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不取”与“三不腐”
翻阅史书，偶得知明朝初年有个大学问家薛瑄，为官二十四载，期间大多执掌法纪，担任过监察御史、大理寺少卿、大理寺卿等官职，为人刚正不阿、执法如山，严于律己、不畏权贵，被誉为“光明俊伟”的“铁汉公”。他的一生著述颇丰，留下的《从政录》里有那么一段，现在读之，仍给人以启迪。他写道：“有见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节而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者。见理明而不妄取，无所为而然，上也；尚名节而不苟取，狷介之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禄位而不敢取，则勉强而然，斯又为次也。”意思大致是，不妄取者（通晓事理的人）、不苟取者（爱惜名节的人）、不敢取者（畏惧法律的人），是不会肆意攫取不清白财物的。就其人生境界而言，不妄取者最高，不敢取者则最低。仔细品味这“三不取”，倒也真是颇有些回甘。
“不妄取者”是清正廉洁的最高境界，他们的理想信念坚定、政治信仰如磐，能够发自内心的抵制各种歪门邪道的侵蚀，真正做到心境澄澈，万毒莫侵，达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境界；“不苟取者”次之，他们还在为“己”所“束”，爱惜自己名声节操而清廉自守，这更多是一种道德上的自我约束；“不敢取者”再次之，他们为“物”所“束”，他们畏惧法律，怕失去身外财物而遵纪守法，这更多是一种法律上的制度约束。从某种角度上来说，后两者的“束”是充满着积极意义的。对于个人来说，道德往往是“高线”目标，而法律则是一种“底线”原则。能够做到“不敢取”，就是守住了“底线”。这里的“底线”是“安全线”，一旦在行为界限上能够守住这条“底线”，那么人们就能牢牢地将自己置身于“安全线”上，就能够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充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追求自己的人生“高线”目标。而如果突破这层“安全线”，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风雨飘摇，一切都将如梦幻泡影、一触即破。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再次强调，要构建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一体推进“三不腐”是一项错综复杂的系统工程，贯穿着党纪、国法、制度、规矩、思想和道德上的要求，不是简单三个阶段的割裂划分，也不是一个递进关系，而是一个相互融合、相互作用的闭合链条。打个形象的比喻，增强党纪、国法的威慑力，做到“不敢腐”，是解决“伸手必被捉”的问题。增强制度、规矩的严密性，做到“不能腐”,是解决“伸手够不着”的问题。增强思想上、道德上的自觉性，做到“不想腐”,是解决“不想伸手”的问题。“不敢”侧重惩治和震慑，是“不能”、“ 不想”的基础；“不能”侧重监督和制约，是“不敢”、“不想”的保障；“不想”侧重教育和引导，是“不敢”、“不能”的防线。显而易见，“三不取”与“三不腐”虽然意思上相近，但是其逻辑内核是不一致的。“三不取”更多体现的是一种线性的直观比较思维，较为粗线条。而“三不腐”则是一个闭环的整体系统协同思维，非常精细化。这是我们所需要明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