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振东：从《西厢记》到《牡丹亭》 ——兼谈古代戏曲的鉴赏
作为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我国的古代文学发展也流派纷呈，群星璀璨。除去大家都熟悉的唐诗宋词，戏曲在元朝及以后也进入到高度繁荣的发展阶段，《西厢记》和《牡丹亭》就是其中最优秀的代表。
《西厢记》是元代四大爱情剧之一，产生于元代。作者王实甫为河北定兴人，为元曲四大家中的一位。作品的故事来源自唐代文人元稹的文言小说《莺莺传》，是讲贫寒书生张生偶遇相国小姐崔莺莺，产生爱情，后来又将之抛弃的悲剧。王实甫在前人作品的基础上，增加了许多情节与细节描写，尤其是改变原来“始乱终弃”的悲剧结局，而令崔、张二人最终团圆，以结百年之好，从而鲜明表达了“愿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的极富时代意义的激进口号。
本剧塑造了较多性格鲜活生动的人物。崔莺莺作为一个大家闺秀，她美丽娴静，温柔多情。一方面在封建家长的管教下，知书明理，举止有节，另一方面又渴慕幸福与自由，对于爱情的甜蜜美满有着非常高的期许。作者很好抓住如此的矛盾，细腻地将女主人公的情感萌动、内心冲突表现得委曲真切。如张生“跳墙”见莺莺，却反受到训斥、见到红娘带回张生的书简后又翻脸责骂等。在如此犹犹豫豫、反反复复的举动中，正生动显示出那个时代的真实。
张生，名君瑞，是一个俊朗潇洒、颇负才情的年轻书生。他虽然失意但不自弃，尽管落魄但不寒酸。本来是准备进京赴考，却在普救寺见到崔莺莺，坠入情网。一方面，为了爱情，他不惜放弃功名，愿长期与莺莺相互厮守，敢于在危难之时，挺身而出，托人给自己朋友送信，赶走山贼，使莺莺一家免遭祸殃；另一方面，他又纵情任性，有着质拙软弱的一面。因急于想接近莺莺，主动向红娘自报家门，遭到抢白，在老妇人“赖婚”、莺莺“赖简”之时，他束手无策，甚至欲寻短见，被红娘嘲笑为“银样镴枪头”，显得颇有些好笑。
红娘、崔母虽为次要人物，但也均鲜活生动。身为丫鬟的红娘，爽直乐观，聪明乖巧，她游刃于崔母和崔莺莺、张生之间，能够敏锐体察他们各自的心里波动与情感变化，是张生、崔莺莺获得美好爱情与剧情发生根本转变的关键人物。红娘从最初的承贾母之命监视督责莺莺，改变为后来张生、莺莺间爱情的支持者，主要是出于对老夫人赖婚行为的不满，体现出她鲜明的是非观与正义感。崔母是旧时代封建家长的典型，她僵化保守、严苛自私，一心要守护“相国家谱”和门第荣耀，却不考虑自己女儿的幸福与内心渴求，最终成为一个可怜的失败者。
《牡丹亭》是明代最优秀的剧作，作者为万历年间著名文人汤显祖。此剧改自明代的话本《杜丽娘慕色还魂记》，叙述南安太守杜宝家教严格，为其女杜丽娘请来一位年老腐儒陈最良讲授《诗经》。丫鬟春香不安于听讲，引领小姐发现府内花园。在美好景色的感召下，杜丽娘的生命意识被唤醒，欣然认识到个体生命的存在与自我青春的美好。在梦中，她遇到一个持柳的书生在牡丹亭畔与自己相会，而梦醒之后，所有的美好都荡然无存，她愁思难遣，很快郁闷而逝。虽然生命终结，而对情的忠守和求索并未终止，杜丽娘的幽魂一直在苦苦飘游，在上天入地地寻找那个持柳的书生。此书生名柳梦梅，他赴考路过杜丽娘家的故地。此时太守一家已经外迁，只留一个姓石的道姑陪伴在杜丽娘的孤坟旁。柳梦梅见到杜丽娘生前的画像，深感似曾相识，就终日对此像烧香乞告，令杜丽娘的游魂大为感动。冥界中的判官，被两人生死不渝的挚情所打动，重放杜丽娘获得新生。
受杜丽娘的委托，柳梦梅千里迢迢地去寻找杜宝一家。但是，杜宝见后，却拒不相认，还说柳梦梅是盗墓之贼，将他吊起来鞭打，即使杜丽娘苦苦说情，也不相饶，最后直至皇帝出面，杜丽娘、柳梦梅二人才被父母收纳。
王实甫的《西厢记》有着较复杂的矛盾冲突，一方是崔母与莺莺、张生、红娘间的新旧两种势力的相互斗争，一方是在莺莺、张生、红娘之间因为身份、文化观念的不同而产生的误会性冲突。但是，《牡丹亭》却没有如此明显的矛盾冲突，作为旧势力代表的杜宝与杜夫人，在剧中出现的场次并不多；丫鬟春香仅是杜丽娘游园的一个引领者，其它作用几乎没有。杜丽娘与柳梦梅的首次相遇，是在梦中的牡丹亭畔，那是独立封闭的理想世界，只有杜、柳两人及众花神的庇护，其他人根本无法进入，更无法干扰破坏。杜丽娘的魂魄与柳梦梅的再次相遇，也没有第三者出现，当时她的父母已远在千里之外，他们只以为女儿已经死掉，根本不会知道她新的所作所为，也不会表示喜恶，或什么反对的意见。至于，全剧末尾，与父母产生面对面地斗争，那已是杜、柳二人在对爱情牢固盟誓以后的事了。
因此，人们多以为绾束《牡丹亭》全剧的内在矛盾，是代表两种截然不同价值观的激烈冲突。一种是“情”，即人的真实情感，在剧中表现为青年男女对自由爱情生活的追求；一种是 "理 "，即指以程朱理学为基础的封建道德观念，在剧中表现为封建礼教和家长对青年一代婚姻自由的束缚与压抑。通过如此“情”与“理”矛盾冲突的描写和揭示，充分歌颂了青春的美好、爱情的崇高与人个体价值的神圣意义。
我国古典戏剧虽然萌芽非常早，但最终的形成与兴盛却晚至元代。产生于元代的王实甫《西厢记》属于杂剧。杂剧是在北方的乐曲体制基础上形成的，伴奏以弦乐为主，如板胡、琵琶、筝等。剧本一般分四折，角色主要分旦、末、净三类。王实甫《西厢记》在体例上，有很多突破，其由五本二十一折连演一个故事，这在当时及以后都是没有的。后来，在明后期曾有人将《西厢记》改编成昆曲演唱。
汤显祖的《牡丹亭》在明时被称作为“传奇”，是与元杂剧完全不一样的演出体制。传奇发源于浙江温州一带，主要用南方曲调演唱、伴奏乐器以管乐为主，如笛、箫、笙等。剧本分出，一般会有四五十出，角色分生、旦、净、末、丑。一般唱腔徐缓，多表演抒情类的爱情故事。传奇这种体制在明代中期分成昆山、弋阳、余姚、海盐四大声腔，在明后期还分出临川和吴江两个大派别。汤显祖是临川派的代表，他最优秀的剧作《牡丹亭》是明清传奇中的代表作，长期以来一直以昆山腔来演唱。
在主题上，王实甫《西厢记》与汤显祖的《牡丹亭》有着很大的相似性。两剧都以表现青年男女追求幸福美好爱情为主题，均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与激进民主色彩。王实甫《西厢记》针对旧时代的封建门阀制度与婚姻观念，旧的婚姻观念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关注家族利益的扩大，而忽略了人的情感欲求与幸福，因此，王实甫《西厢记》提出了把“情”放在第一位的婚姻观。为了爱情，剧中的张生勇于放弃进京科考的机会，崔莺莺大胆喊出：“但得一个并蒂莲，煞强如状元及第”的心声，都具有深远的社会影响与意义。
汤显祖《牡丹亭》产生的时代，是程朱理学禁锢人心较重的时代。有如中世纪的虚伪神学，理学把外在于人的天理看得高于一切，无视人作为单独个体的鲜活个性与内在欲求。因此，在明中后期，有一大批激进文人将“百姓日用”和“吃饭穿衣”这些最基本的欲求看作是天理人伦，强调恢复人纯洁本真的品性，挣脱世俗观念的约束。汤显祖从这样的时代思潮出发，借杜丽娘与柳梦梅的爱情故事，一方面真切体现在封建理学的压抑之下，杜宝夫妇、陈最良、石道姑等人人性的被扭曲状况，另一方面又极为强烈地表现出人对自由美好爱情追求的难以泯灭，以及情可以生生死死的强大力量。在封建时代，青年女子被久锁深闺，崔张爱情只能触发在神圣的佛殿，而柳、杜的爱情又可怜地绽放在梦中。文学虽然是虚构，但也是社会和人生一面真实的镜子。
在艺术上，除去人物生动、叙述生动、内心描写细腻深入之外，就是词采的华美丰富了。明代朱权称王实甫的曲词，“如花间美人。铺叙委婉，深得骚人之趣。极有佳句，若玉环之出浴华清，绿珠之采莲洛浦”。汤显祖以文采见长，清朱彝尊称赞“义仍填词，妙绝一时”。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的第二十三回写到《西厢记》与《牡丹亭》，称前者“词句警人，余香满口”；而听到后者的曲词则动耳摇心，不能举步。前者著名的曲词如“落红成阵，风飘万点正愁人”，后者著名的曲词如“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均妙绝千古，回味无穷。
文化是一个民族传延的气脉与血液，也是一个人品格和气质形成的内在基因。古典戏曲虽然因时代的转徙而不易接受，但一旦走进与融入，必将使人沉酣其中，感受到不尽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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