》的部分，又出自11种书。抄袭时避开原书的首尾，从中间部分摘录，让人难以查考抄自何书。④乔装打扮。调整分则，设置空字，篡改部分条目的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和历史评论，删改许多词句，改变原书的本来面目。
四、明抄本《萍州可谈》作伪时间
明抄本《萍州可谈》所抄袭的《龙江梦余录》成书于明弘治年间，最早版本是弘治十七年郭经刻本；《说郛》成书于明初，现存最早的抄本是弘治十三年抄本[47]。与《龙江梦余录》郭经刻本和明抄本相校，明抄本《萍州可谈》和郭经刻本之间异文较少，字体繁简和书写风格相似。故明抄本《萍州可谈》应是抄自郭经刻本，最早成书于弘治十七年（1504）。
明代李诩的《戒庵老人漫笔》曾引用明抄本《萍州可谈》一则，“宋嘉祐时，剑南朱无惑《萍洲可谈》云：监左帑龙舒张宣义言，有亲戚游宦西蜀，经襄汉，投一饭店，见一人无首。主人云，因患瘰疬，头脱而活，每有所需，以手指画，日以汤粥灌之，犹存”[48]。对此，明末董斯张提出中肯的批评，“朱服，乌程人，熙宁进士，其子彧著《萍洲可谈》，乃时称嘉祐，地指剑南，一事两误矣”[49]。董斯张熟知吴兴掌故，明辨真伪，而李诩之失源于伪书《萍州可谈》，源于不甚考证。
李诩（1505-1593），字厚德，号戒庵老人，江阴人，著有《戒庵老人漫笔》八卷、《世德堂吟稿》等。《戒庵老人漫笔》是一部史料价值较高的明人笔记，其成书历经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四朝，万历二十五年（1597）由李诩的孙子李如一初刻[50]。从李诩引用此书可以判定，明抄本《萍州可谈》最晚成书于万历二十一年（1593）。
明清古籍使用明抄本《萍州可谈》资料的较少，目前知见的还有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徐应秋的《玉芝堂谈荟》[51]和清康熙年间程哲的《蓉槎蠡說》[52]，均是引用《萍洲可谈》“无首犹生”事。其文字简略，与《戒庵老人漫笔》更接近，无法确定是直接引用明抄本《萍州可谈》系统还是转引《戒庵老人漫笔》。清朱彝尊《经义考》“朱彧曰：扬子云作《太玄》以拟《易》”[53]一则，虽未标明出处，但从朱彝尊校勘后存留的个别疏漏可以看出，引用的是明抄本《萍州可谈》系统。史籍中以朱无惑为作者名著录的书目大都语焉不详，未提供具体的版本信息，如《宋史》[54]《宋史新编》[55]称，“朱无惑《萍州可谈》三卷”；《文渊阁书目》载，“朱无惑《萍州可谈》一部一册”[56]；《明书》载，“朱无惑《萍州可谈》”[57]等。据此无法获知《萍州可谈》的刊布情况，判定它们收录的《萍州可谈》是真是假，所以作伪者是谁，只能暂付阙如。
明清以来，明抄本及其影抄本《萍州可谈》已引起一些学者和藏书家的关注，因学界尚无人考证其作伪来源与真相，常被作为《萍洲可谈》、《萍洲可谈》别本或另一宋人笔记使用。从明代李诩《戒庵老人漫笔》、清代著名学者朱彝尊《经义考》引用此书；到谢国桢、孔凡礼等专家认定是另一宋人笔记。从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辑录影抄本中的李清照一则，认为“惟所引多见于唐、宋人他书，此条称'本朝’，恐亦出诸宋人也。序不甚可靠而所载不伪，故录之”[58]；到褚斌杰等学者据王仲闻《李清照集校注》转引此条，并称查明抄本、影抄本《萍洲可谈》均无此文[59]。再到近四五十年，明抄本及其影抄本《萍州可谈》受到古典文学界的重视，广泛应用于李清照研究。或用来强调李清照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或用来形容李清照的诗词风格，或用来讨论李清照文集和《漱玉集》的卷数，或作为七种宋代史料之一，考证李清照的再嫁问题。迄今为止，仅笔者知见的，引用明抄本及其影抄本《萍州可谈》第38条李清照一则的著作已达百种，论文110余篇。这则原本出自明代唐锦《龙江梦余录》的李清照史评，带着篡改的年代，以及“诗文典赡”误作“诗之典赡”的别字，广为传播。
随着国家古籍整理、出版和研究利用事业的迅速发展，该书必将吸引学界更多的注意，受到更多学人的重视。目前，明抄本《萍州可谈》已被收入《原国立北平图书馆甲库善本丛书》影印出版，而且明抄本及其影抄本《萍州可谈》已数字化，由国家图书馆“中华古籍资源库”公开发布。对于这样一部传播范围逐步扩大，影响力日趋增强的史料笔记，有必要对其真伪、来源和价值认真考辨，为相关文史研究提供真实、可靠的史料[60]。
注释：
[1]梁二平，郭湘玮《中国古代海洋文献导读》，海洋出版社，2012年，第66页。
[2](元)脱脱等《宋史》卷347，武英殿刻本，清乾隆四年(1739)，第9-10叶。
[3](清)永瑢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41，清乾隆武英殿刻本，第15-16叶。
[4]白寿彝《中国通史纲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279页。
[5](宋)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11，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本，第17-18叶。
[6]因个别地方换行与分则区别不明显，可能导致统计结果稍有出入。下文49条、183条同。
[7](清)永瑢等《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141，第15-16叶。
[8](宋)朱彧撰，李伟国点校《萍洲可谈》，《唐宋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2007年。
[9]“州”字与《萍洲可谈》四库全书本等不同。
[10]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 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国民阅读经典》，中华书局，2014年，第91-92页。
[11]叶昌炽《缘督庐日记抄》卷4，民国上海蟫隐庐石印本，第5叶。
[12]王文进《文禄堂访书记》卷3，北平文禄堂铅印本，民国三十一年(1942)，第35叶。
[13](清)徐乾学《传是楼书目》子部·露字四格·小说家，刘氏味经书屋抄本，清道光八年(1828)，第84叶。
[14]赵万里《北平图书馆善本书目》卷3，《明清以来公藏书目汇刊》第15册，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年，第242页。
[15]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第390页。
[16]王重民《辨北平图书馆善本书库中伪书三种》，《图书季刊》1944年新5卷4期，第44-47页。
[17]徐坊(1864—1916)，字士言，号梧生，一号蒿庵，清代官员、藏书家，曾任宣统皇帝之师，京师图书馆副监督。
[18]题(宋)朱无惑撰《萍州可谈》卷末周叔弢跋，高鸿裁家抄本，清光绪十八年(1892)。
[19]缪荃孙著，张廷银、朱玉麒主编《缪荃孙全集》日记①，凤凰出版社，2014年，第149页。
[20]谢国桢《史料学概论》，福建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66页。
[21]傅璇琮、许逸民、王学泰等《中国诗学大辞典》,孔凡礼撰[李易安集]，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882页。
[22]王重民《中国善本书提要》谢国祯序。
[23]明抄本《萍州可谈》与其所抄袭篡改的《禅林僧宝传》《龙江梦余录》《说郛》等书有一些歧异。为了便于考证抄袭情况，异文特用不同符号标识。加粗加下划直线的文字为明抄本《萍州可谈》内容，加小括号加下划曲线的文字系《禅林僧宝传》《龙江梦余录》《说郛》等书内容，加中括号加下划曲线的文字系讹脱说明。
[24](宋)惠洪《禅林僧宝传》卷3，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叶。
[25](宋)惠洪《禅林僧宝传》卷12，第8-9叶。明瞿汝稷辑《水月斋指月录》卷14曾引用《禅林僧宝传》此段文字，参见明万历三十年(1602)严澄、严泽等刻本，第15叶。
[26](明)马欢《瀛涯胜览》，《古里国》，明淡生堂抄本，第26-29叶。
[27]张星烺编注，朱杰勤校订《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中华书局，2003年，第2271-2280页。
[28](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97，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元至治元年至二年(1321-1322)嘉兴路儒学刻明修本，残叶。
[29](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97，车玺刻本，明弘治十一年(1498)，第9叶。
[30](元)王恽《秋涧集》卷97，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叶。
[31](元)王恽《玉堂嘉话》卷5，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叶。
[32](汉)司马迁撰，(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史记》卷99《刘敬叔孙通列传》，《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史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宋乾道七年(1171)蔡梦弼东塾刻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3年，第6叶。
[33](唐)杜佑《通典》卷147《三朝上寿有乐议》，日本宫内厅书陵部藏北宋本，第19叶。
[34](明)唐锦《龙江梦余录》郭经序，郭经刻本，明弘治十七年(1504)，第1-4叶。
[35]司马朝军《续修四库全书杂家类提要》，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8-30页。
[36]昌彼得《陶南村先生年谱初稿》，应再泉等《陶宗仪研究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484-537页。
[37](明)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54《浙江台州府·陶宗仪》，明天启刻本，第11-12叶。
[38]卷二十四末题有“弘治庚申依本录”，为抄写者所书。
[39](元)王恽《秋涧先生大全文集》卷9，车玺刻本，第4-5叶。
[40](元)脱脱等《宋史》卷314，第28页。
[41](宋)杨时《龟山先生语录》卷2，张元济《四部丛刊续编》，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三年(1934)，第3叶。
[42](宋)王十朋《梅溪先生文集》，《梅溪先生后集》卷26，明正统五年(1440)天順六年(1462)重修本，第8-9叶。
[43](宋)王十朋《梅溪先生文集》，《梅溪先生后集》卷28，第2叶。
[44](宋)王十朋《梅溪先生文集》，《梅溪先生后集》卷11，第4-5叶。
[45]王袆(1322-1373)，字子充，与宋濂同任《元史》总裁官，以文章名于世，著有《王忠文公文集》二十四卷。
[46](明)祁承㸁《澹生堂藏书约》，《藏书训略·鉴书》，明刻本，第1叶。
[47]沈畅《明弘治十三年钞本〈说郛〉的重新发现及其文献价值》，《中国典籍与文化》2019年第1期，第33-42页。
[48](明)李诩《戒庵老人漫笔》卷6，李如一刻本，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第8-9叶。
[49](明)董斯张《(崇祯)吴兴备志》卷32《戒庵老人漫笔一则》，抄本，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第30叶。
[50](明)李诩撰，魏连科点校《戒庵老人漫笔》点校说明，《元明史料笔记丛刊》，中华书局，1982年，第1-9页。
[51](明)徐应秋《玉芝堂谈荟》卷11《无头人织草履》，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2-23叶。
[52](清)程哲《蓉槎蠡說》卷9，程氏七略书堂刻本，清康熙五十年(1711)，第18叶。
[53](清)朱彝尊《经义考》卷268《拟经》，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11叶。
[54](元)脱脱等《宋史》卷206，第6页。
[55](明)柯维骐《宋史新编》卷51，杜晴江刻本，明嘉靖四十三年(1564)，第10叶。
[56](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卷2，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6叶。
[57](清)傅维鳞《明书》卷76《经籍志二·子杂》，本诚堂刻本，清康熙三十四年(1695)，第13叶。
[58]王学初《李清照集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第310页。
[59]褚斌杰、孙崇恩、荣宪宾《李清照资料汇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年，第5页。
[60]吴德义《刘济及其〈革书〉辨疑》，中国史研究，2017年第2期，第177-1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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