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交响乐团（SSO）带着他们140年的传统赴美巡演

在音乐总监兼首席指挥余隆的亲自率领下，上海交响乐团的大部队已于昨天（8月12日）正式从上海浦东启程飞赴美国华盛顿。

标志着这支乐团140年的卓越荣耀：以一轮大规模的世界巡演，来隆重庆祝建团140周年。

具体巡演日程如下：

8月14日 | 华盛顿狼阱音乐节（Wolftrap Festival）

8月16日 | 芝加哥拉维尼亚音乐节（Ravinia Festival）

8月19日 | 爱丁堡国际艺术节（Edinburgh International Festival）

8月23日 | 琉森音乐节

（Lucerne Festival）

8月25日 | 格拉芬内格音乐节（Grafenegg Festival）

8月27日 | 阿姆斯特丹皇家音乐厅（Concertgebouw, Amsterdam）

9月1日 | 伦敦BBC逍遥音乐节

（BBC Proms）

8月7日（上周三）《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刊发了该报资深艺评人霍华德·莱奇（Howard Reich）的专文：

当上海交响乐团（SSO）即将于8月16日（本周五）晚在拉维尼亚音乐节（Ravinia Festival）实现他们在芝加哥地区的首演之际，相信没有人会比他们的音乐总监余隆（Long Yu）更为自豪。

因为对于他来说，这支上海乐团此访的意义，绝不仅仅只是作为一支来自世界另一端的旅行团，他们将会带来一份足以追溯至1879年的珍贵艺术遗产，当年这支乐团就是以他们最初的名字（上海工部局乐队）建的团。

“不单是在中国，更是在远东，它（上交）都可以被看作是第一支建立的管弦乐团”，余隆说道。他是通过从香港打过来的越洋手机电话亲口告诉我的。

“上海交响乐团在亚洲首演了许许多多作品。例如，路德维希·凡·贝多芬《d小调第九交响曲“合唱”》、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火鸟》等，要知道，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在上海完成的亚洲首演。”

而实际上，余隆还补充道，这支乐团“还将绝大部分的古典音乐（作品）给介绍到了中国，以及亚洲。”

这本身就已经很重要了，但更为重要的是考虑到中国及亚洲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古典音乐产业急剧增长。我们很有可能会为美国古典音乐观众的萎缩，及其老龄化趋势，感到扼腕叹息。因为现如今只有最为知名的独奏家和乐团的到访，才得以真正填补上，那些在二十世纪中叶都能够日常售罄的大型音乐厅与音乐节演出的现场座位。但是在中国，及其周边地区，那里的观众对于古典音乐的需求，似乎还在不断地攀升当中。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有一场门票完全售罄的音乐会，同时还有人因为无法购得门票而一直等待的情况”，芝加哥交响乐团（Chicago Symphony Orchestra）现任音乐总监里卡多·穆蒂（Riccardo Muti）在今年的早些时候告诉我，当时正值芝加哥交响乐团的亚洲巡演期间。

“我曾对出席过芝加哥交响乐团在亚洲巡演音乐会的一些芝加哥人说过：‘看吧，这里的人们愿意花很多钱去买票听芝加哥交响乐团，以致于他们甚至还要去争夺一番，才能收获到一张门票。为什么我们在芝加哥就遇不着这相同的情况呢？’”

当我问穆蒂，为何会是这样的情况时，他的回答是直截了当、斩钉截铁的。

“对于西方世界到底是怎样的，我们存在一些误区，当然我绝不仅仅只是在谈论美国，其实整个西方世界都认为我们的文化是理所当然的”，他说。“在中国，我们在一个巨大的艺术中心（国家大剧院）表演，在那里，他们有歌剧院、几个音乐厅，以及戏剧场，都是如此现代，如此梦幻，他们还告诉我，他们又正在建造一座全新的音乐厅（中国爱乐乐团音乐厅）！”

“你能想象的出来我们在芝加哥，甚至连用来改善我们音乐厅声学效果的这点钱都没法筹集到吗？这当真有点戏剧化了。”

在这支上海乐团的成立之初，也许很少有人能够想象到现在的中国会如此拥抱西方古典音乐。但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古典音乐在中国也同时历经过如此之多政治、社会和文化上的动荡，才最终幸存下来。

“你可以看到这支乐团有140年历史，你可以找到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文革，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所有演出节目单，他们（上交）从未停止过上演音乐会”，余隆说。

“特别是在文革时期，都仍然还在演奏！而他们也着实是在文革当中起到了作用——中国民歌，这便是他们当时仍在演奏的音乐。这太神奇了。”

那一严峻时代的开端，从1966年开始，“西方乐器都被打破了，实体唱片都被弄坏了，乐谱都被烧毁了”，前中央乐团首席指挥陈佐湟，在1987年率团美巡时告诉我。

“今天听起来似乎像是一个非常疯狂的想法。但确实是在中国的十年动乱时期，去惩罚那些过多学习L.v.贝多芬、J.S.巴赫和W.A.莫扎特的人们，反而变成了一种时尚。1970年我高中毕业，原本要接受训练成为一名钢琴家的我，学业被突然中断了，继而被送到稻田里从事了四年的体力劳动。人们认为他们需要净化我的灵魂，与此同时，他们坚信体力劳作就是最好的方式。“

培育西方文化体系下的音乐家，遭受到了沉重打击。

杨秉荪，前中央乐团的乐队首席，蹲了“九年零四个月的监狱，我的手指接连不断地受伤，因为我被迫要从事水泥工作”，他在1987年随团访美期间告诉我。

对于余隆跟他杰出的音乐世家来说，当时的情况又如何呢，包括老一辈著名中国作曲家丁善德，他（余隆）的外祖父在内？

“十分困难，真的十分困难”，余隆说。“我们基本上是不被允许去演奏任何古典音乐的。在那段时期，我们不得不去演奏真正的民歌，或者革命歌曲。”

“不过，我们还是使用相同的方式去演奏。尽管当时音乐被归入了意识形态，也的确是一段极其艰难的时期，但却又从未真正起到过阻止我们演奏音乐的作用。”

几十年以来的变化是惊人的：今年五月，第一届中国国际音乐（钢琴）比赛在北京举办，该项赛事的首奖获得者拿到了前所未有的：150,000美金奖金，加之为期三年的职业生涯演出经纪（艺术家管理）规划（二等奖和三等奖则分别收获了75,000美金和30,000美金的奖金）。这一比赛金奖获得者的奖金数额，丝毫不比由音乐总监雅尼克执棒的费城管弦乐团（The Philadelphia Orchestra）的演出费少，他们负责为该项赛事的决赛获奖者进行获奖音乐会协奏。

为什么中国人会在古典音乐背后施加如此之大的影响力呢？

“因为他们需要通过一个非常严肃的方式，才能被置于国际音乐版图”，这项赛事的总监理查德·罗津斯基，在今年稍早前告诉我。

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指挥家余隆和上海交响乐团，正把他们的“商品”带到这儿（芝加哥）。

余隆非常清楚他正在进入芝加哥交响乐团（CSO）的领地，他抱持有非常尊敬的态度。

“芝加哥之声绝对是一种独一无二的音响，一种当真特别的音响，非常与众不同，非常精细，也非常明亮，非常有力”，他说道。

“芝加哥交响乐团的音乐家都是如此伟大的音乐家。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音乐家”，他补充道，同时指出他们当中的一些人（张立国、侯庆等等）过往曾在上海接受过音乐训练。

“这是一支超棒的乐团。这座城市应当为此感到非常荣耀，以及十分高兴，因为拥有这样一个群体，在芝加哥市有了这样高水准的音乐家，将使得这座城市在世界上愈发地名声大造。”

这也正是穆蒂要将芝加哥交响乐团带到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关键点所在：确保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们，去更多地了解那些太多芝加哥人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余隆又是如何评价他的上海亲兵的呢？

“他们是一支非常优秀的乐团”，他说，“他们正在跟所有的顶级艺术家合作演出。包括穆蒂大师在内，都曾与这支乐团合作过好几次。这对于这支乐团来说，是非常鼓舞人心的，对于上海跟芝加哥之间那种非常紧密关系的塑造亦然。”

至于北京跟香港之间的关系，以及就当前大规模街头抗议和一些暴力事件所引发的紧张局势，余隆拒绝发表任何评论。

对于他的拉维尼亚音乐节参演节目单，余隆将携手美国著名大提琴演奏家艾丽莎·韦勒斯坦（Alisa Weilerstein），带来安东宁·德沃夏克《b小调大提琴协奏曲》，以及执棒上交带来谢尔盖·拉赫玛尼诺夫《交响舞曲》和陈其钢《五行》，这是一套典型的东西结合（东方遇上西方）的节目编排。

但不像一些观察家的所言，余隆认为两大半球（东半球和西半球）音乐制作之间的差别，其实很小。

“我不喜欢按照西方音乐或东方音乐，西方文化或东方文化的方式，来作区分”，他说。

“人们问我中国乐团与西方乐团之间的差别是什么？基本上，没有什么差别。东方乐团跟西方乐团都做着同样的事情，我们以同样的方式教授每一支乐团，我们以同样的方式进行排练，我们做着同样的节目单（演出同样的曲目）。”

而现在，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