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春半夏的革命沧桑
我也说不准究竟是在什么时间，在什么地点，
看见了你什么样的风姿，
听到了你什么样的谈吐，便是使得我开始爱上了你。
那是在好久以前的事。
等我发觉我自己开始爱上你的时候，我已是走了一半路了。
by简·奥斯汀
一春半夏的革命沧桑
裴多菲说你爱的是春天，陈淑桦唱到春去春又回。故此先开的是樱桃花，细碎娇艳的花朵，赶在桃花盛开之前，它们已经偷偷地挡住了春天的视线，没有蜜蜂帮忙，果实里的甜蜜，有冬天的雪花与冰凌。
自由与爱情的关系，被左联作家殷夫译成五言律诗，作者裴多菲以及译者殷夫都与革命关系匪浅。后来的传播，这其中鲁迅先生功不可没，在殷夫付出年轻的生命之后，鲁迅先生“忍看朋辈成新鬼”，直到两年后的《为了忘却的纪念》，自由与爱情都烟消云散。
同样说自己是一个怀有爱情的人，裴多菲二十三岁开始了初恋。向远处看，世界那么大。从安逸的现在向前瞧，我们的风尘庸碌，涂满了眼睛。个体的生命与自由唇齿相依，唯有一次，爱情属于璀璨星空的额外赠予。
曾经仔细读过诗人革命者殷夫写于1928年的《别了，哥哥》，那是一种无限痛心的诀别，自愿把自己置于围墙之下，“想做个普罗米修士偷给人间以光明”，憧憬黑白世界里的彩色缤纷。
有一个姑娘暗自垂泪，有一个兄长痛彻心脾，诗人用革命情绪送给姑娘刀吻，与哥哥决裂，然后便消失在黑暗最黑处。裴多菲的斗志昂扬与殷夫有诸多相似，他们都有徐锡麟“只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的气魄。
与革命相向而行的丁玲，去世十多年之后，她的复杂性仍然与文学是个费解迷。王蒙谈及此“不简单”，“深深地为了人们没有纪念和谈论丁玲而悲伤而不平”。有种纪念，低到尘埃里，是文字的魔力，譬如张爱玲。
张爱玲在其反传奇的《传奇》扉页上题有“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就像夏志清之于张爱玲，却类似锦灰堆的传奇了。才女抑或革命者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从某种意义上说，丁玲的革命浪漫主义，就是瞿秋白所言的“飞蛾扑火”。
恰合的是，陈子善的《从鲁迅到张爱玲》勾勒了丁玲与张爱玲鲜有的交集。张爱玲曾写过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短小书评，革命使更多人南辕北辙。还是夏志清另一句关于丁玲的话耐人寻味，“丁玲的一生比她的作品有兴趣。”
毋庸讳言，革命与温柔的情感有点相离相悖，少之又少的爱情亦是。爱情本是闲暇夸张的花朵，经不起铿锵有力的捶打。真爱这种东西奢侈，又容易糊弄自己。在孤独的尽头，往往剩下的唯有自己。
春天除了是所欲萌动的开始，也是所欲萌动的结束。希梅内斯有一首象征意味的诗歌《春天》，红尘男女之间称颂的开始，其实意味着某种隔阂的开始，当诗人穷极了“玫瑰”、“星星”、“夜莺”，想获得爱情之外，还想同时获得诗歌的灵感，未免有点所求过高之嫌。
与诗人殷夫同时赴难的五人中，殷夫年龄最轻，柔石年龄最长。他们都是真正有信仰的革命作家，记着一个人是多么不容易，文学作品是被记住的方式之一。《二月》水中花似的彷徨，正是柔石自己的苦恼，没有革命这支花朵的燃烧，爱情都苍白无力。
不过我们到底能记住萍水相逢的别人多久？一小会？一天？一年？还是很多年。春寒料峭，一场间歇的春雨，打落了满地樱桃花。白云浮动，河水奔腾。最艰难的路，就在周而复始的春天。
【 作品： 纳撒尼尔·马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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