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线单传观念开始发生分化，书法流派意识有了新的发展

作者：方波

明代中后期地域流派意识及风格流派意识的产生和在王羲之传承谱系中严分正偏的做法， 显示出此时一线单传观念开始发生分化， 书法流派意识有了新的发展。除王羲之的正宗嫡传这一条线索外， 所谓王羲之体系之外的书家和作品也同样受到关注， 并渐渐获得了正面肯定与推崇。书法传承存在双线或多线的发展线索在观念上成为可能， 出现以双线或多线的发展线索建构书法传承谱系的倾向。

明以后， 这种观念有了进一步发展。对与王羲之之别的关注和对正宗问题的界定， 使诸多书家将评论视野扩展到王羲之之外， 汉碑甚至北朝的书家与作品也成了文人鉴赏、取法的对象。清前期帖学书家姜宸英 (1628—1699) 和陈奕禧 (1648—1709) 的论述颇值得注意。

姜宸英认为不得锺、王渊源所在， 就未得为书家正宗， 欲为正宗则须取法汉建平、元和间碑版， 他说：

汉建平、元和间碑版， 乃锺、王所出， 学者顾求之开元以还， 是并不知锺、王发源处， 俱未得为书家正宗。

而陈奕禧也对“二王法外”的书家和碑刻进行了论述， 并身体力行开始临习《李仲旋修孔子庙碑》、《张猛龙碑》等碑刻。他说：

《李仲旋修孔子庙碑》, 不知何人书， 又别见意趣， 因以知当时家数不同二王， 既为唐人所宗， 吾知亦有不尽然者， 欧、虞、褚、薛， 笔意岂皆出于二王哉？

又：

褚遂良有《乐志论》正书， 用笔起止回伏， 于二王法外， 收入无际， 令后览者莫从窥测。窃揣其意， 盖欲超出乎二王上也。

在陈奕禧的论述中， 通常被认为是王羲之嫡传的赵孟頫除取法锺、王外， 也取法北朝碑体， 被一直排斥在王羲之统系之外的北朝碑刻也得到了肯定的评价， 并开始获得正统的地位：

文敏此《传》, 深得晋韵， 小字具开展寻丈之势， 矫拔离奇， 备极锺、王法则， 兼收北朝碑体， 种种包举， 他人无有。

镇州察院前庭有风动古碑， 乃《李宝臣功德颂》, 永泰间立， 察院即宝节度理所也。碑文王士则书， 笔法遒逸， 有汉人遗意， 绝似孟頫赵公所作。因知吴兴源远流长， 所本不独二王也。北方铭石之体， 奇怪不穷， 渡江诸公， 洗涤殆尽。右军见梁鹄《受禅》、张昶《华岳》等制， 始悔学卫夫人书徒费岁月， 则书古法本妙， 不可删废。江南僻处， 特未传其典型。今但取晋人书学之， 而不识转使中含几许古意， 谓之不学可也。况乎鄙二王为怪， 又弃而学后来者耶！

清代对法出“二王”法的书家和作品颇为关注， 严分正宗嫡传的观念又有了变化， 并进一步与南北地域观念结合在一起， 使书法中的一线单传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 流派意识有了进一步发展。

书法中一线单传观念嬗变的结果是构成书法史的线索不再只有王羲之一条线， 双线甚至多线的发展线索在观念上成为可能， 将普通汉隶和北朝普通刻石作品置于书法发展脉络和书学正统之中在观念上也成为可能， 为碑派理论的崛起作好了观念上的准备。至18世纪后期及19世纪前期， 以阮元 (1764—1849) 为代表的文人明确地以双线的发展线索建构书法史， 提出南北书派论和北碑南帖论， 使碑学全面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