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 悉尼！在都市化的道路上，越来越没人情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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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没有钱花，也没有别的经济支撑，他们就得靠出卖土地，把老百姓全给赶出去，没有什么余地。”
这是国内曾经热议的“加拿大籍中国人的家被暴力强拆”事件中，当事人叶辉所说的一段话，然而为国人诟病的“强拆”可能也即将发生在悉尼。
从 2015 年开始，以 Solander 和 Sirius 大楼为代表的公共住房纷纷被新州政府列入“待拆迁”名单，之所以引人关注，主要有两个矛盾点：一方面这些公房往往是有着百年历史的建筑物，承载了时代的印记和一定的建筑美学；另一方面现居者是收入较低且三分之一以上年龄超过 70 岁的“弱势群体”，这一系列政府举措，难免让人置疑其目的和必要性，今天《澳洲财经见闻》将详述居住者及各方人群的声音，探讨悉尼“强拆”这一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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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同命相连的“待拆迁”公房
二、各方反对的声音
三、公房命运究竟走向何方?
一
同命相连的“待拆迁”公房
Waterloo 数百公屋内居民将面临迁居
Anna Kovic 至今仍保留着 1971 年刚入住 Solander 大厦时的租金收据，两周 16.9澳元。
这座建于 1974 年的公共住房（以下简称公房），四十多年来一直是 Waterloo地区的地标之一，现年 80 岁的 Kovic 仍然记得第一天刚搬进来时，一切都是崭新的两居室公寓的样子，“我想没人会像我一样在同一个地方住上 45 年，我希望死在这里”，然而现在，她的愿望可能很难实现了。
居住在 Solander 大厦超过 45 年的 Anna Kovic 在其居所
2015 年 12 月，时任新州州长 Mike Baird 公开表示，为在 Waterloo 铺设新火车站，Solander 大厦将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占地 18 公顷，包含 7000 个房屋的新楼，重建工程将在 15-20 年间分阶段建成，而在建成前，这里的原居民即将面临搬迁。
城市就像一个客厅，所有的人居住其内。每个人对于客厅的使用和布置都会有自己的偏好，偏好的斗争往往以新的趋势和大部分人的偏好为胜利，或者说，劣币驱逐良币。
然而庞大的老年群体让搬迁工作任务变得非常复杂——现居的 2600 多名居民里，有接近 800 个超过 70 岁的住户。
尽管政府承诺重建是为了公屋住户的利益，使他们能够入住一个更新和更现代化的住所，然而社区对此表示怀疑——对一个 90 岁的人来说，所谓的“新家”到底有什么好的?
当政府认为某件事情有利，对象往往是一个集体或者集合，而其常常刻意忽略的一件事就是，对一个集合有利的事情并不一定对集合里的每 一个人有利，当这个集合里的个体没有权利反对的时候，矛盾便会被激发。
尽管现在一切仍处于未知，但 Kovic 已经开始收拾行李，为搬迁做准备了。
悉尼人舍不得拆掉的天狼星大厦
同样面对拆迁的天狼星大厦
与 Waterloo 地区 Solander 大厦“同命相连”的还有被称为“悉尼人不舍得拆掉的房子”——天狼星大厦（Sirius 大厦）。
它是悉尼岩石区的一个公寓大楼，1978-1979 年间由建筑师 Tao Gofers 设计建成，是澳大利亚“野蛮建筑风格”的典型代表，该建筑是为安置 1960 年代和 70 年代岩石区重建后流离失所的公共租户而建。全楼共有 79 间公寓，建筑的原设计是白色，以配合对面的悉尼歌剧院，但因预算限制最终以标准的“野蛮派灰色”呈现出来，至今它已经被收纳在德国法兰克福的德意志建筑博物馆#SOSBrutalism 数据库中。
其中，Sirius 第 74 号公寓，甚至成为了一个非官方的悉尼地标，被传教士Owen McAloon 称为“耶稣在此每天观察着海港大桥上的通勤者” 。
房子的屋顶全部被建成了花园，从某些角度看上去如梯田
楼外绿化
公寓一层大厅入又处有很多木材镶板装饰及木质动物造型壁雕由建筑师 Penny Rosier 设计，灵感来自史前洞穴壁画
但自从 2016 年 9 月，传出政府即将拆除这一建筑后，此处平静也同 Solander 一样被彻底打破。
二
各方反对的声音
1
社区与协会的反抗
“社区是澳大利亚熔炉的缩影”，来自苏格兰的 87 岁租客 Fiona Mangold 说，“俄罗斯，中国，越南，黎巴嫩，印度尼西亚，这里就像包含着地球上所有的文化。” 面对未来不可知的变化，Solander 大厦的社区居民自发组成了一个集会——Waterloo 公房行动小组，每周二他们都会在 Solander 大厦里讨论有关如何阻止拆迁的问题。面对相同命运的 Sirius 大厦，居民也自发组成了 SOS（Save ourSirius，拯救我们心爱的混凝土怪物）团体，旨在保护这一历史建筑避免被拆迁的命运。很遗憾，我必须使用“命运”这个词，虽然这并不是命运，但政府的强大意志使得出于弱势的个人往往只能尽其所能地反抗这一“命运”。
“正因为我们都将失去一个相同的东西，所以我们聚集在一起”，集会负责人Richard Weeks 这样说。
据《悉尼先驱晨报》报道，文化遗产理事会（Heritage Council）也发起了法律行动以保护 Sirius 大厦，与此同时，新州建筑师学会(NSW Institute of Architects）同样表示支持该计划，其认为拆除历史建筑相当于抹除悉尼一处遗产，并会对其它文化地点产生影响。学会主席卡特（Shaun Carter）表示：“Sirius 大厦是这个地区很特殊的一个建筑，距离歌剧院很近，一旦重建新楼，很可能会阻挡歌剧院景色。”他指出，按照既定的新建公寓计划，岩石区的低层古老建筑同样也会受到阻挡。
新州财政厅长 Dominic Perrottet 认为， “任何城市发展计划，都要考虑到对周边景观的影响”。
2
公房自住居民的焦虑
70 岁的 Ben Zavesa 已经在 Solander 大厦里生活了 20 年，他说焦虑不仅仅是因为抵触变化，“我们中的大部分人关心的是搬到什么新住处，哪怕是暂时的住处，但对那些接近 90 岁的老住户来说，焦虑的是一旦着手搬家，能否活着回来都是未知的”。
很多居民在面对即将到来的“动荡”时，都充满了焦虑，甚至愤怒——“这是错的，必须停止搬迁” Tesler 说，“我们不会搬走的”她的朋友接着说道。
66 岁的 Peter Bowmar 已经在 Matavai 大厦中居住了 14 年
相类似的还有 Matavai 和 Turanga 大厦，两者最初均是为收容低收入老年人而设计建造的，注定了其住户老龄化的属性。数据显示，接近 50%的居民超过 60岁，近 300 名居民超过 80 岁，其中 40 人超过 90 岁，三分之一的住户在该地区居住超过了 10 年。
Matavai and Turanga，是 Waterloo 公房中的代表楼盘
89 岁的 Fiona Mangold 在上世纪 60 年代来到新南威尔士州寻求避难，已经在Matavai 住了 19 年。“住进来之前，我遭受家暴、没有家、没有钱，几乎什么都没有”。她说，住在公房的很多居民都有相类似的故事。“很多人因为暴力而不得不离开从前的家，在很多情况下，这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危机。”
89 岁的 Fiona Mangold
这里的居民被告知搬迁将分期进行，从 2018 年年中开始，但除此之外，政府尚未落实任何细节，80 岁的 Catherine Skipper 说，他们与 FACS 官员还没有针对基本问题达成一致。
谁将面对第一批搬迁?他们接下来要住在哪里?什么时候能够回到这里?一切都还未知。“人们的生活已经和这个社区完全融合在一起了，他们生命的意义和对身份的认知都在这里，可是政府似乎完全不考虑这一点。” Skipper 说。
政府主导的搬迁更像是对一群翅膀无法挥动的老了的鸟儿们的驱赶。
“人们的生活已经和这个社区完全融合在一起了” Catherine Skipper 说
3
城市精英的辛辣讽刺
知名专栏作家 Elizabeth Farrelly 在 3 月 24 日发表的一篇有关公屋拆迁的文章中说:悉尼让其它城市“嫉妒”的，并非其物质财富，而是其丰富的想象力和坚定的原则性——人们“嫉妒”悉尼在城市管理上的智慧。“然而，当 Parramatta 地区唯一的奥运泳池被政府拆毁时，当 92 岁的盲人 Myra Demetriou 独自站在 Sirius大厦的 10 楼说‘我不离开，如果政府强迫我迁居，除非他们杀了我’时，这个城市还值得被嫉妒么？”
文章为此特意将“钱袋”与“公房”绘成一幅漫画
Farrelly 称，政府以一种“效率和通过率都很高的看似合法的方式”迅速决定了这些文化遗产级别的公寓被拆迁的命运。“Sirius 大厦这幢建筑物，可能本身并不被人们喜欢，它的构造也堪称‘疯狂’，但这不仅关乎‘喜不喜欢’，很多来自欧洲、美国，甚至香港的游客在听闻政府将拆除它的消息后都表示出了震惊——他们对如此“贪婪”的政府感到沮丧。”
刚刚访问柏林归来的城市学家 Reiner Nagel 曾在 UNSW 大厅举办讲座，对德国城市建设充满了毫不掩饰的褒奖：“聪明、时尚、可持续、社会多元化、精心打造、经济活力......”，任何“漂亮”的城市报告，都比不上实际城市建设中“表里如一”的举措。
Farrelly 认为，德国在城市建设中同样存在很多问题，包括去年有 100 万移民、170 万处空房、11475 个市长，开过 630 个会议，但到 2050 年，其建筑行业估值将达 3200 亿欧元（约合 4640 亿澳元），提供大约 40 万个就业机会。德国的城市化建设不同于悉尼，从来都不是“一场战争”，他们讨论、谈判、补贴、提供选择，最后建设。他们清楚一个城市是为每个人存在的，必须考虑所有人。
以其为代表的大部分城市“精英人群”往往从城市建设、文物保护、历史意义等 方面，针对政府此项决定提出反对建议。
三
公房命运究竟走向何方?
历史渊源所决定的文化价值
包含 Solander 大厦在内，悉尼六大标志性建筑物 Matavai，Turanga，Cook，Banks，Marton 等均是以早期探险家、旅行家命名的，Solander 更是由伊利莎白女王二世亲自剪彩。
伊丽莎白二世于 1977 年为 Solander 正式剪彩
30 层高的 Matavai 大厦则是以塔希提港为灵感命名，至今还保留了当时期的一些古老装饰，例如户外用餐区的茅草屋顶和复制版玻利尼西亚文物等。在这些建筑中，至少有十分之一的住户是英国殖民时期的原住民。
公屋的历史渊源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其珍贵的文化价值，拆与不拆便成为了城市 文化与商业利益的博弈。
政府的金矿
从政府方面看，提高悉尼低收入人群的住房质量是目前政府重建的核心理由。家庭及社区服务部部长 Pru Goward 表示：“我不想为重建和更新公共住房这件事道歉，这更像是一个善举”。然而，至少十年来，政府却持续关注着此类公房的商业开发。2004 年，曾有传在一份泄密的政府文件中，有达 5 亿澳元的拆迁建议，建议将居住着 20000 多人的公房转让给私人开发商，但此事最终并未落实施行。到 2015 年，随着土地价值飞涨，曾经并不被看好的“城市边缘”Waterloo 区域，目前已经成为政府所拥有的一处“金矿”。
重建公房将会迅速巩固 Waterloo 今年持续渗透到整个区域的“高端化”地位，这里的露天露台未公布标价已经达到了 100 万澳元，而在公房新建完成后，此地 7000 余个新房中，将有 70%是属于私人开发商的。
截至目前，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对搬迁过程的进展一直语焉不详，但表示到 2017年 6 月，是不会有任何居民搬家的。尽管他们保证每个原住客都能在重建后回到 Waterloo，甚至承诺很多居民可以直接从老房子搬到新房中，然而，在新建过程中，大部分的居民将被不得不搬到其他郊区的临时房屋中。
潜藏“犯罪和毒品”的危险社区?
混凝土结构的高层公房与城市中其它相对低平的建筑看起来格外不协调，但其依然矗立在此部分原因是对当时代实用主义建筑风格的纪念。然而公房与城市的“矛盾”不仅在外部构造，在很多人看来公房往往充斥着“犯罪和毒品”，而这一点也常年被媒体所放大。97 岁的公房居民 Fanya Tesler 却说：“他们说的话不是真的，这里很安全”。
“他们说的不是真的，这里很安全” 住户 Fanya Tesler 说
另一位居民，71 岁的 Masalo Laumua 却记得，曾经有一名男子被扔在她楼上几层楼的公寓阳台上，当她从公寓的窗户望出去时，可以看到他的尸体在楼下花园里腐烂，这不是她第一次，也不是最后一次打电话给警察局。但谈到搬迁，她还是流泪说， “无论如何，这里仍然是我的家，我在这里交了很多朋友。我现在很害怕，因为不知道我要去哪里。”
结语
为人诟病的“安全性”分歧，的确是公房不可回避的问题，公房因其居住者较为复杂的背景、较低的经济收入而受到关注，然而这一问题却无法成为拆除承载着历史、城市文化及居民寄托重量的公房之必要理由。
公房未来到底走向何方，至今政府还未给出足够有说服力且明确的答复，这是一个值得我们长期持续关注的重要议题。
搬迁并不仅仅是从一个房子转移到另一个房子，而更像是将身体里所有的温度和全部回忆随同血液一并抽干，然后被迫充入新的血液，然而，谁又有资格对我们说:“看，你得到了幸福和重生”？是政府么？
本文信息来源：悉尼先驱晨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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