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新桥:“内燥”非邪论

柯新桥:“内燥”非邪论

导读:中医的病因大多是审症求因。因此,临床上有许多病因理论都需要仔细分辨和透彻理解,避免陷入循环论证的尴尬处境。今天学习一下柯新桥先生对于“内燥”的理解,或许能够有些启示。
中医学通常把由自然界直接侵犯人体而致病的“风寒暑湿燥火”称之为“六淫外感”,而对于脏腑功能失调所产生的、与外感六淫的致病特征相类似的“风寒湿燥火”则又称为“内生五邪”(暑无内生之说)。
其中内寒、内湿、内火(热)作为继发性的致病因素,诸如阳虚寒从中生、脾虚水湿停滞、肝气郁结化火等等,临证每每有征可察,治疗亦有大法可效(如温阳散寒、渗湿燥湿、清热泻火等)。
因此,内生之寒湿火视为继发性病因是毋容质疑的。而“内燥”是否亦为继发性的致病因素呢?
综观近年来出版的一些中医书籍,如全国中医院校教材《中医学基础》或《中医基础理论》,明确地将其作为“邪气”而与内生之风寒湿火一并讨论。
并提出:“燥邪为病,有外燥、内燥之分。外燥由感受外界燥邪而发病,多从口鼻而入……内燥多由汗、下太过或精血内夺,导致机体阴津亏虚所致。”
其他一些书籍或教材亦常如此,似乎“内燥”为一无可非议的继发性致病因素了。
然笔者在近年来的教学及临床实践中深深体会到,把“内燥”视为病因是不确切的,其不仅从概念上讲不通,同时在临床实践中毫无指导意义,因此感到大有提出商讨的必要。
1
“内燥“的病机是津亏血燥
以笔者手头资料所见,前人是很少将“内燥”看作为致病因素的。
上溯《内经》、《难经》,下至唐宋元明,历代皆是如此。即便有,也往往是指的津亏血燥之类的病理变化。
而直至晚清,江苏安东名医石芾南才首次为“内燥”立论。
其在阐发病因时尝曰:各种外感病证,主要由“燥湿”二气所致,而内伤病证,“推致病之由,亦只此燥湿两端”;
并认为“内燥”这一病因的产生常与两方面的因素有关:一是“阴血虚则营养无资而成内燥”;二是“气结则血亦结,血结则营运不周而成内燥”。
不过,石氏这一论点在当时并未引起中医界的注意。
而真正使“内燥”成为病因学内容,并放在一起讨论的,则主要是近年来的一些中医教科书籍。
除《中医基础理论》外,其他中医院校自编的“中基”教材或临床医书以及一些“问题解答”读本也大都持这种见解。
他们虽然对“内燥”的阐释各不尽然(含糊不清之处每每见之),而就基本论点来讲,总未超越石氏所论范畴,即“内燥”是在津亏血燥的基础上产生的、是有别于外燥的另一致病因素。
如此说法,从表面上看,似乎颇有道理,亦往往容易为人们所接受,然我们只要认真加以分析推敲,却又是令人费解的。
一、“内燥”是怎样产生的
“中基”等书说得很清楚,即“多由汗、下太过或精血内夺,以致机体阴津亏虚所致”。
如果讲得更具体一点,就是指“热盛伤津”,或误用汗、吐、下等治法而“伤亡津液”,或失血过多,或久病阴血内损,或房劳太过,或思虑暗耗营血等原因,使得“阴津亏虚”,于是在此基础上再产生出另一新的致病因素“内燥”来。
假若真是这样,那么人们不禁要问:热盛、误用汗吐下、久病、房劳不节、思虑过度等本身即为发病因素,而由这些原因致使相应的脏腑“阴津亏虚”,则为这些病证的发病机制(如热盛伤及肺胃之阴,即是病因病机的内容),这里病因病机本已明了,何以要再凭空设想出一个“内燥”来?其理论根据是什么?不要“内燥”不是显得更为清楚一些么?
二、燥邪的性质及致病特点主要有二
一是“燥性干涩,易伤津液”,二是“燥易伤肺”。
按照“中基”的观念,“燥易伤肺”的特性仅仅拘限于外燥,而无论外燥还是“内燥”,皆具“干涩,易伤津液”的致病特性,并相应地表现出“口鼻干燥,咽干口渴,皮肤皲裂,毛发不荣,大便秘结,小便短少”等等症候。
然结合临床实践来看,外燥侵犯人体可以直接导致这些症状的产生,但对于所谓“内燥”来说,则显然无此作用。
因为在这些症状产生之前,本来就有热邪、汗吐下太过、或失血等发病原因的存在,而这些发病原因本身就具有“易伤津液”的特性。
因此可以断定,这些症状的出现与“内燥”毫无内在联系,热邪、汗吐下太过等才是真正的发病原因。
“燥性干涩,易伤津液”同样只能为外燥所特有;“内燥”既然无“易伤肺”,又无“干涩,易伤津液”的特性,那么自然也就无所谓“内燥”了。
如若硬要把“内燥”视为病因,而临床上又有哪些病证是在热盛、汗吐下太过、失血的基础上再产生的“内燥”所引起的?
笔者管见,所谓“内燥”,实质上是指由多种原因导致机体内脏“津亏血燥”的病变机理,或者说是对“津亏血燥”证的简要概括。
“内燥”就是指的“内燥证”,不是两种概念,就好像血虚、气虚只能说成是病证,而不能视为致病因素一样。
2
“内燥”的治则是滋阴养液
我们不仅从病邪的产生及致病特性上阐明“内燥”不是病因学的内容,即使临床立法、选方用药亦可帮助论而证之。
例如,临床常用的“滋润内燥”一法,若按照“中基”的论点,此当是为“内燥”之邪所设,而实际上,这是治疗“各种原因所致的内脏阴液亏耗的内燥证”的。
如肺燥津伤之人,由于阴亏虚热内扰,每见干咳咽燥,或咳血胸闷,或潮热盗汗、手足烦热等候,治当养肺阴、清虚热,方用养阴清肺汤(大生地、麦冬、甘草、玄参、贝母、薄荷、丹皮、炒白芍)增损;
胃燥阴伤之时,常出现肌肤燥热,易饥,口中燥渴喜饮,齿松牙衄,形体消瘦等症,治宜清胃滋阴润燥,当以玉女煎(石膏、熟地、麦冬、知母、牛膝)化裁;
下焦阴液不足,其在肾者,每用六味地黄汤加减;
或在大肠,则以增液汤(生地、玄参、麦冬)治之;
它如百合固金汤(生地、熟地、麦冬、百合、芍药、当归、贝母、生甘草、玄参、桔梗),或麦冬汤(麦冬、人参、半夏、甘草、粳米、大枣)亦属常用之“滋润内燥”方。
通观上述诸证,其发病部位及病变机制虽不尽相同,而就其基本病机来讲,总是由于各种原因使得机体阴津不足,虚热内扰而形成的。
由此采取的治疗方法,则必须以“养液滋阴为主”,每用生熟地、麦冬、玄参、百合、玉竹、沙参、芍药等甘寒滋润之品为主组方。
这就进一步说明:如果说“内燥”的实质是指机体阴津不足而反映出的一派“干燥失濡”征象的病证,那么“滋润内燥”法即是指通过运用滋阴养液、可清虚热的药物,以达到消除各种“干燥失濡”病证的方法。
因为上述所用诸方诸药中,并无一首方子或一味药物是针对“病邪内燥”而设。
更何况在中药学中,还没有一味药物具有清除病邪“内燥”功效的。如内湿常用苍术、白术燥湿,内火(热)或以黄柏、栀子清热泻火,外燥每用桑叶、杏仁、苏叶等清宣外燥,唯独“内燥”却无。
综上所述,无论从哪个角度讲都不能证明“内燥”为一继发性致病因素,“内燥”如同“内风”一样,乃是指的“干燥”的证候特征。
因而“中基”等教材于病因学中提出的所谓“燥邪为病,有外燥、内燥之分”的论点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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