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脏补益法，是补益五脏虚证必须遵守的治疗法则，因其确切地体现了补益气、血、阴、阳选药组方的配伍规律。
自古至今，历代医家不断地探索五脏补益法的原理，论著繁多，各有创见卓识，惜散见于各自之著作中，目前尚未能系统整理。
因而，中医治法学一直不能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在中医基础理论教学中，有关治法的内容只能借助方剂学来作弥补。
然而《方剂学》也存在方剂分类不一的问题，难以系统介绍治法理论，如补益剂中补气法，只侧重于补脾胃之方，补阳法仅收补肾阳一法，如此使初学者难以掌握完整的补益理论和组方技能，造成中医基础理论教学严重不足的现象。
高师根据脏腑生理知识，结合气、血、阴、阳虚损的病理特征，使之融为一体，对五脏补益法进行初步的归纳和探讨，使初学者能够了解五脏补益的基本原理及其组方规律，提高临床治疗效果。
脾胃居中焦，主运化水谷，为气血生化之源，五脏皆禀气于水谷之精气，故称脾胃为“后天之本”。脾胃化谷输精、升清降浊的功能，依赖中焦阳气的充盛，故脾以阳气为本，其虚证主要表现为气虚与阳虚。人体出生之后，必得饮食，脾胃始能健运，饮食合宜，则体健气盛；若水谷不足，则羸瘦而气衰，故《灵枢·五味篇》曰：“谷不入半日则气衰，一日则气少矣。”说明脾胃之气，本源于水谷的精微，谷气旺盛是中气充沛的根本。东垣深识此理，故称中气为“谷气”。饮食失节，谷气日衰，则脾胃气虚（或曰：中气不足），临证所见气短食少、脘中闷满、倦怠消瘦等症，都是脾胃受纳、化谷、输精功能减弱的现象。脾胃已虚不能化谷，水谷不化精微，则中气生化无源，虚无生复之机，其损日甚。因此补脾气之法，当首推党参、黄芪甘温益气之品为君，补气之虚，扶脾之弱，增强其化谷输精的能力，使中焦谷气渐盛则脾气自能充复。由于脾在生理上具有“喜燥恶湿”的特点，“燥”是健运化谷的条件，是升清化浊的基础，若清阳不升、湿浊不化而反聚中焦，阳气反为其困遏，则可变生痰饮、泄泻、水肿等证。故白术甘温苦燥宜为辅药，既可助参、芪补益中气，又能燥湿化浊助脾之运化；茯苓渗利困脾之湿邪，阴浊得降，则脾运清升合宜。病在中焦，当借甘草甘缓之性守中为使，补益宜缓，使中气渐渐而复。总之，甘温益气、燥脾化湿为其正法，代表方剂如四君子汤；湿困泄泻者，参苓白术散；中气下陷者，补中益气汤等。气属阳，脏腑之气与阳本为一体，正如《素问·生气通天论》所云：“阳气者，一日而主外，平旦阳气生，日中而阳气隆……。”可见气为阳之渐，阳为气之盛。脾阳权于中气，谷盛气旺则脾阳振，谷少气虚则中阳亦衰。脾阳虚衰（或称：中阳不足、脾胃虚寒）一般多是中气虚进一步发展的结果，或久病之后，或饮食寒凉，或寒药伤中，皆中气先损，阳失温化之能，而至寒邪存中，即“阳虚生内寒”之理。故脾阳虚的见症基于脾气虚及里寒证的相合，乃阳气不足为本，寒因虚生为标。补脾阳之法，自当立足于建立中气，气旺则阳生，参、芪、饴糖等甘温补中之品皆可为君；次选干姜、肉桂等辛热之药，温振阳气，兼散寒邪，更用术、草运脾缓中为佐使。配伍的关键是以甘温益气为基础，辛热温阳为辅助，此即《内经》“寒淫于内，治以甘热”之温补阳气法则。代表方剂为理中汤；若见腹痛里急者，宜用小建中汤主之。此外，还应根据脾阳依赖心（君火）、肾（相火）温煦相关的生理联系（即“火生土”），把握心肾阳气的充盛，对脾胃化谷输精、生化气血、输布津液的重要作用。若中阳久虚、命火亦弱者，当选保元汤，以肉桂补命门而扶中阳；若心、脾两阳俱损，则宜小建中汤加减，方中桂枝、甘草辛甘助阳，既能温中，又可扶助心阳，故兼可治悸。脾阳虚以气虚重，里寒轻为病理特点，治疗虚寒之证，以温补阳气为法。若寒邪或寒湿内盛中焦，均可遏制脾阳，但以标实为主要见证，治疗则当温里散寒，或温散寒湿法，如干姜附子汤、厚朴温中汤之类，皆为温法之方，非补益之剂。脾脏所具化谷、升清、输布津液诸功能，实际上是泛指以胃（化谷）、小肠（受盛）、大肠（传导）为主的整个消化系统功能的体现。因此所谓“脾阴”，实质上包括胃肠参与消化过程中的各种津液（唾、涎、胃液、肠液），以及化谷所产生的津液与营气。在消化过程中，脾阴在不断地消耗和新生，从而保证了阴阳的平秘。津液与营气来源于水谷，依赖中焦阳气的生化和输布。故脾阴亏虚证除邪热耗伤所致，宜清热滋液外，主要为阳气虚弱不能化生阴液。由于清津不升，浊液不降，营气不得布散，致见唇干口燥、便秘不畅、肤燥消瘦等症。因此补脾阴之法，仍宜参、芪、山药等补益中气，助脾之运化，使脾阴化生有机，源源不绝；然而阴液已虚，内燥诸症突起，当以麦冬、五味子、花粉等甘酸为辅，急增阴液以润其燥，合成标本兼顾之方。张锡纯创玉液汤（黄芪、山药、花粉、知母、五味子、葛根、鸡内金）堪为佳作。东垣擅用甘温之法，益气升阳以行津液，救脾阴之虚而安内燥，所制清燥汤、白术散等皆是。临床常见之胃阴虚及肠燥等证，多属邪热灼耗津液所致，仲景立麻子仁丸主治脾约，亦属此类，其治以养阴清热或滋阴润燥为法，均非补益，此不赘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