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着传世舘本《十七帖》，已经有过不少专门的研究，然而仍然有部份疑问有待于进一步解明。本文提出《十七帖》中的七个关联问题，阐述浅见，期待引起方家学者的注意，以深化研讨。
一、《十七帖》是如何出现的？
李世民诏令天下广搜王羲之书迹，所得甚丰。据文献记载，贞观年间（627－649），唐内府所收大量王帖中，《十七帖》最爲『烜赫著名』，号称『书中龙』。《十七帖》作爲王羲之的一批尺牍，无论内容还是书法，都被认爲是由来有绪、最爲可靠的法帖。传世舘本《十七帖》共收（刻）王羲之书翰29通，由于各版本的编辑方式（收录时的分类）及残缺状况的不同，帖数随之而异。唐张彦远《右军书记》记载，当时内府整理王帖的方式是：『取其书迹及言语，以类相从成卷。』以传世舘本《十七帖》中诸帖的内容相关、书风相近等特徵来看，似乎符合这一基准。此外，有一点值得注意，《十七帖》没有晋人法帖中常见的弔丧问疾之类内容，无忌讳不吉之嫌，很适合皇家内府珍藏。
至于《十七帖》是如何出现的这一问题，尚有不明确处。王玉池先生在《〈十七帖〉在王羲之书迹中的地位和重要版本述评》一文中说：『关于《十七帖》的来源，有材料说是贞观初年进士裴业所献。裴业其人情况不详。估计此组信函最初应是周抚后人收藏。这组信中有少数帖不是给周抚的，应是收藏者不慎混入所致（如给郗愔的信）。』
《十七帖》之八《瞻近帖》为王羲之写给妻舅郗愔的书信。
笔者的看法是：首先，《十七帖》诸帖来源未必皆出一家所藏，它不同于《万岁通天进帖》，并无文献明确记载其最初献自何人或出自某家。所以，笔者认爲，《十七帖》可能来自唐初的大规模征购或四方进献，后经褚遂良等『取其书迹及言语，以类相从成卷』（详后）。当然，《十七帖》中寄周抚的一组书简源出一家之藏的可能性很大。此外，寄郗愔等人的书简则可能出于他藏，后以书迹风格相近故，遂『以类相从』而被编进《十七帖》也未可知。其次，假如《十七帖》中大部份书简来源于一家，其最初爲周抚后人所藏的可能性不大。收藏者如果是周抚后人的话，则不应存在周家『不慎混入』王羲之寄郗愔书简事，因爲周抚的后人大概无缘得到王羲之寄给郗愔的书信。因此，有机会保存王羲之寄与複数友朋之书简者，大约既非周家也非郗家或其他亲友之家，应是王羲之自家，只有王家人最有可能（和机会）对王羲之的书简（文稿或底稿）作统一保管。如此看来，《十七帖》有可能是信件的稿本。
二、《十七帖》是寄给谁的书信？
关于《十七帖》一组书简的内容，据宋黄伯思的说法：『自昔相传《十七帖》乃逸少与蜀太守者，未必尽然，然其中问蜀事爲多，亦应皆与周益州书也。』可见，在黄伯思之前，已流传《十七帖》诸帖爲王羲之寄蜀太守周抚者的说法，但黄只是认爲《十七帖》中大部份应是寄周抚的书简，并非全部。《十七帖》中凡涉及王羲之问蜀、游蜀、求药以及儿女婚嫁等内容的书简，大概应是寄周抚的。王羲之关心蜀事及希望一游蜀地之动机，从中可归纳爲三点：一是向往蜀地的山川风光；二是想了解蜀地的历史、物产；三是对蜀地的草药和药物有兴趣。收信人周抚，乃王羲之兄籍之妻周氏之从兄，与羲之爲远房亲戚关係。史载周抚曾爲王敦、王导属下。故与王、郗两家关係极密。周抚于永和三年（347）任益州刺史以后，直到东晋兴宁三年（365）去世爲止，一直镇守蜀地（详见《晋书》卷五十八《周访传》附《抚传》）。至于除此之外的书简，尚无法确认究竟寄给何人。
三、传世舘本系统的《十七帖》是否爲原有形式？
现今以完整的书迹形式传世的《十七帖》有三个系统：一是末尾有勅押和唐褚遂良跋尾刻本，称舘本（或勅字本），传世拓本最早亦爲唐以后物，《淳化阁帖》、《大观帖》、《宝晋斋帖》、《二王帖》、《澄清堂帖》等宋代集帖亦收部份散帖；二是传南唐李煜得唐贺知章临本置于『澄心堂』，并刻以传世，称贺监本。一般认爲后者是僞作，故在此暂不论；三是唐人临摹本，如传世的《省别帖》（又称《远宦帖》）、《蜀都帖》（又称《游目帖》）、《瞻近帖》、《汉时帖》，出于敦煌石室的唐人写本《瞻近帖》、《龙保帖》（均英藏）、《旃罽帖》（法藏）、《服食帖》（俄藏）诸敦煌临本，从时间上看，唐人临摹本最早。
著录《十七帖》释文文献，最早爲唐张彦远《右军书记》（《法书要录》卷十），其中收录《十七帖》中20帖，与舘本29帖比较，《右军书记》帖数实爲23帖（3合帖），缺《丝布衣帖》、《七十帖》、《邛竹杖帖》、《盐井帖》、《胡母帖》、《清晏帖》6帖。关于舘本《十七帖》成立的时间问题，学界看法不一，较爲权威的意见认爲，应在五代南唐李后主时代（937－975）。果然，则不能不疑舘本能在多大程度上保存《右军书记》本《十七帖》之旧式了。对此问题，敦煌石室所出唐人临本给出了明确答案。周笃文先生指出，敦煌唐人临本《瞻近帖》与《龙保帖》二帖临在一处，正好与《右军书记》第3、4帖的次序相符，这说明敦煌写本《瞻近帖》、《龙保帖》早于舘本，并且未必晚于《右军书记》本。舘本在帖数上多于《右军书记》本，在顺序上又与《右军书记》本、唐临本不同，而在时间上均晚于后二者，所以，舘本29帖恐怕已非《十七帖》原有的形式了。四、舘本《十七帖》末尾的唐太宗勅押及褚跋是否可信？中田勇次郎先生认爲，舘本末的跋尾『勅付直弘文舘臣解无畏勒充舘本，臣褚遂良校无失僧权』等文字有问题。首先，此形式与《法书要录》所载徐浩《古迹记》、卢元卿《法书录》等的排署形式不一致。其次，跋尾中的太宗勅押之『勅』字，与唐玄宗《鶺鴒颂》的勅押酷似，应爲后人移花接木。另外，跋尾的『僧权』押署也与通常法帖的骑缝位置不同。如果中田先生的考证可信，则爲舘本非《十七帖》原有形式（第三问）提供了新的证据。一般来说，魏晋尺牍有其特有的书式语词，即于起结处书发信日期、发信人、具礼语词（顿首、白、报等），其程式爲『月日名白……姓名白』（下称『月日名白』），此爲尺牍常见书式，皆可于魏晋尺牍（法帖）及西域楼兰所出晋人残纸实物中得以证明。当然，也不是没有省略『月日名白』的『不款』尺牍， 问题是尺牍一般在什么情况下可以省略『月日名白』？原因也许有很多，但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与收、发信人所在距离有关。一般来説，寄给远方的亲友是需要署日期名字的，《十七帖》中大部份书翰是王羲之寄其友周抚者，前居浙东，后守西蜀，相距甚远。当时，书信的传递至少需经旬月方可送达，也就是说王、周之间的信函是应该有『月日名白』的。但《十七帖》中29帖却无一帖署有日期姓名的，爲何如此？关于这个问题，笔者曾有专文做初步探讨。结论是，现存舘本《十七帖》或许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王羲之尺牍的面貌，但并不是其最初的原形。舘本、《右军书记》本都存在阙『月日名白』的相似疑点，因而可以推定均非出自《十七帖》真迹本（很可能是来自于已被『改动』和『编辑』过的某一流传系统）。此问题与前一问题相同，笔者怀疑今所见之《十七帖》已非其最初形态。黄伯思《东观馀论》卷下『跋唐人所摹《十七帖》后』云：『予尝见毕文将叔云：家有唐初人所摹此帖，来禽等四物外，又有「密蒙华」一种。……然余案今诸本并无此一种，而《法书要录十七帖》亦不载此，不知何缘毕氏本有之？但未尝见此帖，无从知其真僞。姑记于此，以俟后观云。』如果黄伯思所言唐初摹本说法可信，则可以确定《来禽帖》有脱阙。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如果黄所言唐初摹本真的存在的话，则来禽帖应有『密蒙华』明矣。《右军书记》本及舘本所以阙，很可能是被后人摹失或被人爲『编辑』所致也未可知。前面说到《十七帖》可能被后人编辑过，那么是谁又出于什么目的爲此呢？笔者推测，可能是褚遂良出于编辑草书教材之目的所爲。唐承隋制，爲了选拔专职的公文官吏，设书法一科，于弘文舘设书学场所，使子弟就中习书，并出内府所藏，以资观摩，由是推动了书学的盛行。虞世南去世后，魏徵向唐太宗举荐了褚遂良。欧阳询爲褚遂良之父褚亮好友。虞、欧去世后，贞观朝书法方面的事务主要由褚遂良掌责，大概担负贞观内府收集、鑑定、编修、裱装历代名人书迹以及弘文舘传授书法诸事。贞观内府收进的王羲之草书，确实经由褚遂良编整、监修，此事不但张彦远《右军书记》如此记录，官修史书文献亦有相同记载，况且更早的文献如唐徐浩《古迹记》、韦述《敍书录》、卢元卿《法书录》等也有详载，应是比较可靠的。也就是说，爲了编辑一部草书教材，褚遂良可能从内府选出《十七帖》并做了相应的编整。这可能包括：①删去原有『月日名白』或部份正文语词，以统一形式。②所选皆爲草书风格相近相似的书简，以统一书风。若以《十七帖》爲基础编制草书教材，那在付摹或付刻前，也许要对原帖作相应调整与改动。在书风上，须採集草字风格相近者以集成之，今观舘本书迹，草书笔法风格极其相似，且诸帖内容相关，确实非常符合『取其书迹及言语，以类相从成卷』的编整方针。③可能对原帖的字迹做了相应调整或改动，以便临摹辨识。比如，对字的大小、笔划的粗细和连属等方面做了统一调整或改动，如唐怀仁集王书《圣教序》一样，对字迹做了大小适度、粗细均匀的统一调整。以上七个问题，已有专家学者（也包括笔者在内）做过一些探索，但考察并未结束，疑案仍有待解决，希望有兴趣者能作进一步的探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