扁舟听雨晚唐系列 安史之乱（三十三） 换个角度看帝国是怎么分裂成几块的
帝国是在至德二载（公元757年）十月收复的洛阳，一直到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九月才开始动员对河北作战，到这一年的十月大军才开始渡过黄河，正式拉开下一阶段进攻的大幕。
也就是说，看上去，帝国足足耽误了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里，燕帝国各路军头大佬，甚至包括河北巨头史思明都纷纷投降，然后又纷纷复叛。所以，我们很容易以为，帝国是犯了轻敌自满的低级错误，最高层领导脑子进了水，误信了叛军的诈降，这才导致了帝国之后的困境。
其实呢，这种看法是标准的孤立的看历史，把历史事件看成了一个个的故事会一般的小故事。在上一节，我们就仔细为大家分析了，帝国之所以迟迟没有动作，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在于，钱的事情始终无法解决。
与两京兵团的血战，极大的消耗了唐军，两年来，河西陇右精兵几乎就此成为历史，朔方军团也大伤元气，而躲在老巢坐观风云的河北军团，在以史思明为首的河北军头的率领下，却得以迅速扩张。现在的北中国，已经没有哪支力量可以单独和河北军团抗衡，何况燕帝国还有山西的高秀岩兵团和蔡希德兵团，河南的田承嗣兵团，保定的张忠志兵团。
这些已经独立成长起来的强大燕军兵团，再加上安庆绪余部，燕帝国可战之兵至少还有十几万，真的要平定这些凶悍的叛军，唐帝国至少还需要上十万的军队，数十万的后勤人员，转战千里，奋战一年乃至多年。这么多的部队，这么远的距离，需要消耗的钱粮都将是天文数字，可是，帝国现在手里实在已经没有钱了。
帝国缺钱到什么程度呢？
初，上欲速得京师，与回纥约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至是，叶护欲如约。广平王拜于叶护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不可复取矣，愿至东京乃如约。”
……
壬戌，广平王入东京，回纥意犹未厌，亻叔患之。父老请率罗锦万匹以赂回纥，回纥乃止。
这一段成为了唐帝国永远无法抹去的耻辱，让帝国千年之后都一直受人讥笑，诟病。因为帝国为了让回纥的四千铁骑协助帝国，竟然承诺回纥人，你们帮助我们收回两京，两京的票子、房子、妹子，统统都是你们的，你们可以无节制的去抢劫，去强奸！而且，最后帝国居然还真的在洛阳兑现了这份承诺，果然是守信用的很！
帝国为了得到回纥的几千部队，就能达成这种离奇的交易，无外乎因为此时的帝国实在是没有钱来支付回纥部队的费用了。最后，回纥抢的“意犹未厌”，也不过是“父老请率罗锦万匹以赂”，就成功解决了。
所谓的罗锦万匹，当时大约也就几百万钱而已，就算当时回纥已经抢够了，所以开价低了，我们就当回纥一开始的要求是十倍，几十倍，那所要支付的费用也不过几千万，几亿而已。如果是在开元天宝帝国极盛的时期，帝国一年光货币税收就价值就五六十亿起步，这点钱又哪会放在眼里呢。
事实上，帝国后来和回纥还有过多次“友情合作”，帝国对回纥所开的价码每年也就大约二、三十万匹绢，这还不是白给的，是要回纥用马匹来交换的。这笔费用当然不算少，但是在开元天宝极盛年间，帝国一年纯丝织品税收纯就要收七百多万匹绢，一千万匹布，合计的价值绢帛一千五百万匹以上，这么二、三十万匹的价格，实在是毛毛雨。
但是此一时，彼一时，上节我们介绍了，经过两年的叛乱，让帝国现在穷的靠卖官鬻爵来解决军费了，回纥大爷要的钱，帝国实在是负担不起了，所以只能辛苦大爷们自己动手去抢劫了。帝国连四千回纥骑兵的赞助费都出不起，面对河北用兵十倍起的薪水奖金开支，帝国又到哪去筹钱呢？
别着急，只要肯动脑，办法总比困难多。帝国很快又想到了一个新的好办法，又派了一位大官康云间主持了另一个大项目，叫做“率贷”。
简单的说，北方人民子弟兵在流血牺牲，你们江淮一带的和平人士当然就要民拥军、军爱民，军民鱼水情了。所以就把有钱的商人地主划了个清单，名单上的帝国统统帮助你们军民鱼水情一把，我们不拿老乡一针一线，我们就是向您借点钱，借的不多，我们就给您算下财产，然后只拿走的20%而已。
这笔20%的借贷，其实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国债，只不过不是自愿，而是在强买强卖罢了。这笔钱比起上一节介绍的卖官的收入就要大很多，足以解决突然间的支出大涨了。
不过这个有句俗话说的好不是，有借有还，再借不难，皇帝您跟咱们借了这么多钱，您哪个时候还啊？皇帝深情的望着大家，不由动了真情，一把鼻涕一把泪啊！同志们啊，同志们哪，你们可千万要切记啊，那个赌博害死个人哪！
你们借朕这一大笔钱，朕都拿去河北梭哈去了，本来想，梭哈赢了会所嫩模，顺便还大家的钱哪，可没成想啊，可没想到哇，这一把梭哈没梭好啊，把朕的裤子都给梭没了呀？大伙今儿个啊，朕庄严向你们保证，朕欠你们的钱呀，这一分——也没得还了。
你问咋办啊？哎，朕和朕的臣子们，为了大家的这事，那可是急民之所急，想民之所想啊，诺，这好不容易想出来个好主意，你们看好不好哇？你们呢，都是商人，现在各地都在严打商人偷税漏税，这商人的税也在蹭蹭的往上涨，所以我看干脆这样，你们再借给我20%，我就给你们一个条子，以后你们就永远免除徭役赋税了。
你看多好啊的事啊！什么？不想交这次的20%，那没办法，您不爱交就不交呗，什么？哪个时候还你上次的20%，哎我说这位同志您耳朵是不是不好使，不跟您说了朕欠你们的钱，这一分——也没得还了吗？什么，那这20%就白借了？怎么会白借呢？你再交20%不就可以免税了吗，这多大一便宜你不知道吗？哎我说你这位同志咋还这么夹缠不清呢，一看就是偷税漏税投机倒把的坏分子，下回税务局抓的就是你，知道不？
什么，您问我这些商人地主们最后怎么选的？俺还真不知道，聪明的朋友们帮忙算算，哪个更划得来吧。
当然，咱正经的说，不管是上节说的剃度香火钱、卖官鬻爵，还是现在的率贷，怎么看都属于杀鸡取卵的临时措施，后遗症太大。帝国也就现在今天不知道明天还信不信唐，所以可以这么临时搞一把，等到这大唐江山好歹坐稳了，自然迫切需要拓展新的、稳定的、长期可持续的收入来源。
时势造英雄，正由于当前帝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因此，一大批平时不起眼的小人物，在帝国的经济战线上迅速崛起，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这纷纷乱局中，第一个崛起的经济战线的人物，就是前面介绍过的第五琦！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如果对第五琦和他所代表的唐帝国当时正在发生的剧变没有了解，就绝不可能梳理出肃宗朝和安史之乱中，那纷繁复杂的表象背后的深层规律。
对于第五琦我们已经不陌生了，第二十一节《李泌的战略》，我们就是通过第五琦来理解为什么李泌的战略对于皇帝来说不可接受，现在我们也需要继续通过对第五琦这个关键钥匙的深入了解，来理清肃宗一系在这休战的大半年到底面临着什么样的局面，做了哪些决策。
在安史之乱爆发前，第五琦曾经在韦坚手下任职，韦坚是陕郡太守兼水路转运使，专门负责漕运，是当时帝国经济财物战线的重要角色，第五琦大约在此时已开始实际一线参与基层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经济事务。
安史之乱爆发时，第五琦只是北海太守贺兰进明部下的一个录事参军，从八品的小官，简单理解大约撑死了就一副处级级干部。到了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八月，帝国首都长安沦陷，老皇帝唐玄宗被迫南逃成都，第五琦被贺兰进明派到成都面圣。
第五琦在成都忽悠了一通老皇帝后，拿到了监察御史（正八品上）兼江淮租庸史这样的官职。算起来的话，虽然实际的职务管江淮税收，还算勉勉强强，可这级别也就是从副处级升到了正处级，这么看来，第五琦在老皇帝那里，不算引起了太大的重视。
到了十月，贺兰进明发现自己战队大大的失误，小皇帝此时已经得到了全国主要军头大佬的承认，小皇帝所在的西北朝廷才是此时的众望所归的帝国中心。无奈之下，贺兰进明赶紧补救，紧急起身赶赴肃宗所在的灵武，第五琦接到指令后随即北上，先一步拜见新即位的小皇帝唐肃宗。
第五琦这次忽悠肃宗皇帝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不仅行政级别一下子跃升到了至少正厅级（司虞员外郎，从六品上的级别），还加了一个划时代的大头衔——“山南等五道支度使”，这个使职所掌控的实际权力，已经可以认为是部级甚至某种意义上来说远超部级，第五琦的官场生涯一下子来了个大跃进。
第五琦也以此为起点，以其干练的作风和经济事务上的才华，迅速升级为司金郎中、御史中丞、度支郎中、户部侍郎、山南、河南等五道转运使、盐铁使等等，并在三年后升级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也就是成为了宰相，进入了常委班子。
第五琦的升迁之快，甚至超过了当年堪称坐了火箭上来的杨国忠（细节见第十四节），第五琦这翻版杨国忠的轨迹，甚至让玄宗后来也气急败坏，专门派房琯去指责肃宗，你太过分了，逼我杀了我的杨国忠，怎么自己也整出来一个杨国忠！
于是，第五琦言财利幸，为江淮租庸使。琯谏曰：“往杨国忠聚敛，产怨天下。陛下即位，人未见德，今又宠琦，是一国忠死，一国忠生，无以示远方。”帝曰：“六军之命方急，无财则散。卿恶琦可也，何所取财？”琯不得对。
是不是扯得有点远了，我们继续来看第五琦。当时第五琦被任命为“山南等五道支度使”，第二十一节详细介绍过，其主要是便于执行江淮江南租庸市轻货的战时应急经济，解决肃宗中央的燃眉之急，这里不再赘述。
然而“山南等五道支度使”这一空前的任命，仍然有着很大的意义，昭示着帝国的经济事务，从此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在这里，有必要对唐帝国中期以后的官员管理架构，有一个粗浅的认识。我们如果去翻阅史书，或者去百度了解一些中晚唐时期的大人物，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一个大官，介绍的时候一定不会只有一个官职，一般至少两个起，往往很多个。排在前面的官名大多五花八门，排在后面的官职则清一色的都会在末尾加一个“使”字，这是什么意思呢？
帝国的日常管理架构，是所谓的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加御史台，我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个架构。这其实就是一个平行管理架构，分为决策层（三省）、政令层（六部）、事务层（九寺五监）和监察层（御史台）。
用现代来举例，决策层就相当于现在的政治局、书记处、全国人大等等，主要是管最关键的人事和决策根本方针，下达红头文件到各政府机构。而政令部门比如说各级政府，或者我们以政法系统举例，政令部门类似政法委这样的组织，负责根据中央指示，制定指导方针和政策方向，指导、协调对应的事务机构（如政法委对应的公检法司）。
而事务机构分别负责具体的事务执行，就好比公检法司在司法系统里，分别负责从抓捕破案到移交起诉到审理案件等完整流程的各个环节。
而前述的一整个的决策、指导和事务执行，又要受到御史台的监察，御史台类似于现在独立的纪检委以及常驻各部委的纪检小组。应该说唐代前期的管理架构其实和上述现代中外的管理架构以及管理思路是完全一致的。
但是到了玄宗皇帝时期，正常管理架构之外的使职系统开始流行起来，之后成为了帝国的主流。这个使职系统，就相当于现在的专案组，或者专门的工作小组，如精神文明办公室，农业工作小组等等。
所谓的使职系统，其实也可以理解为现代公司里的一个个项目组，所谓的“xx使”就相当于现在的项目经理，相对于帝国早期平行化的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加御史台的架构，现在的使职系统这是一个典型的垂直化管理架构。
使职系统是随着帝国的具体事务越来越多，帝国中央越来越将触角伸到社会日常的各个角落后，产生的必然的管理升级和管理变革。传统的决策层（三省）、政令层（六部）、事务层（九寺五监）和监察层分立的架构，适合务虚的表层管理，一旦抓到细节，这个架构就会显得叠床架屋，系统太多导致人浮于事，一个小事就足以在几个不相统属的大部门之间让你把腿都跑断。
所以，就迫切需要类似使职系统这样的专案组，工作组，项目组。这样的机构专项专办，专门从各级部门抽调人员组成，在组内事务上，可以做到集政令、事务于一身，如果这个工作组的组长是常委级别的人物的话，那就意味着，大部分决策也可以自己作主。因为工作小组专项专办，各级平行部门不跟进，不熟悉情况，主管常委汇报决议时，其他常委除非故意找茬，大部分时候很难提出反对意见。
使职系统把决策、政令和事务部门合而为一，特事特办，就会显得非常的高效，这就使得帝国的日常管理就逐渐由使职机构来代替，也就是说，帝国中央把帝国的各项事务都分成了一个个的项目组，专项管理。
所以，帝国的官员的实际办事的职务，就以使职为准，通俗的说，你具体干的什么活，要看你具体在哪个项目组，项目组的级别决定了你实权的大小。但是，帝国过去运行了一百多年的三省六部这样的庞大官僚系统，也不可能就此作废，但是有了项目组，很多原来的官职实际上已经作废了，那怎么办呢？
原来的官职还有一个作用，那就是定级别和待遇。帝国官员的级别，就是我们通常理解九品中正，从正一品到从九品，一共九品二十八级，不同的品级对应不同的待遇，所以帝国给你前面挂个官职，通常不代表你管这个官职官方文件里定义的事，而是意味着，你现在是这么个级别的官，享受这个官职对应的待遇。
就好比宰相是帝国的常委，但是后来节度使都挂宰相的名头，他们实际上都在自己的地盘当土皇帝，并不去中央举手表决。又好比纪委书记（御史中丞）搁以前那就是独一份的专管纪检工作的大官，到现在，是个大佬就给人一个纪委书记的头衔，他们实际上当然不会去真管纪委的事了。
有了这些基础知识打底，我们再回头来看小皇帝对第五琦的“司虞员外郎，山南等五道支度使”的任命，就比较清晰了。司虞员外郎是用来解决第五琦的级别和待遇的，这是个从六品上的级别，大体相当于现在的正厅待遇，比老皇帝给他的监察御史正八品上的待遇，一下子提高了二品六级。
老皇帝给他的项目组是“江淮租庸使”，大体相当于专门管安徽、江苏和河南南部，大约三个省范围内的收税事务，实权怎么看也算是副厅级别的，也就是说老皇帝对他还是看好的，希望他能为帝国做点实际贡献。
而小皇帝给的项目组就非同小可了，山南等五道支度使，直接统管从湖北到上海，整个长江中下游广阔区域的所有财税事务！
我们理解下什么叫度支，度支度支，先度后支，顾名思义，是制定预算并向各个部门财物支出的预算出纳部门，一开始是财政部（户部）下的一个司，但在随着帝国经济机构的不断改革，眼下的度支已经逐渐取代了户部的大部分职责的新机构，我们已经可以理解为发改委兼商务部财政部。
由于只有中央才有权全国一盘棋做预算，所以地方上这个机构就不叫“度支”，而叫支度，意思是你没权预算，只能根据我给你的转移支付的基础上去度量你地方各部门的支出。叫法上不同，但是在当下，实际上地方的支度和中央的度支都是差不多的意思，就是一个地方的发改委兼商务厅税务局。
帝国的道就相当于现在的省，帝国一共十五个道，帝国就把湖北往东的整个江南五道的发改委，整合成一个，全部划给了第五琦，这手笔不可谓不大。因为五个大省有了统一的经济部门，而且这五个大省是国家最富裕的几个大省，考虑到河南河北都在燕帝国手里，这五个大省组成的经济部门，怎么看都是国家级的经济部门，甚至比帝国还能掌握的其他大省的财力加起来还要高很多。
这样一个独立于首都中央的经济和预算部门，这不是在另立中央吗？这不是在搞两个大唐，一唐一东吗？
其实肃宗皇帝之所以做出这么个形同一唐一东的管理架构变革，很大程度上是对老皇帝布置的被动回应。十六节为大家做过介绍，老皇帝南逃后，把帝国分成了五个大模块，其中长江中游荆州一带分给儿子永王璘，下游扬州一带分给另一个儿子盛王琦，刻意将肃宗与他的两个兄弟永王璘和盛王琦当成一个级别。
同时，皇帝正式追认，各地军阀，后勤物资都可以自备，不受中央限制，这样一来实际上玄宗皇帝，已经把整个帝国各地，有意划成了国中之国，以给肃宗添堵，牵制破坏肃宗皇帝的合法性，意图牢牢将肃宗一系压制成西北的贫瘠地带的割据势力。
正是在这层背景下，肃宗皇帝顺水推舟，采纳第五琦的自荐，成立了山南、河南等五道度支机构，将玄宗皇帝划给永王、盛王的江淮、江南地区，成立一个新的国家级的经济专区，由专门机构负责这个经济特区的经济和收支，与永王实际就是与玄宗皇帝争夺这片地方的经济资源。
这一经济政策上的东西分理，表面上看只是老皇帝和小皇帝争夺江南主导权的权宜之计，却从此成为了帝国经济上东西分理的开端，直到帝国灭亡。这是因为，帝国实际上早已存在东部江南江淮和西部关中西南两个大的国家级的经济区，这两个大的区域在经济上早就已经有了巨大的差别。帝国的东西分理的国策，实际上只是对现实的一种追认。
实际上，帝国现在的经济区划，并不仅仅是东西分理，因为帝国还有一个隐藏的国家级经济区，那就是燕帝国统治下的大河北地区。这片黄河以北，太行山已东的广阔区域，在接下来直到帝国灭亡的绝大部分时期，经济都是完全独立的，没有向中央交过一分钱正常税收。
这片地区看地图面积不大，可是在向中央缴纳的粮食地租却占了全国的四分之一，如果算上为了防御这个独立地区，而在河南山东南部与山西设立的大量半独立藩镇，这4个省的粮食地租在玄宗时期占到全国的70%！可以说，大河北地区，也是是整个唐帝国举足轻重的地区！
所以，到了安史之乱时期的唐帝国，其实可以分为西部（还可细分为关中西北西南中央控制地区，和河南山东河东半独立地区）、河北（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以及东部（江淮江南）三大经济区，这三大经济区无论在经济活动、经济运行、经济政策还是收支预算分配等方面，很长时间都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特色和发展方向！这种分裂，实际上正是中国在豪门贵族庄园式经济向商品与小农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各地发展有着巨大不平衡所导致。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如果我们意识到在经济基础上，帝国已经分裂为三块甚至四块国家级的地区，那么我们对于帝国只能陷入藩镇割据的局面；对于帝国面对小小的河北，甚至连河北也都分裂成好几块的小不点藩镇，也始终无能为力，坐困而亡，就不会感到特别的奇怪了。
说了这么多，似乎我们还没进入这一段的正题，那就是第五琦接下来会通过什么举措，为帝国筹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