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逻辑转换
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逻辑转换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逐步在当代中国学术中成为显学 ，并直接影响着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的出场”成为 一个流行学术口号时，我们是否应该审理一下“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其中的位置呢?答 案是确定的，因为学术界已有人这样做了。(注：这个主题已经有一些成果，如张翼星 的《20年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哲学动态》1999年第8期；《求是学刊》2 001年第4期在“世纪之交的哲学自我批判”专栏中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为主题刊 发了张一兵、张翼星、陈学明、李惠斌和胡大平等五位作者的一组笔谈。)本文的基本 目标即是把这个问题推向深入，但与先前各种做法不同的是，本文不是对既定事实作简 单描述，而是试图通过把握中国学者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思维方式变迁，从 而阐明这个子论域对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潜在价值和影响，并进而对其当前课题进行 定位。这种做法不是对既定格局的一种清算，而是对一种可能理论空间的理解。
一、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逻辑转换
到底是哪一位中国学者第一次接触并向国人介绍西方马克思主义，考证这个问题已经 没有太大的意义，因为时代变迁已造成不同代际学者之间认知方式的差异，这使得同一 个研究对象在汉语语境中具有不同的遭遇。例如，20世纪50年代，中国学者便开始翻译 卢卡奇的相关文论，那时并没有把他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代表来介绍。(注：参阅《 卢卡契文学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前言”。)又如萨特研究本身即 存在着西方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两个子学科的分野。再则，大陆与港台在处理同一批 人物时具有基本的旨趣差异。(注：虽然本文并不涉及对港台学界的评论，但提及这一 点是有意义的。因为，80年代以来，徐崇温、陈学明、衣俊卿、曾枝盛等一大批在这一 领域有影响的大陆学者同时为港台和大陆两个学界承担着译介和述评的工作。同时，港 台在译介相关基本著作方面亦是走在大陆前面的，如在专题方面的“后马克思主义”、 在人物方面阿尔都塞等人的著作，这在某种程度上亦构成了对大陆学界的潜在影响。) 因此，在评论“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论域对中国学术的影响时，仅仅描述某些基本现 象是不够的，而必须探询这样一类的问题：我们把握这个对象的思维方式是什么?它有 没有发生变化?这些变化又如何影响着研究对象的生成和作用?等等。没有这一类问题作 为基础，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断言自己理解了研究对象，更不能直截了当地声称应该如何 处理它们。
如果说马克思关于“人体解剖是猴体解剖的钥匙”这个论断是历史研究的科学指南， 那么它也能够直接适用于我们讨论的这个论域。由是观之，当“如何重读马克思”或者 “怎样解读马克思”这些问题引起国内学者普遍重视并形成各种争论时，正是这种态势 亦帮助我们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漫游的历史。因为，不仅西方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不同代表，如黑格尔式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的马克思 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等等以不同的原则提供了解读马 克思的个案，而且正是他们拓展了关于“重读”原则的争论并迫使人们面对马克思的“ 非现成性”从而把眼光转向“解释”原则，可以说这一点正是在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哲 学研究不断深入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最重要成果之一。这一成果是围绕西方马克思主义与 马克思主义之间关系争论的不断深入而获得的，它体现在我们研究逻辑的两层递进的转 换上：从否定性批判到肯定性借鉴；从间接挪用到直接对话。
从中国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际历史看，我们不能忽视这个基本事实，当把卢 卡奇、葛兰西、阿尔都塞、萨特等学者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论域兴起之前便 出现在中国学术研究中，因此把他们打包成“西方马克思主义”来讨论时，我们注定就 不能回避一个关键问题：他们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怎样的关系?或更直接地说，“西 方马克思主义”究竟是不是马克思主义?从这个论域源发之初的“徐(崇温)杜(章智)论 战”到近年来“徐(崇温)王(雨辰)之争”，我们都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点。而争论本身与 其说是对某个人物或某种理论的认识差异，倒不如说是对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和地 位的争论，对我们应该采取的研究态度和立场的争论。(注：王雨辰《我们到底应当怎 样认识和评价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论文的题目充分表明了争论的这一特征。参阅 《马克思主义研究》2003年第2期。)正是这一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当代中国马 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中的地位与传统哲学教科书的地位高度相关，前者是突破教科书 的最重要资源之一，并随着教科书地位的衰落而繁荣。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 的逻辑转换同时亦表征着人们对教科书思维的变化。这使人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由于 徐崇温先生在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的独特地位，似乎对其否定西方马克思主 义理论立场的反批评便成为扩大和深化这一论域的某种便利途径。更重要的是，无论是 徐崇温先生的支持者还是他的批评者也都充分地认识到，徐崇温先生的评价标准也在不 断地发生变化，而这种变化本身则是国内哲学界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精神和原则的认 识变化的后果(注：徐崇温评价标准的前后变化及其意谓，陈学明有精彩的评论，参阅 《我们今天如何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载《求是学刊》2001年第4期。)。所以，《中 国哲学年鉴》从1987年开始把西方马克思主义从“现代外国哲学专题”挪到“马克思主 义哲学史”专题进行综述便不是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细节(注：与此对照的是，在1985 年出版的一本有影响的现代西方哲学教科书中，作者把萨特、法兰克福学派以及阿尔都 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重要代表纳入其中介绍，但全书的基调却是“马克思主义产生以后 的西方哲学史的研究，无疑应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历史为主线，但是为了与马克思 主义发展这门课程分工，我们只研究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哲学和流派”(夏基松：《现代西方哲学教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1页)，也就是说西方马克思主义 是某一类非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哲学流派。)。在此，我们姑且不论这是否意味着它的学 科定位转向，但即使我们仍然从批判的角度来认识和分析这一思潮，较之以前把它置于 非马克思主义标题之下的做法，应该说这种变化确实也反映了中国学者看法上的变化。正是这一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相关“实践”、“异化”等专题的讨论之间的关 系变得明了了，因为随着这些中心范畴的广泛使用，它的人本主义整体思维方式也开始 成为潜在支配许多中国学者解读马克思哲学的无意识前提，这造就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 义哲学之“存在主义风格”——以主体性为内核的人学旗帜的高扬。正是从这里，我们 必须肯定，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影响着中国学者构造着他们研究马克 思哲学的平台，而一旦肯定这一点，我们就不难理解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界影响 很大的突破传统哲学教科书框架以及“重新解读”或“重建”“马克思的当代性”的努 力。至此，我们可以说，在总体思路上，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完成了从最初的 否定性批判向合理借鉴这种思路的转换。
按照一般的技术发展路径，从合理借鉴必然走向创新性发展，这一点在中国西方马克 思主义哲学研究中亦不例外，虽然其过程要复杂和曲折得多。诚如大多数学者所看到的 那样，20世纪90年代，以“实践唯物主义”为龙头的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动， 其意义绝不仅仅是强化了“实践”观点，它带来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开放的科学 态度、对马克思文本的多元视角以及对理论研究规范的重新认识。这些成果虽然不能完 全归之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但也蕴含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某种重要的东西。值得注 意的是，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重大命题(特别是工具理性批判、主体性张 扬等)认同时，在合理借鉴其立场和观点时，有些问题便逐步呈现出来，特别当争论涉 及重新解释马克思文本或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依据和原则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 学所直接开辟的解读道路与他们间接蕴含的理论意义之间就出现了裂隙，他们对马克思 哲学的解读局限性也暴露出来，这迫使国内学者反思自身的理论立场并走向与西方马克 思主义哲学的对话。因此，就马克思哲学而言，国内90年代逐步形成的几种重新解释马 克思哲学的模式，虽然在各自的理论结论上似乎不能沟通，但在扭转教科书之误方面却 是共同的旨趣。所以，只要深入它们的解释原则，就能看到，分歧远没有表面争论的那 样大。例如，“回到马克思”和“马克思仍然是我们的同时代人”这两个理论口号，它 们实际上依赖的都是共同的解释学立场，它们同样地要求正视马克思与当代的“历史间 距”，只不过一个强调由于我们没有走出马克思的语境(资本——现代性)，所以我们不 得不把马克思视为正确的出发点；另一个强调正是当代生活世界使马克思学说中那些仍 然有着重大意义的思想资源凸现出来，故我们必须从当下生活旨趣出发。因此，随着国 内争论的扩大和深入，当理论思维方式(无论是解释原则还是其他什么提法)成为一个问 题时，不仅国内学者之间的对话成为一种理论态势，而且与西方学者的对话甚至不同学 科之间的对话也逐步成为一种意识。虽然尚没有形成具有直接与西方学者“平起平坐” 的成果，但已经形成一种能够明显觉察的理论冲动和意识。(注：李惠斌从中国西方马 克思主义研究的进展和西方学者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研究中国趋势的增长两个基本事实出 发，提出一个重要的论点：“东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沟通和对话已经具备了现实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所谓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已经终结，东西方学者应该走在同一个理 论研究的起跑线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求 是学刊》2001年第4期)。)
从初步介绍和评述到展开讨论和争论，再到持续开展翻译和研究，在20多年的研究中 ，我们在总体态度上亦经历了否定性介绍(“供批判用”)到有选择性研究(“洋为中用 ”或“借鉴合理因素”)再到全面研究(“对话”)的研究旨趣的变化。而隐藏其中的则 是中国学者自身理论研究方式的进步，从对一种话语的旁观式观察走向参与式对话、从 对结论的评论走向对提问方式的质询、从对本真性的追求走向对作为历史效果的意义的 生产。正是在这种变迁中，我们认为评论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时，不应该简单 地把眼光定位在范围的扩大、主题的变换和深度的掘进，这些都是外在的表象，隐藏在 这些表象后面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思维方式的巨大进步，这些成果体现在理论家在 今天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和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态度和方法上。
因此，当包括经典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成为一股热潮时，我们 虽然不必继续纠缠于到底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深入导致了教科书的衰落还是后 者促进了前者的繁荣这类问题，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种相关性的深层意味，它们所共同 围绕的是中国学者哲学思维方式变化这个中心问题。在这一领域中具有重要影响的陈学 明先生指出，“必须跳出纯理论的标准，更必须跳出苏联模式的教科书体系的标准来评 判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观点的修正和发展”(注：陈学明：《我们今天 如何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求是学刊》2001年第4期。)，这一论断点明了该论域20 多年变迁的积极成果。当然，如果说我们已经在“跳出”的东西上达成共识，那么接下 来，在“走进”的对象问题上却远远没有统一的立场，当代中国马克思哲学解释的无意 识争论直接说明了这个问题。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思维方式及其效应
在评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成就及其对中国的影响时，撇开不同理论家独特的 个人话语的影响，我们必须涉及两个层次的问题：其一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逻 辑；其二是他们对待理论研究本身的姿态。我们认为，在不同的理论家那里，这两者是 以不同的方式统一起来的。如果在历史逻辑上我们可以大致地界划出人本主义(主体性 哲学)与科学主义两条线索，那么在理论思维方式上，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都贯 穿了一种开放的自我批判视野，并且正是后者打开了马克思的文本与时代变迁之间结合 的道路。而在总体上，20年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值得庆贺的理论成果并非某种 既定的逻辑，而是自觉的理论意识。
确实，直到当前，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逻辑都有其独特的魅力，这一点在文学(以及美 学)领域里更清晰。这一领域也一直都是传播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领域。我们 暂且不论在当代学术界活跃的许多学者都与文学研究有关，他们在翻译相关著作方面具 有重要的影响。看看下列事实我们也会直接感受到文学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论域的关系。安德森在其《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中定义的13个代表，其中本雅明、萨特、戈德曼、 沃尔佩、布洛赫等人，他们的论著大多数都是通过文学研究翻译过来的，而卢卡奇、阿 多诺、马尔库塞不少论著也是如此。这个特点确实和西方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特点直接相 关，冯宪光对此有一个准确的定位，他指出“正是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具有文化哲 学、主体性哲学、主观革命的辩证法的明显特征，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也 有专门从事经济、政治研究的，但从总体上说，美学、文艺学理论在整个‘西方马克思 主义’思潮中占有重要地位”。(注：冯宪光：《“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研究》，重 庆出版社，1997年，第11页。)这一点似乎亦能解释20世纪70年代之后马克思主义话语 在英美大学中的生长，虽然这种生长采取了与先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相反的逻辑，打出反 主体、反中心主义、反宏大叙事的颠覆性旗号，但仍然内在保留或体现了知识分子之理 论革命的特征。而这恰恰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能够超越国界或地域产生广泛认同的基本原 因，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接纳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之不无相关。当然，这一点同时也造成 中国哲学“借鉴”或“吸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先天不足。因为，表面上相似的“ 生存困境”使得不少学者误把解决西方发达资本主义问题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当成一种普 世的药方，80年代中国学者迷信萨特、90年代把哈贝马斯等人当成宝贝。所以，当我们 试图抹掉独特的中国社会历史条件以超越姿态高扬某一哲学旗帜时，无论是“形而上学 ”性质，还是“实践”品质，都远远达不到理论应有的高度。然而，相当多的中国学者 却流于情绪化的理论操作，似乎问题是现成摆在那里的，答案亦是如此，剩下的工作只 要喊喊口号就行了。对此，不少学者也都提出尖锐的批评。
不过，正如本文第一部分强调的那样，当“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成为一个自觉 的问题时，我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思维本身的透视也便同时作为一项任务提出来了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和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个问题便转换为“西方马克思主 义在什么意义上是一种成功的理论”以及“这种理论具有何种启示意义”等等。在此， 我们提出四个方面的问题，作为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前课题。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成为科学的首要前提是，马克思成为科学研究的对象。在此 ，我们首先会遭遇到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一个长期困惑，虽然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中，许多重大范畴和原理都存在着解释争论，但把它对象化似乎会损害它的科学体系。在这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两条途径：其一是由阿尔都塞激发的科学主义，特别 是分析学派的马克思主义，他们从逻辑方法的角度来澄清马克思基本概念的含义，从而 达到科学理论的严密性。沿着这一路径，段忠桥先生在国内学者中率先取得积极成果。 (注：参阅《重释历史唯物主义与“回到马克思”》，载《哲学动态》2002年第9期。) 其二，从卢卡奇开始，并通过法兰克福学派得到广泛传播的人本主义路径，这一路径把 当代需要(生存境况)作为理论发挥作用的实际前提，即从现实需要角度来重新解释理论 。虽然这一路径在马克思哲学解释上的既有成果已经被证伪，但其在对象可错性和历史 效果方面打开的开放视域却成为进一步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必要前提，特别是 20世纪60年代之后，通过与哲学解释学等西方思潮的充分融合，上述问题已经成为愈发 不能回避的问题。上述两条思路(包括在20世纪70年代之后以“综合”姿态出现的趋势 ，如美国的杰姆逊等)，就其既有成果来说，虽然都有缺陷，但恰恰在根本的理论思维 方式上向当代科学提出了问题。正是这一原因，俞吾金先生紧扣思维方式这个问题，以 马克思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为突破口，不仅对马克思哲学提出了一系列富有启发性的 解释，而且就解释活动本身提出了重要的理解。例如他关于重新解释马克思哲学过程中 的“朴素的僭越”问题便直接强调了理解主体对于对象的理解和被理解对象之间的区分 问题。(注：俞吾金：《实践诠释学》，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正是在这里，我们 看到，同样是“带着自己的问题求教于马克思”或者“从马克思那里获得当代问题的答 案”，当代学者与传统教科书都有着实质性差异，因为马克思不再作为一个等待发现的 本真教条，而是作为一个生成中的对象。也因此，在新的语境中“生成”的马克思哲学 ，如果它能够成立必然亦是具有深刻当代性的科学。从这里出发，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在 近20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出现的“发展哲学”、“文化哲学”、“实践诠释学”、 “交往哲学”、“人学”等等各种丰富提法，这绝不应该简单地理解为当代学者们进行 哲学创新发展部门哲学的努力，事实上，它们正是使马克思作为对象生成的积极尝试。或许，各种具体的尝试都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并不见得能够获得成功，但是在总体上，如 果马克思的哲学仍然对当代有效，那么，它必定会通过这种尝试获得当代的存在形式。
(二)充分认识西方马克思主义与我们之间的历史语境差距，理解这种语境所造成的理 论差距。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第一人青年卢卡奇在正确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在 于革命的辩证法时，亦同时提供一个令人警觉的信号：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可错的。撇开 其对恩格斯的批评以及后来的自我修正这桩文案官司不说，仅仅就他率先提出的生产力 批判这个问题而言，我们在今天完全可以接受他的观点。因为马克思不能为他没有遭遇 到的问题提供答案。相反，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能够从马克思的逻辑延伸出对诸如 此类当代问题的分析?从卢卡奇的“生产力批判”到法兰克福学派的“工具理性批判” ，他们针对的是泰罗制之后的“晚期资本主义”现实。同样，这也带来了对马克思哲学 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解释的一个关键性原则或方法问题：当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把马克思与当代西方某些重要思潮(如黑格尔哲学、精神分析、生命哲学等)嫁接的时候 ，对于他们来说，这种嫁接并不是外在的，而是马克思哲学在当代历史中的延续。因为 那些思潮所面对的正是社会历史变化所造就的新条件。因此，如果我们重新解释马克思 ，而不是用马克思的理解来反对今天的历史以及马克思哲学在存在过程中的历史变化， 那么我们就必须研究新的历史变化，掌握新的现实。这些东西是第一性的，而不是第二 性的。从这一点看，在主题变换(从经济基础向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和形式转移(从政 治学到哲学和文化批判)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简单地杜撰了概念，因此被归于唯心 主义，事实上，他们首先面对的是现实的东西。在中国近20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进展中，虽然无论是理解黑格尔、韦伯和弗洛伊德，还是现代性本身的变迁，与西方马 克思主义相比，我们并不占优势。但是，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以及其他西方思潮的研 究，我们还是领悟到正是历史性差异塑造着理论的意义。因此吴晓明先生指出的这一点 非常重要，“经由文本解读，以及经由同当代生活、当代哲学之广泛而深入的对话所构 成的视域，使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义呈现出来”(注：吴晓明：《主题、基点与路径：阐说马克思哲学之当代意义》，《江海学刊》2003年第1期。)。而从这一点出发，“当 代视野中的马克思”、“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这样的提法就足以证明，“差异”已经 成为我们解读马克思的内在理论意识，这也必将带来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的革新 。而事实上，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的创新过程中，我们也看到，在理解和消 化西方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问题与语境之间关系的基础上，中国学者确实以当代中国和 全球所发生的实际变革作为与西方学者甚至马克思对话的历史地平线。
(三)在理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物质基础上选择对话方式。对话既已经成为哲学理论创 新的一个流行口号，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我们就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在这个 论域，我们既面临着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对话，又面临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其他哲学的 对话，而基本的问题则是选择何种对话方式。例如，在物化(异化)问题上，从卢卡奇、 马尔库塞到哈贝马斯等人，一直存在着与韦伯等人的对话。这种对话之所以能够进行， 关键原因在于，物化本身不是凝固的事实，也就是说，从早期的大机器生产到当代流水 线的变化绝不是一种概念的变化，而是现实变化。因此，对话方式并非是单一的，最后 形成的理论也非一致。所以，需要我们对对话本身进行选择。以萨特为例，他在思考问 题时，可以说结论是完全错误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思考就没有意义，相反，他所造 成的马克思主义与存在主义之间的对话，这种对话本身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这正是 一种非常深的联结，它迫使马克思与现实进行对话。正是在这些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 对我们具有很大的启发性。但是，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流行的对话含义实际上是把马 克思与西方现当代哲学对立起来，这当然是成问题的。因为，我们已经强调，是历史造 成了马克思的延续，也造成了西方哲学的延续，这意味着在马克思和西方现当代哲学之 间存在着某种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在新近进展中，这一点已经发生极大改变，特别是 在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对 话这个专题已经取得了丰富的成果。而从总体上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之 间的共存关系、互补性已经成为哲学家的一个重要共识。(注：参阅萧前《马克思主义 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同在20世纪并将同在21世纪》、黄楠森《谈谈西方当代哲学与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倪梁康《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现代西方哲学关系问题的几点 想法》，《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三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刘放桐《 当代哲学走向：马克思主义与现代西方哲学的比较研究》、俞吾金《对马克思哲学与西 方哲学关系的再认识》，《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第一辑)，复旦大学出版社，20 00年。)
(四)最重要的是，坚持人类解放立场对现实永不屈服的批判精神。从经典的西方马克 思主义到今天的后马克思主义，贯穿其中的是对资本主义永不屈服的批判，这一点是极 其重要的。马克思已经充分证明，现代市场经济只是为人类解放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 ，但它本身并不能直接带来解放，相反，它的物化是人类自由发展的最深刻的扭曲形式 之一。事实上，这一点并不能完全看成是马克思主义的专门结论，因为，只要真正地直 面现实，没有一种哲学言说能够绕过这个问题。也正是这个原因，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 甚至在克尔凯郭尔等人的生命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哲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等 学说中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命题，把马克思主义和它们之间的沟通作为自己的 理论工作之一。换句话说，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这样做时，他们正是坚持对资本批判这 一点的。也因此，即使在后来的公开批评马克思主义的鲍德里亚、齐泽克等这些所谓“ 后马克思思潮”的代表人物那里，这一点仍然是一个不可动摇的基础。在这一点上，由 于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国学者做的并不好。与西方某些学者相比，许多中国学者都 转不过弯来：为什么今天我们在发展市场经济的同时也要对它保持批判态度?为什么在 发展生产力的时候要反对GDP崇拜?为什么在充分发扬自由和民主的同时也必须对私有财 产(制度)保持充分的警惕?……更甚至，当追随市场，把马克思的《资本论》变成一种 对市场辩护的意识形态时，把马克思主义研究本身变成研究者在体制内部获得有利分配 地形的资源时，这种做法本身就是反马克思的。因此，在与西方学者、马克思以及当代 社会对话时，通过对话重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时，我们需要强调上述这一点， 而它恰恰又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对我们的重要启示。
综上所述，通过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思维方式的透视，当代中国学者不仅在自身 研读马克思哲学文本的能力上大大地提高，而且最重要的是哲学思维获得了明显的改进 。或许，正是这一原因，近年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一论域呈勃兴之势，成为引领中国 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创新的重要论域。在这样的背景下，对这一论域的梳理和重新定位 也成为学者们关注的重要问题。
三、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到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的建构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学术中有其不可替代的地位，西方马克 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子论域，由于它与马克思哲学的亲缘关系而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领域占有独特的位置。从实际情况看，既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扩展的一种途径，亦是 被传统教科书排斥在正统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外的其他哲学话语进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 个通道。正是这一原因，在本文中，我们并没有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个相对独 立的论域来讨论，而是把它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变迁联在一起。当然在对 未来进一步展望时，我们同样需要围绕这个中心。在这个中心上，通过20多年研究历程 所获得的前提，国内学者充分认识围绕马克思哲学文本和当代社会生活条件建构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已经成为迫切的理论任务。
撇开仍然存在着的大量的对西方学者的挪用、译介和外在批评这些相对简单的理论活 动不论，在狭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论域中，有关解释的元理论、对西方马克思主义 哲学文本的深度解读、围绕马克思哲学基本问题与西方学者的对话在当前构成其基本趋 势(注：有必要强调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趋势”并不是对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 的全面描述。实际上，如果考虑下述事实，到20世纪70年代以后，狭义的西方马克思主 义已经汇入到对现代性进行批判的新左派话语中，并催生了更复杂的理论话语，那么我 们就必须注意到，中国当前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同样十分复杂：在当代学术的旗帜下， 不仅哲学、文学、美学等研究的学科壁垒被进一步打破，而且在论题和方法上也大大深 入了。第一，在译介方面视野更为广阔，如以华勒斯坦为代表的世界体系理论被大规模 的翻译，其新一代学者阿锐基、斯克莱尔等人著作也都被介绍到国内；拉克劳、墨菲和 齐泽克等左派理论得到关注；第二，在专题研究方面无疑也深入了，例如薛华、郑召利 、曹卫东等人对哈贝马斯等人的专题研究；第三，在全球化、现代化、文化研究等较新 的论域中，许多国外左派马克思主义学者的理论也开始成为国内相关研究的资源和对话 对象。所有这些理论动态都或多或少地影响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但如已经说 明的那样，本文仅仅是紧扣“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之间互动关 系来展开论述，故对这些趋势并没有展开评论。)，并且形成了不少积极成果。
第一，有关解释的元理论探索。这一点既是当代围绕马克思哲学解释的冲突使然，又 是整个哲学进展的结果。事实上，它涉及的是理论思维方式、问题意识或者甚至是哲学 本身性质这些根本性的问题，也因此与传统以本体论、认识论或知识论标示出来的东西 密不可分。俞吾金先生不仅强调，“理解和诠释不仅仅是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归根 到底是本体论的问题。理解者只有深刻地领悟文本作者和他自己的生存论境遇，才可能 真正地把握文本的意义，并把自己的全部诠释活动建筑在一个牢靠的基础上”，而且他 直接把马克思哲学称之为“实践诠释学”。(注：俞吾金：《实践诠释学》，第4—5页 。)
第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文本的深度解读。在这一点上，张一兵先生的工作相当 引人注目，他不仅把“经典文本的深度解读和全面研究范式的建构”联系起来反复强调 这个问题，而且已经出版了对阿多诺“否定辩证法”进行深度解读的《无调式辩证幻想 》(三联书店2001年版)、对阿尔都塞解读的《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形态》(中央编 译出版社2003年版)等专著以及大量涉及卢卡奇、萨特、柯西克等人的文章，通过这些 工作他试图推动一个以文本学研究为核心的氛围。同样重要的是，虽然在解读思路上不 一致，但衣俊卿的工作无疑构成一个重要的方向，他主持的集体成果《20世纪的文化批 判：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深层解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版)再一次呈现了中国学者整 体再现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的积极成果。
第三，围绕马克思哲学基本问题与西方学者的对话。这一点无须多说，因为一旦我们 触及元理论并认识到深度解读是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路径，那么研究本身就 不是为了简单地澄清某一类事实，而是把问题推向深入。在这一过程中，对话是不可回 避的。问题是，怎样对话?在逻辑上，对话是两个平等主体之间的交流。因此，如欲获 得高水平的对话，而不是流于口号，中国学者自身的理论建构就成为一个关键问题。正 是这一原因，迫使中国学者在马克思基本文本的解读上、在世界历史的理解上、在本土 现实的关怀上狠下功夫。
最后，有必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 研究中的基本立场和态度。诚如学界同仁所注意到的那样，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中， 南京大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直禀承孙伯鍨先生开创的文本历史分析传统，长期 坚持对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认真研读。90年代后期，不少学者疑惑该研究是不是转换思 路了。因为，不仅形成以张一兵为带头人的“专攻”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年轻学者队 伍，而且孙先生本人亦公开出版了《卢卡奇与马克思》(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实 际上，这绝不意味着从马克思研究转向另一个领域，相反，这是同一种研究战略的自然 延伸。孙先生在1985年出版《探索者道路的探索》那本书时，就清晰地强调通过阅读马 克思恩格斯原著正是为了批判西方学者的歪曲和正确地理解唯物辩证法，而“回到马克 思”这个口号无非表达了这样的含义：只有从原著出发理解原著精神，我们才能够在相 关问题上与西方学者竞争和对话。然而，出现了两种立场迥异的批评，其一是暗示坚持 了原教旨主义的立场；其二则批评其过度发挥损害了文本学本身。需要指出的是，无论 是研究马克思还是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其研究一直坚持“回到马克思”和文本的 深度解读两个基本的学术立场，而在坚持这种立场时，尤其强调，所谓的文本学不是简 单地复述文本或再现文本的原貌，而是提高我们解读文本的能力，而这一点又是服从于 现实需要的。所以，尽管要肯定某些西方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所提出的问题，但却并没 有简单地认同任何一种现成的对马克思哲学所做的解释，相反，从积极的角度一直强调 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建构。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并非理论上的空穴来风，而是现 实的变化迫使理论做出了相应的反映，这对我们同样适用，正是现实的变化迫使我们马 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做出相应的调整。所以，在提倡“回到马克思”的同时，亦要强调当 代的重要性。但是，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如果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理论和方法 的理解，就不能保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立场，就会产生从《资本论》出发为资本生 产辩护的“歪曲创新”，因此更要注重文本本身和基本理论训练。《走进马克思》(江 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正是这一思路的彰显。而南京大学的相关研究者对西方马克思 主义经典文本进行全面的文本学解读(注：该研究已经作为“现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经典 文本解读丛书”在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已经出版张一兵的《问题式、症候阅读与意识 形态》、张亮的《“崩溃的逻辑”的历史建构》、仰海峰的《走向后马克思：从生产之 镜到符号之镜》等三本。)以及对20世纪70年代之后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进行定 位或界划，原因也在于此。在这些成果中，他们对马克思的语境、现代解释者的语境以 及它们之间的历史差距进行了分析，全部立场都旨在打破一种理论神话：文本(更精确 地说，思想)是现成的。而这恰恰是横亘在许多当代学者面前的一道巨大障碍，他们总 是期望马克思或他身后的某个特定解释已经终结了真理，在既定的文本中能够找到现成 答案，因此关于终结体系的宏大构想、关于惟一确定真理的断言、关于文本解释的惟一 “公认”标准等等仍然大量地存在于当代的研究中。
在表面上，提倡“回到马克思”似乎绕了一个弯。但事实上，这与其下述认识完全是 一致的：我们正走入马克思的原初语境。因此，我们与国内其他学者并没有实质性差异 ，无论其他学者主张“马克思是我们的同路人”，还是强调“马克思的当代性”。没有 马克思言说语境与当代语境之间的一致性，马克思就不可能与我们同在。
在此，笔者再一次强调，这正是必须追问中国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思维方式变迁 的基本原因，通过这种追问，我们理解到的不仅是过去研究的成就或缺失，而是扶正和 夯实我们自身面向当代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言说的正确路径。站在这一角度上，综观中 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吴晓明先生从存在论根基来阐明并把握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 俞吾金先生在与西方哲学的对话中发展当代哲学主题、衣俊卿先生主张从文化批判的角 度来解读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以此作为建构当代文化研究的最重要资源、任平先生坚持以 主体际交往实践来整合当代视野中的马克思以及其他从生存论、人的存在等视角来“重 建”马克思哲学或历史唯物主义的努力等等无不散发着中国学者试图从当代眼光来把握 马克思价值的冲动，包括我们自身的理论努力，虽然其中总会有不成功的，但最终会在 其中诞生与马克思主义精神一致的关于时代的哲学言说。在这一过程中，如果说西方马 克思主义使我们认识到，由于历史条件的差异和变化，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必然以多样 性形式呈现的话，那么对于中国学者来说，陈学明先生的下列主张是重要的：马克思主 义理论工作者应坚信马克思主义是多样性的统一，求同存异，放弃内部的一切无谓的争 论，把注意力集中到对马克思主义现实意义的阐述上，集中到通过理论与实践的结合对 马克思主义当代化的推进上。(注：陈学明等：《走近马克思》，东方出版社，2002年 ，第572页。)
从一个论域的兴起到繁荣，西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走过了二十多个年头，在这一过程 中，从对一种异于我们自身经验的旁观，到对一种关涉20世纪现实与思想变迁的理论话 语的理解，再到在对话中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的建构，无论是在对象认知 、理论逻辑还是基本立场上，我们逐步走向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