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玺临摹：看似简单的“上相邦玺”实际上并不简单

当我们有了一定的秦印、汉印临摹经验之后，会对四字均分印面的白文印非常熟悉，因为这是秦、汉印中最常见、最经典的印式，因此，我们前期在古玺临摹作业中基本不再涉及此类印式，但我们一定要注意古玺印中，一些四字白文印，实际上并不等同于秦汉印中的四字白文印，这些古玺印乍一看非常简单，但实际上，它们跟秦汉印白文印印式有着本质的区别。比如这一方“上相邦玺”：

（上相邦玺）

我们把这方玺作为我们古玺临摹作业的第34方，详细介绍一下这方玺：

释印

这方玺于1993年11月于江苏省苏州市真山东周墓地战国晚期楚墓出土，根据墓葬规格以及其他出土遗物分析，墓主应该是战国晚期楚国的一位封君。显然，这是一方楚玺。

据曹锦炎先生考证：相邦，是流行于战国晚期的一种职官名称，但史籍却没有记载，根据出土文物可以知道，“相邦”实际上就是典籍上的“相国”，是执国柄之大臣。比如《史记·吕不韦列传》记载：“太子政立为王，尊吕不韦为相国。”注意，《史记》里记载的是“相国”。

但在已经出土的十余件吕不韦监造的秦兵器上，铭文都写为“相邦吕不韦”（铭文：五年，相邦吕不韦造。诏事图、丞蕺、工寅）。为什么会这样呢？

(相邦吕不韦戈）

《汉书·高帝纪》注引荀悦说：“讳邦之字曰国。”颜师古注：“邦之字曰国者，臣下所避以相代也。”简言之，就是因为汉高祖的名字叫刘邦，所以，汉代以后典籍中记载的“相邦”，就变成了“相国”。

“相邦”这一官职不仅是秦国官职，其他国家也有，不知是秦制仿诸国，还是诸国仿秦秦，暂时没有定论，但从出土文物看，“相邦”这一官职所流行的时间，只能是战国晚期。

为什么又是“上相邦”呢？很有可能是楚国将“相邦”一职改称“上相邦”，又或者楚国的相职又拆分，分设了“上相邦”、“相邦”二级，暂无考证。

为什么不简单

我们说这方印不同于前面我们临摹过的秦汉印那样简单，是因为印面的四个字是有相互关联的，字与字之间有穿插、照应、揖让关系。这跟秦、汉白文四字印式是有本质差别的。

秦汉四字白文印的四个字之间没有穿插、照应、揖让关系，四个字团聚一印，靠的是规规矩矩的各占地位，或均分印面，或结构呼应。但古玺印白文印中的文字之间有穿插、照应、揖让关系，字与字之间的关系类似明清名家朱文印字与字之间的关系。

(汉印文字与文字不发生关联）

但在这方古玺印式的白文印中，字与字之间发生了关系。最明显的是“邦”字的下部两笔，一笔向右，一笔向左，给“玺”字顶部留出了上顶的位置，这样处理，使印的左半部上下咬合非常紧密，如图：

（印面左部的上下穿插咬合）

实际上，这是古玺白文印与秦汉白文印在章法上的最大区别。与古玺相比，秦汉印的白文印，太规矩整了。失去了因穿插避让产生的趣味性。但这并不是说，秦汉白文印不好，秦汉白文印的好处在于它们的秩序性，严整性。

它们的美，是不同的美，一个天趣流传，一个阵列森严。临摹古玺时，一定要注意到这点区别，实际上，掌握了这一点，弄懂了古玺印文字的挪移、穿插、避让，甚至文字部件的移位等，对于后续的创作大有裨益。明清以后的文人印，在古玺印里取法，获得的正是这一点。比如吴昌硕篆刻的章法理论：

（吴昌硕像）

一方印章，应如一家人一样，团拢一致。

犹如一个人体，四肢躯干必须配置得当，全身血脉精气，尤应贯通无阻。否则，变成畸形呆滞，甚至成了半身不遂的病人了。（诸乐三《吴昌硕的篆刻艺术》）

实际上，这一点也是很多朋友临完汉印，在创作其他印式时找不到入手处的原因，因为汉印字与字之间的关系相对孤立。

当然，这方印还有因字形或匠人主动的操作而带来的“疏密”对比，这是这方印“好看”的原因之一，因为有明显的疏密对比：

(疏密特征）

如图所示的“红地”，除了“上”字的一块属天然形成，“相”的“目”部被上提，于是字下多了一块红地；因为“邦”字左右两笔的向外荡出，形成了“邦”与“玺”之间的一块红地。“疏密”是底层章法原则，在古玺作品中体现的更加突出。

你看，一方看似类似秦、汉印的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上相邦玺”，实际上并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