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才黄永玉：在严酷的时代，保持纯真的品格

▲黄永玉

“老子居”里的“老子”

除了睡眠，黄永玉行走坐卧之间都叼着烟斗。

这辈子 / 吻谁也没有吻你多 / 每天起码一千次 / 一种冒火的冷吻。

冷的吻 / 那时代 / 唉！情感的贫困 / 配给温饱 /配给笑 /配给爱，还要驼背弯腰挂块牌。

这是以“老子”自居的黄永玉写给烟斗的一首诗。

1924年，黄永玉出生于湘西凤凰的一座山城。1937年以前的凤凰人，自由、放荡，将幻想和生活上最现实的部分糅合。湘西那个小小山城不知什么原因，常常令孩子们产生奔赴他乡的献身的幻想，以至黄永玉和表叔沈从文都是在十二三岁时背着小小包袱，顺着小河，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

受表叔沈从文的影响，黄永玉穿过洞庭去闯荡世界，江西、福建 、上海、香港、台湾，辗转飘零；1953年受表叔沈从文的召唤从香港回到大陆，开始他命运多蹇的生之旅途。

黄永玉在他的自述文字中说：“从文表叔许许多多的回忆，都像是用花朵装点过的，充满了友谊的芬芳。他不像我，我永远学不像他。我有时用很大的感情去咒骂，去痛恨一切混蛋。他是非分明，有泾渭，但更多的是容忍，所以他能写那么多小说。我不行，忿怒起来，连稿纸也撕了。扔在地上践踏也不解气。但我们都是故乡水土养大的子弟。”

【黄永玉口述】

现在我多半时间住在“万荷堂”。

早上7点钟起床，漱洗完，吃早点。随便吃一点。吃完早点看看电视，上厕所，然后工作——画画。12点吃午饭，吃了饭再画画，18点钟吃晚饭。晚上看看电视，看看影碟，睡觉之前看看书。就是这样。时间过得很快。偶尔会有好朋友来，以前是丁聪、王世襄、黄苗子、张仃这些老友，现在老朋友也都老了，出门不便。要有朋友来就是在下午，有时候放下工作，有时候不放下。晚上大家一起吃吃饭，聊聊天，朋友们回去。很少出去玩，出去玩可惜了。不要说在中国，到国外去我也很少玩，大部分是画画，写东西。

我不是一个喜欢应酬的人。80多岁了，一天到晚还那么活跃，怎么可能呢？有这个时间空间，也没有这个精力。还不如利用时间，多做点事情，写写东西。写东西总是受画画的干扰，把画画的时间尽量安排好，保证写作的时间。我不是一个懒惰的人，不喜欢应酬，即使能躲过开会和应酬，也还是没有时间写作，总有什么事情打扰。不过马上要写《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了，再不写来不及了。

《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不是自传，就是把自己经历过的事情串联起来写。

“无愁河”，就是没有忧愁的河流。因为我们家乡的上游有一条无伤河，我把它改成无愁河。借用这个名称写我从童年到今天，我经历到的、看到的、体验到的，不是历史，没有编年。

写历史不是我的任务。我的经历恐怕别人也没有过，从小到处跑，一直到解放后回到内陆，近一个世纪经历了那么多事情，认识了那么多人，有那么多感悟和体验，这些别的人很难碰到，要不写出来就可惜了。现在不画画了也可以，要是这些故事不写出来，就可惜了。第一部分写到4岁就写了20万字，就这样往下写，写到80岁。没有提纲，就是信笔往下写。

现在画画对什么题材感兴趣？每个画家都有对题材的专注点、擅长点。我这个人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有很多的局限性，但是也有好处，好处就是不受任何约束。想到什么画什么，生活里头，书本里头，见闻里头，看到、听到的都会画。我画画之外，也做雕塑，搞木刻，也写东西，就是这样。这不是一个专业人的做法，专业的人就不一样了，搞研究的， 一辈子做研究；写小说作诗的，一辈子写小说作诗。就像铁匠就打铁，银匠就打银子。我这个是修补破铜烂铁、挑着个担子满街串的人。

我主要的收入就是卖画，收入维持生活够了。卖画主要在香港和国外，像意大利、英国、美国、日本、东南亚一带。买画的人不一定都是专业的人，各种各样的人，也很难说你买我的画，我要调查你的出身什么的，谁要买画就买。我的画也不是纯粹的中国画，纯粹的中国画也就是中国的文言文，人家还不一定看得懂，太前卫了也不行，我的画可能对他们的胃口。在国外也不敢说有什么影响力，人家愿意买画就是。画能卖到多少钱？这个问题人们一般不会说。维持生活没问题了。

我从来没有跟什么拍卖行发生什么关系。有过一次，就是前年，荣宝斋拍卖过一次我的画，拍卖完了，结果那个买画的人让抓起来了，据说是一个黑社会的，后来又把画还回来了。我的画还被偷过，也被追回来。艺术家跟画廊、市场的联系，是艺术生产的惯例。以前就是这样，从印象派，到19世纪、20世纪，都有画家的经纪代理。我用不着代理，别人买的画，都是辗转找来的，包括仿作我的画，也是在个人之间卖来卖去的。我没有经纪公司，没有代理。不少画家有经纪公司吹吹捧捧，我不太好意思做这种事情，也可能没有这个本事。

不是有意标榜，一是没有时间，再就是能维持生活就可以了，用不着弄很多的钱。好好的做点别的事情，读读书，写写东西，跟好朋友聊聊天，可以了。挺好的。

现在已经不像过去的年代，过去的年代动弹不得，你连画画的权利都没有。

斯巴达式的精神磨难

黄永玉被很多朋友看作是“纯真的人”——在严酷的时代保持了纯真品格的人。

黄永玉自己则说：“我是个受尽斯巴达式精神折磨和锻炼的人。并非纯真，只是经得起打熬而已。剖开胸膛，创伤无数。”

1953年，黄永玉和妻子梅溪、儿子黑蛮一起从香港回北京，时年黄永玉29岁，儿子7个月。促使黄永玉回北京参加工作的除了自己的意愿，还有就是表叔沈从文。

黄永玉从北京老火车站坐着马车到沈从文在北新桥的大头条寓所，那是座宽敞的四合院。但北新桥的生活其实从物质到精神都是慌乱的。其时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每日上千种文物过手，每日用毛笔写数百标签说明。

1954年、1955年日子松动得多，对沈从文和黄永玉来说都不算难过。真正使他们受到考验的是1957年之后的岁月。

“'反右’了。'反右’这个东西，我初以为是对付青面獠牙的某种人物，没料到罩住我许多熟人、我心目中的老师和长者、好友、学生。我只敢在心里伤痛和惋惜。在我有限的生活认识颤抖。”黄永玉说。

“不停地'改过’，不停地'学习，不停的'检讨’和认罪，虚掷掉几代文化精英们的生涯，挑起他们相互的怀疑、窥探、残杀、咬嚼，把仇恨当饭吃的情绪。”

“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身轻白虎堂”，咏林冲的两句诗成了黄永玉在那段时期全部生活的悲欢写照。

【黄永玉口述】

“文革”前我的住处是一间大房和一个小套间。房子不算好，也算满足。跟我一起住的，很多是我尊敬和景仰的长者。

1967年，中央美院从党委书记、副书记、党委委员，到教授、副教授、讲师和想象得出来的一些人，再加上一两个贪污犯，都成了“牛鬼蛇神”。美术学院版画系长长的胡同两头一堵，装上木闸子，就成了天生的一所监狱。美术学院加上美术家协会托管的“牛鬼蛇神”总数加起来刚好是梁山水浒好汉的一百单八。日子很不好过，劳累、痛苦、羞辱、恐惧，牵肠挂肚地思念家人和朋友。

家被查抄，所有的文物所有的东西都被拿走，唱片、字画、书装了六车。批斗会上，被人用鞭子抽得背上的血往衣服上揭不下来。

在“牛棚”,每天一人轮流值班到大厨房为大家打饭。“牛鬼蛇神不准吃好菜，米饭馒头倒是一样。馒头每个二两，吃三两的就是一个半。那半个馒头由值班的负责，将一个二两的馒头掰成两半。这件事，李可染一直做不来，发抖的手总是将两半馒头弄得一大一小，而且悬殊到当时觉得可怕现在觉得荒唐的程度，李可染先生为这个经常被看管的人训斥。

李可染先生从来没有经历过那么大的动荡，那么凶恶的迫害。一大家人等着他料理照顾。我的一个学生，一个形象长得像粒臭花生的年轻人，极为凶恶残暴。就是这一类中山狼使没经过恐惧和欺诈的李可染先生丧魂落魄。他已经高血压好多年了，命令他站起来说什么的时候，连手臂、嘴皮都在颤抖。

李苦禅先生当得起是一个好汉，他的工作是清扫垃圾。他有练功的底子，什么侮辱也压不倒他。什么担子他也挑得起。70岁的老人，一举手，几百斤的垃圾一下子倒进了垃圾坑，就跟没事一样。

动乱初期，我是真诚地认了罪的。喜欢“封、资、修”文学、音乐，喜欢打猎，还有许多来往频繁的右派朋友。但是慢慢地我就不老实了，我最不老实之处就是善于“木然”,没有反应，没有表情。我想老子就是不让你看到内心活动。那时我有恃无恐，压人的几座大山，历史、作风、家庭出身在我身上已经没有影响。

1971年，我从下放的农村调回，参与北京饭店的《长江万里图》大型壁画的创作。创作组成员有画家吴冠中、袁运甫、祝大年。四人赴长江两岸写生尚未结束，北京开始了批黑画运动我们应召返京，壁画创作组解体。没想到我的作品又被列为“黑画展”第一名，受到批判。

刚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有一次在钓鱼台吃饭，廖承志同志问过我怎么跟“四人帮”斗争的？

我说我怎么敢跟他们斗争呢，最好是他们没有想到我，没有想到我就很好了，我哪里敢跟他斗争？当时因为“猫头鹰”事件、“黑画”事件，我受到伤害，好像受到伤害是一件值得吹牛的事情。我只能说幸好江青没有对我好，要是她喜欢我，我怕控制不住会做多少坏事啊？我跟廖承志同志说，我是这样看的，我顶多没有求饶。廖承志说不求饶也是一种斗争！生活就是这样，在太平年月人性都难以琢磨，何况社会动荡时候，更难预料。

怎么看过去的生活？世界的历史不是从今天开始的，人类有几千年前的痛苦，只不过没有记录。惶恐、折磨，有时候就是人的常态。生活是一个很完整的过程，充满伤痕的生活也是一个完整的生活，人生就是这样，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我们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不只有新社会的经历，还有旧时代的体验。现在看当年人性的扭曲，也是应该谅解的。能怎么样？人不愿意宽恕罪恶，不宽恕的最好办法就是别忘记，但是你可以谅解。在法国的时候，我去过巴黎圣母院，在圣母院的附近有一个纪念馆，那是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死难者的。法国诗人阿拉贡的诗句就刻在纪念馆正门上，他说：可以原谅，不能忘记。

还能有什么更好的解脱办法吗？没有。仇恨没有用，报复也没有用，对犯下罪行的人，你就是鞭尸也解救不了你所遭遇的磨难给你身心带来的创伤。你还是要面对生活。在外国有一个格言说：“别去记仇，记仇影响你对生活的判断。”这是对的。我们经常说新社会旧社会，把它分得那么清楚，实际上那个新的里面，有好多旧的东西，那些旧的让我们怕的东西，换一个面貌再来，就像中国的封建思想，几千年来总是变换面貌出现。所以有人群围攻妓女拿石头砸妓女的时候，耶稣说：如果你们自己不犯奸淫你们就可以打她，结果再没有人敢打。就是这样，面对历史，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责任。

人从历史的角度想问题就能看开一点。在最困难的时候，为什么我不感觉忧愁，就是在任何一个情况下，我都能排解困难。我也曾哭过一次  忍不住地热泪滂沱，头埋在被子里，那是读到巴尔蒙特诗句的时候，他写道：“为了太阳，我才来到这世界。”读到这句诗的时候我哭得像小孩子。

在阿瑟·米勒家劈柴过冬

1953年，黄永玉在香港听说沈从文自杀。

后来知道表叔获救的消息，黄永玉才松了口气。

因为“政治的无知”，沈从文逃过了1957年的劫难，但没有逃脱“文革”的厄运。很长一段时间，沈从文的工作是清扫历史博物馆的女厕所。1983年，黄永玉给曹禺写过一封信。

写信是因为当时曹禺到黄永玉家里谈到他跟沈从文的交往。他感慨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社会的变化，人情和政治的冷暖。曹禺说他曾是沈从文的好朋友，但是他多年来一直不敢去看沈从文。他很自责，为这件事抱歉。

【黄永玉口述】

曹禺说他不敢去看沈从文，但是我在沈从文家见过他一次。他还是看了，并不是完全没有看。只是他对表叔一直怀有愧疚，责备自己几十年。

为什么写这封信？就是因为曹禺先生那次在我家说起他的心情。他说你看你多好，有这么多朋友来看你，你也能去看朋友，我就不行，我不敢看别人，别人也不来看我。他跟巴金先生也讲过这样的话。因为这个原因我就写了一封长信给他，我说你以前是我们的大山，但你被“势位”所误。你要把原因归结到社会还是不太准确，你有自己的原因，你是因为所处的位置耽误了自己，你要把位置稳住，因为这个位置，你不敢招惹是非，不敢按自己的意志行事，就像有钱的人不敢跟讨饭的打架一样。我说以前你是我们的大海，是我们的高山，现在你变成了小土堆，变成小沟渠，为什么？实际上我知道为什么，谁都知道，他也知道。有什么办法呢。写这封信是因为惋惜曹禺一世的才华——年轻时写出那么多剧作，后来没什么像样的东西，那是一个剧作家的悲凉。其实不光曹禺，还有夏衍、茅盾，好多好多，都有这个问题。

当时阿瑟·米勒来中国访问，在曹先生家里做客。英若诚也在，他把我的信翻译给阿瑟·米勒听。吴祖光很担心，他说你这信一写曹禺准跟你绝交。吴祖光了解曹禺，但没有想到的是，曹禺后来回了一封很诚恳的信给我，他说我把你的信裱起来了，裱成一本册页。阿瑟·米勒是我的朋友，他是个很有活力的人。他来北京到我家几回，他的书里也写到我们的交往。我到美国，在他家住过十多天，他家里的桌椅全是自己打制的。他住的地方有森林，阿瑟·米勒自己带工具采伐，自己锯木头制作桌椅。我去看他，他就开拖拉机带我到森林伐木，木头运回来他自己用斧子劈开，那些木头就作他过冬的烧柴。阿瑟·米勒和曹禺完全两种状态，我对他说，我们也有个大剧作家曹禺，可惜曹禺离生活太远了。

我们很多艺术家是这样的命运。像阿瑟·米勒那样就被看成异端。

我有过这样的经历：1957年，那时候我们买布要凭布票供应，我用布票买了一些厚布，我做了一个小帐篷带着全家4口人，还有朋友的孩子，我们带着狗去野外打猎、露营。从小我就养狗，在家乡我舅舅喜欢打猎，我就跟着他。1957年，有人就贴大字报，批判我是资产阶级分子，批判我是游手好闲，吃喝玩乐。问题是他没有见过资产阶级，不知道资产阶级是什么样。真正的资产阶级可不是像他们想的整天无所事事，资产阶级是很奋发进取的，这个他们不知道。

阿瑟·米勒的成长和我们不一样，现在他死了，他在活着的时候创造力惊人，跟曹禺完全两样。在美国的时候我看过阿瑟米勒排戏，阿瑟米勒就坐在导演旁边，随时修改台词。演员问这样是不是更好一点，他如果觉得好，当时就改。排完戏再开车跑很远的路带我到他家去。

那年，他到中国访问出了一件大事，他到北京的时候恰好是我们的一位网球选手出走美国不归。我去北京饭店和朋友吃饭，听人说起胡娜的出走事件，听到消息说某某负责人指示，把阿瑟·米勒驱逐出境，他把胡娜出走跟阿瑟·米勒的来访放到一起处理。阿瑟·米勒是北京人艺请到中国的贵宾，胡娜是自己出走，怎么能把两件事相提并论呢？有关方面生气，态度坚决要把阿瑟·米勒驱逐出境。我就赶快告诉当时文联负责人陆石，请他赶快跟中央去打听打听，千万不能这么做，要是把阿瑟·米勒驱逐出境，国际会大震动，我说要知道阿瑟·米勒是什么人，你请人家来的，真那样做会使中国丢脸。后来中央领导过问，阿瑟·米勒没有被驱逐，他大概也不知道发生过这件事。

不爱黄霑，爱崔健

“画画的人，永远是个孤独的行者。他要对付自身、身旁、世界，所有的惊涛骇浪的人情世故，用极大的克制力维持创作环境的宁静、安详。”

在1980年代中期，黄永玉有很长的时间生活在法国和意大利。

在一本《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的书里，他记录了这段异国的生活。

“每天提着一个在沙特买的简陋的小麻布袋，里头装着一支'小白云’毛笔，一个简易的墨盒，几次到欧洲来都用的是它。跟一卷窄而长的宣纸。再就是一块厚纸板和两个小铁夹子；我在全巴黎的街头巷尾到处乱跑，随地画画。”

在巴黎的住处是好朋友为黄永玉找的，在卢浮宫墙外的大街上，一套闹中取静的典雅屋子。三楼或是五楼，电梯小，轰轰隆隆来到楼上，糊里糊涂住了一个月。从墙上大阳台可以看到卢浮宫顶门上一系列雕刻。直街拐进另一条横街，中间的丁字角就是广场，广场中一个骑马的武装女人，镀金铜像。她就是圣女贞德。

黄永玉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追索印象派之源，访问梵高的故乡，寻找达·芬奇、罗丹、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的足迹。

【黄永玉口述】

在国外那几年没有什么，意大利那边，我有个家，有时候回那里去，我女儿黑妞在那里定居。国外就是国外的生活，有时候杂志报纸让我写写哪个东西，我就写写。其实在生活里面不重要，在那里就是休息。中国人嘛，外国文化有时候也难免沾染到了，但不是绝对的。中国文化当然是主要的。

各人有各人的生活经历，各人有各人不同的路子。人家说黄永玉是玩家，黄永玉玩得挺开心的。我不玩，不喝酒，不听卡拉OK，不打麻将和任何纸牌。吃东西也不偏爱，不是说一定要吃好东西，有什么就吃什么，无所谓。朋友来往也不是很多，就几个小时候的朋友，三教九流都有。各种各样的朋友开阔我们自己的知识，年纪大了，走路也不方便了，这些朋友来了，跟我谈另外一方面的知识，交流交流，有一种新鲜感，就是这样。很平常，就像大家过日子一样。

除了画画、写文章，就是看看书。我没有必读书，爱读什么书就读什么，包括《老子》《庄周》《麻衣神相》，什么书都看。我这个老头子，一辈子过得不那么难过的秘密就是，凭自己的兴趣读书。世界上的书，只有有趣和没有趣两种。有益和有害的论调是靠不住的。这个时候有益，换个时候就变成有害了。苏联几十年前出过本《联共（布）党史》，被说成是一本对全人类命运至关重要紧要的最有益的书。怀疑它是有罪的。现在呢，变成一本有趣的书了。你可以用它去对照国际共产运动的发展，得出妙趣横生的结论。这是时间转移的结果，由不得谁和谁来决定。

一本书，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历史时期，它的价值和作用完全不同。历史也是这样，正史、外史、野史，来来回回滚，我们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对历史的看法都会有变化。

读书读得最好的是钱钟书。我跟钱先生在北京西郊三里河一个大院里住过十来年，俞平伯夫妇、金山夫妇也在那里住。有的人读书像刘文彩，把读的书当成自己的财产来炫耀，就好像政治家拿官当得大来炫耀，有钱人拿财富多来炫耀一样，不但炫耀，而且架子越来越大，脾气越来越粗。有学问的人就变成脾气很大的一个人，这些人读了书，也不发挥，这是一类；还有一类，读了一本书就大发挥。像钱钟书先生这样的，古代的书、现代的书，古代外国书、现代外国书，他都能读懂，读了能消化，他把书消化以后变成一种精深的学问，这不容易。还有就是他记性好，加上见闻广，对人生有鲜明的态度，这在老先生很难得。钱先生的书写得也好，他有人生，他的人生也很有趣，《围城》是懂得人生的大书。但钱先生是教授的人生，书斋里的人生，跟世界的丰富和复杂比，还不够。

但他这样的人已经很少有了，人生百年，能像钱先生这样已经很好了。

我这个人，特别的地方是兴趣广泛一点。就连儿童画我也喜欢，中国的、外国的、非洲的，我都喜欢。音乐我也喜欢，包括古典音乐、现代音乐，还有山西梆子、西北小曲，我都喜欢。也有不喜欢的，比如香港和内陆那些大喊大叫的流行音乐我就不喜欢。在香港时我就对我的老朋友黄霑说，你怎么写散文写得挺好，写歌词怎么都不通？他说香港人喜欢东扯一句，西拉一句的。在他去世前一个星期，当时湖南电视台拍一个我的专题节目，黄霑在我香港的家中接受了采访。还有什么四大天王，那些人唱得还真不怎么像话。演好声乐需要出色的嗓子，四大天王的嗓子出色吗？我听不出来。

我喜欢欧美的现代音乐，包括流行音乐。从早期的猫王，到披头士，到以后的西蒙我都喜欢。我一个朋友，音乐学院的院长赵沨，他就不喜欢现代音乐，我说你有没有看过披头士写的总谱？那个总谱看起来可不简单，它的旋律、节奏、配器学问大大的。可惜赵不在了。我听猫王、听披头士的时候也不老啊，1957年批判我的一个罪名就是我向学生介绍欧美古典和现代音乐，他们说我是罪魁祸首。那时候我还年轻，从香港回到内陆，带回来一大堆欧美的现代音乐。那些乐曲的歌词真是好，不像我们今天这么混乱。我看过一部美国电影，电影里那个纽约联邦调查局的副局长，被黑社会雇佣的杀手绑起来了，放在汽车后备厢里面，汽车在走，整个晚上就放西蒙和加丰凯尔的歌曲，让那个陷于绝境的联邦调查局副局长活下来：“你别忧愁，我愿意变成一座桥，让你从我身上渡过忧愁。”

当然，我们也有杰出的音乐家。比如崔健。他是一个开拓者，是个了不起的人。

王朔我也喜欢。我觉得在将来他的文学地位是摧毁不了的。他是很重要的一个人，是一个开拓者。王朔的书我都读了。我觉得崔健的精神，王朔的精神，是开拓性的。开拓什么？开拓一种境界。文艺的道路是需要开拓者的。比如说印象派，1875年，像德加、马奈、莫奈、毕沙罗、图鲁斯·劳特雷克，像塞尚、梵高那么一帮年轻人，一起把太阳拾到绘画里面来，这是一个开拓。一样的道理，崔健让中国有了“摇滚音乐”，王朔让中国有了年轻的舒展。不叫苦，不哼哼，把今天的年轻的社会关系、情感抖搂出来。教一切人，包括老人如何看今天的世界，今天的底层，为新世界欢欣。开拓所向披靡的幽默强势，你没有头脑和眼睛吗？怎能叫他“痞子文学”？他们从中世纪一样保守的文化禁锢中冲出来，从政  治高压里面冲出来。可能他们很难让人一下子理解。需要时间，有了时间，很多事情就可以被证明。

艺术家，有的道路宽敞一点，有的道路曲折一点，我一直想崔健和王朔的问题。崔健来过我这里，王朔我不认识，王朔有一个很难听的称号：“痞子文学”。有的是官方这么说他，有的是同行这么说。没关系。有没有第二个人，全北京市的书摊都卖他的书？狄更斯当年写小说，不是一本一本地写出来，他是一天写几页，由货郎带着走乡串市去卖，人们读狄更斯的小说，货郎一次来买几页，下次来下次再买，这就是狄更斯当年的读者。我一直喜欢狄更斯在他的小说《双城记》中的题辞：“这是个光明的时代，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

这不是小事。崔健和王朔出来的时候我们的社会是什么样子？精神和生活是什么样子？他们是在给别人开辟道路，他自己可能因为某种情况，闪避在另外一边，但道路开辟出来了。崔健是不朽的，他一定还有辉煌的未来，王朔更是这样。很多人把他们看得很普通。他们是思想者。他们可不是仅仅在音乐或文学行当混日子的人，绝对不能小看他们。当然他们也不能小看了自己。但是作为一个读者，作为一个音乐欣赏者，我感谢他们。真正优秀的艺术不是随便就可以否掉、贬低的。欣赏艺术的人也要有欣赏的人格，社会对待艺术不能像奴隶主对待奴隶一样。

文字丨选自《在时代的痛点，沉默》，夏榆 著，新经典文化 | 上海三联书店出版社，2016年12月

图片 | Photo@Miwa Ogasawar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