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宋韵文化？宋代金石学与印学：文献、实物、图像特展给你答案
10月30日，由中国美术学院、西泠印社主办，中国美术学院艺术人文学院与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共同承办的“两宋的金石世界—— 宋代金石学与印学：文献、实物、图像”在浙江美术馆展出。当天下午，策展人古菲带媒体导览并交流。
金石，原为青铜器与石刻铭文的统称，后扩展至承载文字的古代器物，其历史几乎与中国文字一样古老，而作为一种专门之学，金石学则肇始于宋，复兴于清，随着西学东渐，直接影响了现代意义考古学在我国的形成。
此次特展共分为五大单元，展出作品150余件/组，单元一：楮墨集古——两宋金石学著作文献；单元二：延古风华——宋代金石器物；单元三：阳冰苗裔——宋代篆书及印章艺术；单元四：贞珉萃英——以宋四家为核心的书迹碑刻；单元五：湖山志——以西湖为中心的宋代摩崖。
据策展人介绍，宋代是金石学和书法书风的转折点。“宋韵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具有中国气派和浙江辨识度的重要文化标识。作为南宋都城，以杭州西湖为核心，探讨金石学兴起于宋代并得以发展的原因，有助于我们更深切地了解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金石学的真正内核。同时希望借此契机，探索金石学在当代继续发扬光大的方向与动因。”古菲告诉记者。
作为中国历史上学术创新频出的时代，搜集鉴赏古物、考证古代文字、通过石刻铭文追溯历史，在北宋成为文人学者一时之风尚，金石学由此应运而生。自欧阳修《集古录》开始，两宋问世的金石专书将近三十种，曾巩、苏轼、黄伯思、赵明诚、刘敞、李公麟……很多重要人物皆参与其中。
金石不仅止于文人雅好，宋代帝王普遍注重文治，崇尚儒家礼教，徽宗与高宗两朝大规模的复古运动对金石学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其在肇兴之始就取得了较高的学术成就。同时伴随着金石鉴藏风气的增长，古文字学得到长足进步，促进了宋代篆书与印章艺术的发展。
书法方面，两宋也是继晋唐之后的又一高峰，涌现出以苏黄米蔡为代表的一大批文官书家群体，他们往往集文艺、学术、鉴藏多重身份及政治抱负于一身，至于书法偏重个性表达，开创了崭新的尚意书风，大量遗存的碑刻与法帖，是记录他们艺术成就的重要载体，更成为两宋金石世界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而展题中的“文献”，则是多指缣帛纸素上的文字记载，也指实物如石刻铜器上的文字，甚至图像也被包括在内，形成“图像文献”。其在材质上对应 “实物”（金石），呈现方式上则对应于“图像”（图绘、传拓）。
展览中，我们可以看到丰富的宋代金石物质文化遗产（涵盖青铜器实物、图像，官私印章，碑帖，摩崖石刻，书籍等）；主办方也为观众梳理、展示了宋代书法碑刻（包括但不限于浙江境内）；此外，还展示了当代学者对宋代金石学发展的再思考与研究。
此次展览还得到了浙江图书馆、杭州师范大学中国书学研究院、西泠印社出版社、中国美术学院图书馆、宁波天一阁博物院、萧山博物馆、海盐县博物馆、河北定州石刻馆参与协办，并得到中国嘉德及多位国内重要私人藏家的无私协助。展览设于浙江美术馆三楼7、8、9展厅，展期将展至11月12日。
重点看什么？
此次展览的精彩展品实在太多了，该从何看起呢？
记者跟随着策展人，梳理了几个特别值得打卡的作品。
1、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二十卷（存十二卷）
著者：（宋）薛尚功撰
版本：宋石刻江州公库本
收藏地：十面灵璧居
《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南宋薛尚功撰，是现存最早的一部著录考释金文的著作。后世考释金文之书，多承其体例。据南宋曾宏父《石刻铺叙》，绍兴十四年（1144）六月，江州郡守林师说为镌刻置于江州公库，共二十四石。宋亡以后法帖原石不存。薛尚功，字用敏，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绍兴年间（1131-1162）以通直郎佥定江军节度判官厅事。
是书分二十卷，著录上古至汉古器五百十一件，编次首分夏、商、周、秦、汉五代，各代之下依器类分排。每器摹写铭文，附释文，并作考证。所录非皆铜器，磬一、岐阳石鼓十，乃石器；另有琥一、玺三，乃玉器。所录篆文以《考古图》《宣和博古图》为本，而搜辑较广，实多出二书之外。《四库全书总目》称薛尚功“嗜古好奇，又深通篆籀之学，能集诸家所长而比其同异，颇有订讹刊误之功，非抄撮蹈袭者比也”。是书摹写间有失真处，释文考释多有穿凿处。款识断代有误，所定夏器、商钟当属周，所定周器亦有应当入于商者（容庚《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述评》）。
薛氏款识自宋代以来有刻本与写本两种形式流传。传世宋本仅有石刻拓本，在明代流传已稀。宋石本残帙现收藏于台北傅斯年图书馆、上海图书馆、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十面灵璧居等公私机构。传世木刻、传写之本主要有：明万历十六年万岳山人木刻硃印本、明崇祯六年朱谋垔刻本、清康熙九年黄公禾抄本、清嘉庆二年阮元刻本、清嘉庆十二年平津馆临宋写本、清光绪三十三年刘世珩玉海堂刻本等。此外有民国时期古书流通处石印缪荃孙藏康熙五十八年陆友桐临写明汲古阁抄本。宋石本每卷卷首较木刻本、抄本多出“钱塘薛尚功编次并释音”一行。此十二卷石本（缺卷一至卷六、卷十七、十八，共八卷），共六册，自明以来先后经罗氏、常熟归氏、陶珠琳五柳居、黄丕烈士礼居、汪氏艺芸书舍、程文荣茹古楼递藏。每卷卷首之卷数被墨隐去。第十五卷卷首缺失，用黑纸补；其余十一卷完好无缺。第二十卷卷尾有清嘉庆十七年黄丕烈朱笔跋语、道光二十八年叶志诜朱笔观款。是本存器最多，且是宋代原装本，为是帖之冠。
2、苏轼《表忠观碑》
残石：北宋元丰元年（1078） 南宋重刻 浙江杭州钱王祠藏
南宋重刻 浙江杭州 晚清拓 一吟堂藏
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重刻 浙江杭州 晚清拓 一吟堂藏
东坡书法石刻传世者，擘窠大字以《表忠观碑》、《醉翁亭记》、《丰乐亭记》、《奎宸阁碑》最为著名，《醉翁》、《丰乐》、《奎宸阁》三刻，虽有宋拓，但宋石早逸，今存仅明代重刻者，唯《表忠观碑》宋刻残石于乾隆二年（1737）出土，一直保存至一九七七年。
北宋熙宁十年（1077），赵抃任杭州军知事，因见吴越钱氏坟庙多荒废，上表请重修，宋神宗准奏并将原妙因院改赐名为表忠观，以颂扬吴越钱氏之功德。
吴越国是由钱镠在后梁开平元年（907）创建的地方割据政权，至宋太平兴国至太平兴国三年（978）钱弘俶“纳土归宋”，传三代五王，历八十六年，强盛时拥有十三州疆域，包括浙江全部、江苏西南、福建东北等地区。钱氏诸王在位时，多兴文重教，轻敛薄赋，为东南各省人民生活提供相应保障。与其他地区政权动荡，民不聊生相比，吴越国治下，民生安定，经济也较为发达。
《表忠观碑》由时任尚书祠部员外郎直史馆权知徐州军州事的苏轼奉敕撰文并书，元丰元年（1078）八月立石。碑原石在杭州龙山表忠观内，明正德十二年（1517）移至郡庠（今劳动路杭州碑林，此前为孔庙）。因宋石残泐，杭州郡守陈柯於嘉靖三十六年（1557）重摹刻石，立於钱王祠（今聚景园）之右廊，同时尚有一小字本，亦在祠中。年久宋石湮没，今未见明正德以前拓本。至清乾隆二年（一说六年），于郡庠颓垣下，发现碑石微露于外，掘之即得断碑两片，已缺下截，每面六行，每行存九至十二字，此系第一石和第四石。清丁敬《武林金石记》仅载首五十馀字，盖丁氏仅见第一石第一面拓片。至清乾隆五十九年（1794）重修表忠观落成，钱缪第三十世孙钱泳（字立群，号梅溪）将此二石从郡庠名宦祠移至钱王祠，列于祠之左廊，清代来此观碑留题的名流甚多。
民国三十六年（1947），金石家陈锡钧（字伯衡）又在郡庠断墙下发现碎石十片，拼揍一处方知为宋刻《表忠观碑》之第二石，也移至钱王祠保存。第一、二、四石共存三百四十八字，其中残损四十字，而第三石至今未发现。另据学者研究，《表忠观碑》北宋原刻已毁于党禁，南宋间曾据北宋本重刻，乾隆重出的宋刻残石应是南宋重刻者。
六七十年代钱王祠曾作为杭州动物园，一九七七年杭州动物园建成，钱王祠改为聚景园，原祠中大量碑石基本全数被碎毁，《表忠观碑》宋刻石终未能逃此厄运。现存于钱王祠的，仅有明代陈柯重刻第一、三、四石。
二〇二〇年，杭州钱王祠整修工程中，在西南碑亭附近开挖排水沟时发现残石四枚，双面刻字，合计八面33字，经核对，属宋刻第二石，系民国陈锡钧发现的十块残石中物，消失近半个世纪的《表忠观碑》宋刻得以重见天日。
《表忠观碑》系苏轼四十三岁时所作，碑文载於《东坡文集》。书时正值东坡壮年，非但文词脍炙人口，且书法也精妙非常。以宋刻和明刻两本互校可知：宋刻刀法娴熟浑厚，充分表现东坡似绵裹铁，内刚外柔的书法风格，而明刻本石虽完整，刀锋显露太见棱角，戟戈森然徒存形似，优孟之衣冠耳。
“结法不能如罗池老笔，亦自婉润可爱。”——【明】王世贞《弇州山人稿》
“擘窠大字与《醉翁》、《丰乐》同法，而更加严重，若以饰围屏，信伟观也。”——【明】孙鑛《书画跋跋》
“《表忠观碑》笔法方整俊伟，比之蔡君谟有过之而无不及，坡公最用意之作也。” ——【清】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
3、（传）苏轼《墨妙亭诗残碑砚》
(传)宋刻 浙江湖州 原石及拓本钵水斋藏
北宋熙宁四年（1071）孙觉（字莘老，高邮人，苏轼之友，黄庭坚岳丈）任湖州知事，搜罗当地汉唐古碑，筑墨妙亭贮之，次年亭成，乞苏轼作诗题咏，苏时任杭州通判，作《孙莘老求墨妙亭诗》七言诗，孙将苏手书刻石勒碑，与古刻同置墨妙亭。墨妙亭久毁，碑石不知碎于何时，其碑文全貌，见于明刻《晚香堂苏帖、《戏鸿堂法书》及清刻《秦邮帖》等中，而原碑是否宋刻，尚可考究。
明代有残石两片现世，其一为王守仁所藏，存“灯他年忆贺监时须服孙莘老”十二字，清乾隆中在裘日修处，时人题咏甚多，今不知所在。
另一片残碑石于明天启初年归黄道周，并琢为砚，存“吴越胜事书来乞诗尾书谿藤视昔过眼”十六字。背面左侧刻“身可汙，心不辱，藏三年，化碧玉”十二字砚铭，右下角刻“道周”半通印。据清人记载，黄殉国后，砚被吴兴姚玉裁收藏，砚铭出于朱彝尊手，继归汪学山，当时如丁敬、厉鹗、蒋士铨等名流均有题咏，张燕昌摹入《金石契》。后曾燠得之扬州市上，继归潘祖荫、袁昶、王丕谟，民国时在杭州杨见心丰华堂，余绍宋主编《东南日报》之《金石书画》特刊曾发表，邹安《艺术丛编》，邓之诚《骨董琐记》均收入。1949年后，苏渊雷先生得到此砚，作为钵水斋供养长物。此砚身世传奇，传承有序，与浙江渊源颇深。清代仿刻甚多，今故宫博物院、杭州文庙等均藏有仿品。
苏渊雷（1908-1995），原名中常，字仲翔，书斋号钵水斋，晚署钵翁，又号遁圆，浙江平阳人，著名国学大师、佛典专家、诗人、书法家，早年曾任上海世界书局编辑，生前为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教授、中国佛教协会常务理事。
4、苏轼《丰乐亭记》
南宋重刻 地点不详 宋元拓 册页 淳石斋藏
明嘉靖二年（1523）重刻 安徽滁州 清拓 整纸 一吟堂藏
丰乐亭，位于今安徽省滁州市琅琊山旅游区丰山脚下紫薇泉边，北宋庆历六年（1046），欧阳修贬任滁州太守时访得泉水，取“岁物丰成，与民同乐”之意，筑丰乐亭并撰写记文。元祐六年（1091）苏轼任颍州太守，应滁人之请以大字书写并刻石，与《醉翁亭记》并为苏书正书代表作，笔力深雄，颇得颜真卿《东方朔画赞碑》神韵。
原石毁于北宋元祐党禁，南宋时以木版重刻，亦久佚，宋、元、明、清间多次重刻。传世无北宋原刻拓本，以南宋重刻者为最佳。安徽滁州今存石本为明嘉靖二年（1523）知府陈则清重修丰乐亭时所覆刻，与宋本相比，字体走形失真颇多。南宋木刻本锋锷毕露，精气四射，可见苏轼楷法真容，远胜明重刻石本，故向为世重，清代著名金石碑帖收藏家如潘祖荫、罗振玉等皆曾以获宋本自矜。明代又有以木版覆刻南宋本者亦精，旧拓不易辨。今南宋刻本存世颇稀，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图书公司、日本求龙堂等机构有藏。
展品为南宋刻宋元间旧拓，与上述诸本同版，为此碑最佳版本之一，今藏淳石斋。整纸为清拓嘉靖石刻本，今藏一吟堂。
5、苏轼《陶诗饮酒残石》
年代不详（约北宋晚期） 石质 河南许昌 端居室藏
此残碑近出河南许昌，仅残石一方，为陶渊明最脍炙人口的名作《饮酒》诗，正面存“结庐在人境”之“结庐”，反面存“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之“佳飞”，据此可知原碑正反双面刻，一面四行，行七字。大字深峻，字体雄强，字口如新发于硎，虽名款已不可见，与苏轼存世楷书大字相较，如出一辄，应为苏氏手迹上石。
陶诗在宋代流播与苏密不可分，子瞻平生最重渊明，曾步韵和陶诗近百篇，手书陶诗亦有刻入法帖者，如明陈眉公《晚香堂苏帖》中有此《饮酒》诗，为小字行书本。此大字书碑未见历代金石著录。苏轼曾数过许昌，其弟辙为官并卒于此地。苏轼之子苏过亦曾长居许昌，此或为苏氏家刻者，毁于元祐党禁，故未闻于后世。
苏轼书迹虽多，但宋石刻仍存者，仅《表忠观》、《荔子丹》、《上清宫词》、《东坡苏公帖》残碑、《怀子由诗》、《浴日亭诗》、《访象老题名》、《过麦岭题名》、《长清舍利塔铭》、《广教寺陀罗尼经》等数种而已，多为南宋所刻。此石如为宋刻苏书真笔，虽残亦极可珍重。今归湖上端居。
6、黄庭坚《狄梁公碑》
元延祐二年（1315）重刻 江西九江 明拓 册页 履薄斋藏
《狄梁公碑》，范仲淹撰，黄庭坚书，无立碑年月，行楷书，原在江西九江。狄梁公，即唐代名臣狄仁杰，字怀英，山西太原人，以刚正不阿成为人臣楷模。睿宗时追封梁国公。自唐开始，各地陆续建祠立碑以纪念狄仁杰，至宋不衰。北宋宝元二年（1039）范仲淹移知润州，道由彭泽，祭狄梁公庙，因感其政绩卓著，而作记。绍圣元年（1094）六月，黄庭坚任管亳州明道宫，以行书书写范仲淹记文并勒石，碑中黄庭坚结衔为“左朝奉郎集贤校理管亳州明道宫”，按《山谷先生年谱》，时年50岁。此碑因狄公事、范公文、黄公书而被誉为三绝碑。
原碑久佚，元延祐二年彭泽县主簿冯文敏、县尹李公泽重刻，共二十六行，行八十余字，末行有元人重刻款。此重刻碑亦不存，民国又重刻，甚肥劣。传世拓本稀少，无宋刻原石本传世，上海图书馆藏整纸及裱本，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一册称宋拓，实皆元刻明拓。
展品原系秦淦古鉴阁旧藏元刻明拓，有秦氏题跋及钤印。秦淦（1894——？）字清曾，无锡人，民国时与父秦文锦在上海开设艺苑真赏社出版碑帖书画，曾将此册以珂罗版影印发行。今藏履薄斋。
7、米芾《盱眙第一山题字》
北宋绍圣四年（1097）后 江苏盱眙 明拓 弘文博物藏
摩崖石刻，原在江苏盱眙县城内南山秀岩石壁上，苏轼《行香子》之南侧，今已不存。米芾生平多次路过盱眙，北宋绍圣四年（1097）知涟水军，由汴京经汴水南下，一路皆平原，至汴口入淮时见对岸一山耸峙，此即盱眙南山，又称都梁山，因位于泗州之南而得名。米芾弃舟上岸，登山览胜，赋诗咏景：“京洛风沙千里还，船头出汴翠屏间。莫论衡霍撞星斗，且是东南第一山。”自此，南山被称作“第一山”。
此米芾亲书窠擘大字，旁附题诗，落米元章款，未署刊刻年月，必在绍圣四年之后，为北宋所刻无疑。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中即已有记载。明人屠隆《考槃余事》评：“第一山，米芾行书，字方六七寸，奇伟秀丽，在直隶凤阳府盱眙县。”据顾工考证，此摩崖刻成之后，各地翻刻极夥，知名者如泰安岱庙、杭州吴山、江西庐山、福州乌山、河南嵩山等地，均据盱眙摩崖本放大翻刻，并有误作吴琚书者。而原石毁于明末清初兵火，拓本传世颇为稀有。
展品为盱眙宋刻原石毁前拓本，米老大字真容赖此以传，原为民国时期南京金石碑帖收藏家杨季华旧藏，现藏弘文博物。
8、《绍兴米帖》
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 浙江杭州 宋拓 册页 私人藏
《绍兴米帖》又名《宋高宗刻米元章帖》，南宋绍兴十一年（1141）高宗赵构命以内府所藏米芾墨迹摹勒上石，共十卷，按书体分类，每卷首标题一行、尾“绍兴辛酉奉圣旨摹勒上石”两行皆篆书。在此之前的皇家刻帖如《淳化阁帖》、《太清楼帖》等收入的均为汉魏晋唐名家作品，由皇家出面将当朝名家书法集刻成法帖，《绍兴米帖》可谓创举。高宗书法初学黄庭坚，后改学米芾，并由米上溯二王，当时绍兴内府收藏的米临晋唐法书及其它书札手迹甚多，《绍兴米帖》反映出赵构个人的喜好倾向，对米芾书法的地位提升起到了助推作用。刊成之时距米卒年仅三十余年，早于岳珂《英光堂帖》，米巨㝐《松桂堂帖》等，是最早辑刻米芾个人书迹的专帖。时芾子米友仁正受命为内府鉴定书画，加之赵构精研米书，因此《绍兴米帖》所收绝无伪迹，被后世碑帖鉴藏家奉为圭臬。惜帖石完成后久藏皇家深院，传拓甚稀，又屡遭战火损毁。近代碑帖学者张彦生曾见宋拓四册，有清初王澍跋，谓帖石明时犹藏内府，顺治初废为阶砌，所存仅一片有半。而王澍此说不知何据，其石何时从杭州运京亦无从知。另虚舟原跋称：“本朝入关，废其石为柱础，所存惟《披山帖》块半石耳”，与张说略有小异。赵魏《法帖汇目》、程文荣《南村帖考》等皆有著录。
今《绍兴米帖》片石无存，存世拓本亦仅零星残册，未见十卷全者，上海图书馆藏一册篆隶卷九、国家图书馆藏一册行书卷二、故宫博物院有徐郙旧藏本两卷。而此次展品即张彦生《善本碑帖录》中提到的王澍题跋宋拓四册，行书、草书各两卷，一卷一册，共计七十七开。除清初学者书法家王澍题跋外，又经晚清名家何瑗玉、李鸿裔递藏，学者赵烈文经眼，帖中有李氏多段题记考证，系《绍兴米帖》传世诸本中数量最多的大宗，极为珍贵，堪称两宋皇家刻帖典范，现归私人收藏。
9、赵佶《草书千文》宋拓郁孤台帖残本
南宋绍定元年（1228） 江西赣州 宋拓 册页 孪生艺术藏
宋徽宗赵佶除瘦金体外，亦擅长草书，曾多次以草体书写千字文，存世亦有数种，1、宣和四年本第一种，墨迹全卷，今藏辽宁博物馆，2、政和四年本，宋刻全本，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3、宣和四年本第二种，残本，收于宋拓《郁孤台法帖》中，现分藏上海图书馆与私人处。二者内容并无重复，上图藏本自“且康”起，“钧巧任钓”止，仅存三页66字。私人藏本十一开，分为两段，一段自“驹食场”至“济弱”，一段自“魄环照”至“焉哉乎也”，存全文近半。尾款“宣和壬寅御书”，最后为集刻者聂子述跋赞七行。通过跋语，可知此草书千文原为聂氏自藏。
郁孤台在赣州西北贺兰山顶，唐时筑台，以为名迹。南宋宝庆三年，聂子述守赣州，重建郁孤台，并于绍定元年刻《郁孤台法帖》。聂子述（生卒不详），字善之，号定斋，建昌南城人。官至宣奉大夫，追封卫国公，谥文定。其书迹除《郁孤台法帖》外，仅见怀素《苦笋帖》后短跋。
展品为南宋拓本，存世孤本，极为珍贵。今藏孪生艺术。
10、绍兴重刻《凤墅画帖》之《兰亭流觞图》
约元末明初 浙江绍兴 明拓 手卷 天泉山房藏
曾宏父（生卒未详），庐陵（今江西吉安）人，南宋理宗淳祐间创凤山书院，自称凤墅逸客。曾集两宋帝王、名宦等书迹，刻成《凤墅帖》，开创断代法帖之先，并著有《石刻铺叙》等书，为宋代帖学研究的重要人物。据曾氏自述，《凤墅帖》包括正帖二十卷、画帖二卷、时贤凤山题咏二卷、续帖二十卷。原版久绝，今仅上海图书馆及海外藏有宋拓十余卷。《凤墅画帖》二卷中，下卷为“羲之兰亭图并序文考订”，包括王羲之兰亭序、李公麟绘兰亭流觞图、孙绰后序、柳公权、米芾题记、宋高宗御札二则及录陆柬之兰亭诗、唐宋诸家有关兰亭的考订和曾宏父后记。原刻拓本无传，约元末明初间，重刻于绍兴，刻者不详，卷末加刻七言律诗一首。明代永乐年间周藩世子朱有燉刻《兰亭图》大小两种，即以绍兴本为主要母本，在其基础上增删而成。万历时晋藩朱翊鈏又重刻永乐本，流传最广，影响后世亦最多。
绍兴重刻本极为稀有，目前所知仅上海博物馆藏一卷，陶喻之先生有详文考证；国家图书馆藏梁启超饮冰室旧藏残册；另国内私人藏家尚有两件，展品即为其中之一，传世本中保存最为完整。前引首由释长庆仁德题“兰亭圣迹”，绍兴旧有长庆寺，仁德或即寺僧。后有当代书家张森观款。现藏绍兴天泉山房。
11、《姑孰帖》
南宋淳熙间 安徽当涂 清拓 手卷 小残卷斋藏
南宋淳熙年间，杨倓、洪迈等刻帖石于当涂郡斋（旧亦称太平府，今属安徽省马鞍山市），姑孰城为当涂府治、县治所在，故名。杨倓淳熙五年、洪迈淳熙十年先后知太平州，此帖当为陆续刊刻。石久散佚，卷数及所收内容均不详。至清代钱大昕《潜研堂金石跋尾》著录时，仅存第三、八、九卷残石数块，在太平府学，包括苏轼、苏舜钦、陆游书写的诗文作品。清代翁方纲曾过访并留刻题记。至晚清缪荃孙前往当涂拓碑，帖石已不存，当毁于洪杨之乱。北京故宫博物院、首都图书馆、浙江博物馆、浙江图书馆等均藏有拓本，皆仅存三家残石，称为宋拓、明拓，实皆清代拓本，未见有更早更完者。
此帖虽为残刻，然皆取未见于他处的真迹上石，苏轼、陆游均为重要书家，苏舜钦书迹传世罕有，赖此以传，加之摹勒俱精，故素为世人所重。
展品为清翁方纲刻跋后拓本，邵章旧藏并题跋。邵章（1872—1953），近现代藏书家、版本目录学家、书法家。字伯炯，号倬盦，浙江仁和（今杭州）人。
12、宋王复斋钟鼎款识不分卷
著者：（宋）王厚之 辑，（清）阮元考释
版本：清嘉庆七年（1802）阮氏积古斋影刻宋拓本
收藏地：小残卷斋
《钟鼎款识》，初为南宋王厚之辑裒成册，自南宋辗转流传，屡经名人收藏题跋，至嘉庆七年（1802）由吴门陆恭归于阮元。阮氏与朱为弼、吴东发、钱坫等详加考释，嘱幕下学者周良手摹上版，于是年秋摹锓成书，名曰《宋王复斋钟鼎款识》。王厚之（1131-1204），字顺伯，号复斋，北宋左丞相王安礼四世孙，原为抚州临川人，其祖王榕徙居诸暨，是为越州诸暨人。南宋乾道二年（1166）进士，历官淮南通判，改江东提刑，以直宝文阁致仕。王氏博雅好古，深通籀篆，富藏三代彝器及金石刻，辑有《钟鼎款识》《复斋金石录》《复斋碑录》《汉晋印章图谱》等。
《钟鼎款识》原册共三十叶，含商、周、汉代凡五十九器的款识拓本。内有毕良史（字少董，荆州人）青牋十五种，自“夏壶”至“建武鼎”十五器，末书“良史拜呈”四字，乃毕良史以进秦熺之物。除首器、末二器（曾侯钟、楚公钟）外，余器皆有王厚之题写器名，记出土之地，收藏之人，附释文，并钤以“复斋珍玩”“厚之私印”两印。阮元所增补考释，皆以隶书注出，以别于王厚之之题识释文。此五十九器铭文被悉数收入清嘉庆九年（1804）刊行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清道光二十三年（1843）阮氏文选楼遭祝融之灾，原拓毁于火，书版亦失。是书尚有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汉阳叶志诜翻刻本、光绪十八年（1892）上虞连氏枕湖楼以嘉庆七年积古斋刻书旧版修补重印本、1921年海宁陈乃乾《百一庐金石丛书》缩印本、1985年中华书局影印嘉庆七年阮元初刻本。此本为清嘉庆七年阮氏积古斋初刻本，版心上方镌书名“宋王复斋钟鼎款识”，下方镌叶次及“积古斋藏宋搨摹刻”，卷末有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吴熙载、杨铎跋，现藏小残卷斋。
13、籀史二卷
著者：（宋）翟耆年 撰
版本：清乾隆四十年（1775）钱本诚钞本
收藏地：净琉璃室
《籀史》所录为公私所撰古器物图录书籍及当时传世之古器实物。《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以为，此书“特因所载多金石款识，篆隶之体为多，实非专述籀文”。
翟耆年生卒年不详，字伯寿，一字子清，别号黄鹤山人，丹阳（今属江苏镇江）人。其父汝文（1076-1141）官至参知政事，《宋史》有传。宋卢宪于嘉定间所修的《镇江志》卷十九附录《翟耆年小传》云：“以父任入官，自少知文，名士刘器之所甚爱，而以著骚见称于张文潜。好古文，介褊不苟合，自谓为吏必以戆罢。放浪山谷间，著书自娱。”
《籀史》中首载《宣和博古图》，其上又有“绍兴十有二年二月帝命臣耆年”云云，应为南宋初所作。是书体例，先辑录诸家金石著作，其后附以己意，对所录著有所评述论说。上卷首先为宋徽宗《宣和博古图》等三则，次自《比干墓铜盘记》迄于《晏氏鼎彝谱》凡十七则。下卷十六则，有录无书，传言明季尚为全帙，至清初仅存其上，诸本皆然，以同出曹溶家藏本之故。但所录各图之后，各为论说，原委了然。纵观《籀史》全卷，所录不及薛尚功《历代钟鼎彝器款识》备载篆文，而所述原委则较薛为详。清儒治金石、文字之学，多所引用《籀史》，而对其评价“二书相辅而行，固未可以偏废”。
此为乾隆四十年钱本诚钞本，尚避宋讳。曾归张廷济收藏，又转入王国维、苏渊雷二家之手，并有王氏浮签一纸、朱笔改描数处。现藏净琉璃室，经范景中、周小英批校并跋。
14、宋·青铜提梁盉
收藏地：萧山博物馆
通高22cm，1972年出土于萧山衙前洛思山窖藏，现藏萧山博物馆。此盉整器呈兽形，盖上伏一长颈小兽，可做捉手。提梁和盖下半部饰变形夔龙纹，器腹部饰长冠凤鸟纹。青铜盉出现于商代早期，盛行于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流行时间长，器形复杂，是商周时期常见的青铜容器。学者对青铜盉的用途看法不一，有酒器说、水器说、酒器兼水器说、转化说等。
15、南宋开庆元年文思院铸“嘉兴府澉浦驻扎殿前司水军第四将印”、南宋德祐元年文思院铸“嘉兴府驻扎殿前司金山水军统制印”
收藏地：海盐县博物馆
1978年冬，在出海排涝工程长山河澉浦段发现，出土点在澉浦城的东南角，距原东城墙60米、原南城墙180米处，距地表约2.4米。发现宋代铜质军印九方，是我国迄今为止出土宋代军印数量最多的一次发现。分别为：北宋元祐五年（1090）少府监铸“雄节第一指挥第三都朱记”、南宋开禧元年（1205）文思院铸“殿前司平江府许浦驻扎水军第一将印”、嘉定十六年（1223）“嘉兴府澉浦驻扎殿前司水军第一将印”、淳祐七年（1247）“金山防海水军第二将印”、开庆元年（1259）“嘉兴府澉浦驻扎殿前司水军第四将印”、景定元年（1260）“沿海制置司定海水军第一将之印”、“嘉兴府金山防海水军统领印”、德祐元年（1275）“嘉兴府驻扎殿前司金山水军第二将印”、“嘉兴府驻扎殿前司金山水军统制印”。九方铜军印型式相近，印面近正方形，阳刻九叠篆文；印背中部有矩形直钮，直钮两侧阴刻铸款，钮顶阴刻“上”字。其中，北宋陆军印1方，铸款为“北宋元祐五年（1090）六月少府监铸”；南宋水军印8方，均由文思院铸造，铸印时间由早到晚依次为南宋开禧元年（1205）、嘉定十六年（1223）、淳祐七年（1247）、开庆元年（1259）、景定元年（1260）2方、德祐元年（1275）2方。由北宋晚期到南宋末期，前后年代跨度长达185年，映射出了宋代军队的发展过程，特别是南宋水军的发展情况，以及海盐及周边地区在南宋时期的重要军事地位。
16.赵构御书《绍兴恤刑手诏碑》
南宋绍兴三年（1133）正月九日
浙江杭州 清拓 一吟堂藏
赵佶《恤刑诏》209.5x121cm
宋高宗赵构御书《绍兴恤刑手诏》又名《绍兴三年恤刑诏》。绍兴二年（1132）正月，宋高宗赵构自越州（今绍兴市）回临安（今杭州市），始于临安大兴土木。次年（1133）正月己未日（三日），命诸路宪臣兼提举常平司公事；乙丑日（九日），下此《恤刑诏》，“可布告中外，应为吾士师者，各务仁平，济以哀矜。天高听卑，福善祸淫，莫遂尔情，罚及尔身。置此座右，永以为训。仍劄付台属宪臣，常加检察。”高宗赵构在南宋号称“中兴之主”，然其开“绍兴和议”向金国屈辱求和终归为史家所不耻。此“恤刑”手诏石牌, 大字手诏形制较少见。当年首先刊立在临安都堂，后亦如绍兴二年的《御制戒石铭》，随后以“墨本”（拓本）颁行郡县守令，命刻之庭石，置诸座右。“廷尉”“士师”（亦作“士史”）“宪臣”等均为执掌禁令刑狱的官员，可见宋高宗在中兴之初重视国家法制体系的建设、体恤民情的用心。据文献记载，《绍兴恤刑手诏》有严州刊本等数种，都中祖刊本碑阴曾有大臣题记。当年的祖碑和各地覆刻，均未见原石存世的记录。“恤刑诏”内容曾见王应麟（1223—1296）《困学纪闻》卷十五《考史》、元人佚名《宋史全文》卷十八下《宋高宗六》以及清人毕沅《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十二》等绍兴三年正月“乙丑（日）”条著录。诏书全文出自高宗御笔，末署亲笔御押，并于“九”字处加钤“御书之宝”；篆额“绍兴恤刑手诏”3行6字，当非高宗御书，应出自某一台省馆阁要员之手。本展品的发现，在《御制戒石铭》（中段诏书）、御书《佛顶光明塔碑》之外，作为宋高宗赵构于建炎、绍兴初期取法黄庭坚书法的有力佐证。拓本淡墨精施，殊为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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