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哲学源流史》中国近代哲学之十一：孙中山2

中国近代哲学之十一：孙中山2

2.知行学说

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帝制，但却" 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而民愈不聊生矣！" (《孙文学说》）与此同时，革命营垒内部迅速分化瓦解，斗志懈怠，人心涣散：" 不图革命初成，党人即起异议，谓予所主张者理想太高，不适中国之用；众口铄金，一时风靡，同志之士亦悉惑焉。"

孙中山认为，导致革命失败和革命营垒内部分化、懈志的原因，在于革命党人受了一种" 其威力当万倍于满清" 的错误思想即" 知之非艰，行之惟艰" 的传统学说的毒害，从而产生了轻知怯行的心理，把极难知的事看得过分容易不去探究，把极易做的事视为畏途不去励行。因此，他认为，要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要在中国实现真正的共和，就必须破除" 知易行难" 这个思想上的大敌，针锋相对地用" 知难行易" 说来指导革命党人的心理建设。

孙中山认为，" 知易行难" 的观点是与真理背驰的；知与行相比，知是困难的，行是容易的：" 天下事惟患不能知耳，倘能由科学之理则，以求得其知，则行之决无所难。" (同上）他通过对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电学、化学和进化等10项事例的详细分析来论证其" 知难行易" 说并批驳"知易行难" 和" 知行合一" 说。如，饮食是人们日常生活中习以为常且最易行的事，但要知道饮食的道理，就须掌握有关食物的化学结构以及生理学、医学、物理学、烹调技术等许多专门知识，这是非常不容易的。由此，他强调" 能知必能行，不知亦能行" ，" 知之固应行，不知更应行" ；反对" 不知则不欲行，知之又不敢行" (同上）的怯懦思想。

孙中山还把人类进化史与认识的发展史直接联系起来，从知和行的先后关系来论证其" 知难行易" 说：" 世界人类之进化，当分为三时期：第一由草昧进文明，为不知而行之时期；第二由文明再进文明，为行而后知之时期；第三自科学发明后，为知而行之时期。" (同上）

关于第一个时期即" 不知而行" ，他解释道：" 古人之得其知也，初或费千百年之时间以行之，而后乃能知之；或费千万人之苦心孤诣，经历试验而后知之" (同上）。这不仅明确肯定了行先知后、知从行来，而且把科学实验引入了认识论，从而发展了中国古代" 行先知后" 的思想。

关于第二个时期即" 行而后知" ，孙中山以生徒之习练、科学家之试验、探索家之探索和伟大杰人之冒险为例证，说明人类的进步无不发韧于不知而行，"行" 不仅能使人从不知到知、从不能到能，而且能促进国家富强、人类文明，因此" 不知而行者，不独为人类所皆能，亦为人类所当行，而尤为人类之欲生存发达之所必要也。" (同上）

关于第三个时期即" 知而后行" ，孙中山解释说，在当今科学昌明的时代，无论做什么事都要求先掌握科学知识然后付诸行动，这并不意味着" 离行以为知" ，而是为了避免错误或收事半功倍之效。在这个时期，要获得新知识，仍然不能离开行。总之，" 行其所不知以致其知" 是人类认识的普遍法则，这一法则并不因科学的昌明而变更：" 科学虽明，惟人类之事仍不能悉先知之而后行之也，其不知而行之事，仍较于知而后行为尤多也。" (同上）" 行" 不仅永远是求知的必由之路，而且还能验证所求之" 知" 对与不对：" 学理有真的有假的，要经过试验才晓得对与不对，好像科学上发明一种学理，究竟是对与不对，一定要做成事实，能够实行，才可以说是真学理。"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 不去行，便无法可以证明所求的学问是对与不对；不去行，于是所求的学问没有用处。" (《知难行易》）这一认识既深刻又可贵。

由此出发，孙中山强调从事实出发，反对脱离实际地坐而论道：" 我们要研究宇宙间的道理，须先要靠事实，不可专靠学者的言论。"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认为死读硬记古人的言论，作一番解释，或把古人的解释再来解释一次，犹如炒陈饭一样，这样永远不会有进步，永远求不到新知、真知。

孙中山的" 知难行易" 说把人的认识理解为一个不断" 以行而求知，因知以进行" 的进化发展过程，理解为在行的基础上由浅入深、从简到繁、从感性认识到科学理论的长期而艰巨的过程；强调" 事实先于言论" 、" 经验先于理论" ；强调" 行" 决定" 知" ，" 知" 又反过来指导" 行" ；这不仅突破了中国古代思想家对知行的狭隘理解，而且包含有可贵的辩证法思想。但是，从根本上说，" 知难行易" ，同" 知易行难" 一样是片面的。其实，不理解实践在认识中的意义，就无法正确揭示知与行的辩证关系。孙中山把人类个体的活动理解为" 行" 的基本内容，因而无法真正理解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的作用。

这样，他在批判王阳明" 知行合一" 学说时，就倒向了轻视人民群众的"分知分行论"。他认为，就认识主体而言，可以把人分成三类：" 以人言之，则有三系焉：其一先知先觉者，为创造发明；其二后知后觉者，为仿效推行；其三不知不觉者，为竭力乐成。" (《孙文学说》）

在他看来，这三种人对人类文明都是必不可少的，但在知行问题上应实行绝对的分工，使" 知者不必自行，行者不必自知"。少数先知先觉者专事发明创造，不必亲自实行；次一等的后知后觉者的职责是向前者学习，鼓吹前者的创造发明，并监督实施；更次一等的不知不觉者，" 凡事虽有人指教他，他也不能知，只能去行" (同上）。他的这种观点是与其" 行" 决定" 知" 的思想相矛盾的，表明他实际上并未真正理解" 知" 与" 行" 之间具体的、历史的辩证统一关系。

3.社会历史观

孙中山认为，人类社会是遵循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趋势，由低级向高级不断进化发展的：" 世界潮流的趋势，好比长江黄河的水流一样，水流的方向，或者有许多曲折，向北流或向南流的，但是流到最后，一定是向东流的。无论是怎么样，都阻止不住。所以世界的潮流，由神权流到君权，由君权流到民权，现在流到了民权，便没有方法可以反抗。" (《三民主义.民权主义》）俄国沙皇和德国皇帝的被推翻、袁世凯的垮台、张勋的失败等等，都证明进化发展的必然趋势是不可抗拒的；即使是不可一世的人，反抗世界潮流也都终归要失败。

在强调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同时，孙中山并不否认人的能动作用：" 大凡社会现象，总不能全听其自然好像树木由他自然生长，突然枝蔓，社会问题，也是如此。" (《三民主义与中国前途》）

他说：" 世界上的进化，不止一种天然力，是天然力和人力凑合而成。人为的力量，可以巧夺天工，所谓人事胜天。这种人为的力量，最大的有两种，一种是政治力，一种是经济力，这两种力量关系到民族的兴亡，比较天然力还大。"(《三民主义.民族主义》）

他认为，在中国，这种社会化了的" 人力" 若能得到充分发挥，不仅" 突驾日本无可疑也" ，而且在一、二十年之内" 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亦非不可能之事也。" (《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大会的演说》）

孙中山进一步探讨了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动力。他明确指出，" 民生" 是历史的重心、政治的中心、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所以民生问题" 是社会进化的原动力。"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那么，何谓" 民生" 呢？他说：" 民生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 (同上）" 吃饭是民生的第一个重要问题，穿衣是民生的第二个重要问题。" (同上）把吃饭穿衣作为" 民生" 的重要内容，力图从社会经济生活中去寻求人类社会进化发展的动力，这显然受到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启发和影响。

孙中山认为，民生问题无法求助道德心和感情作用，必须从生产和分配入手去解决。生产方面，是发展经济，改变民穷财尽的落后状况；分配方面，他提出" 平均地权" (后来发展为" 耕者有其田")和" 节制资本" 两项具体办法。但他进一步指出：" 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如果专从经济范围来着手，一定是解决不通的。要民生问题能够解决得通，便要先从政治上来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条约，收回外人管理的海关，我们才可以自由加税，实行保护政策。能够实行保护政策，外国货物不能侵入，本国的工业自然可以发达。" (同上）

孙中山洞察到造成" 贫富极相悬殊" 的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不合理性，认识到工人阶级是" 人类发展之功臣" (《社会主义派别和方法》），因此他同情社会主义，称赞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并把自己的民生主义说成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但是，他不同意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动力的学说：" 阶级战争不是社会进化的原因，阶级战争是社会当进化的时候所发生的一种病症。"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

他认为，与动物不同，人类进化的法则不是竞争而是互助：" 物种以竞争为原则，人类则以互助为原则。社会国家者，互助之体也。道德仁义者，互助之用也。人类顺此原则则昌，不顺此原则则亡" (《孙文学说》），" 人类进化之主动力，在于互助不在于竞争。" (《实业计划》）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就是依据互助原则以消除现实世界中的各种苦难，最后实现" 天下为公" 的大同世界。在他看来，互助出于人类的天性，出于公理良知。因此，通过社会国家这个" 互助之体" 的调解作用，并使人人都讲道德仁义，各阶级之间的矛盾就可以调和。

由此，他也反对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讲到民生主义，虽然是很崇拜马克思的学问，但是不能用马克思的办法到中国来实行" ，在中国，" 马克思的阶级战争和无产专制便用不着。所以我们今日师马克思之意则可，用马克思之法则不可。"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与之同时，他也用" 互助论" 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 欲以物种之原则，而施之于人类之进化，而不知此为人类已过之阶级，而人类今日之进化，已超出物种原则之上矣。" (《孙文学说》）他指出，把生存竞争学说搬到人类社会，宣扬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 优胜劣败、弱肉强食" ，这只会导致有强权而无公理。

孙中山看到了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对于社会进步的重要作用，但却把这种发展归结为人类求生存的愿望：" 古今一切人类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为要求生存；人类因为要有不间断的生存，所以社会才有不停止的进化。所以社会进化的定律，是人类求生存。" (《三民主义.民生主义》）他甚至用" 心" 来解释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 夫心也者，万事之本原也" (《孙文学说》），政治之隆污，革命之成败，道德之兴衰，建设之毁成，等等、等等，都是由" 心" 决定的。这就走向了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唯心史观。

综上可见，孙中山的哲学思想既富有民族特色，又广泛吸取了近代自然科学的新成果；无论在自然观、认识论或历史观方面，都有超越前人的重大贡献之处，同时也包含有形而上学、唯心主义的缺陷。与许多为了革命的需要而去寻求哲学武器的革命家一样，他的每一个主要哲学观点都与当时革命斗争的需要紧密相关。由于客观形势所迫，他并没能来得及系统地整理、总结和阐发自己的哲学观点。无论贡献或者缺陷，都带有深深的时代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