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坛往事 ▏“金匮室主”陈仁涛
陈仁涛是浙江镇海人，原名陈长庚，号“金匮室主”。1906年出生，毕业于浙江斐迪专门学校。陈仁涛在上海时期，主要致力于地产、纺织和木材事业，开设有上海永兴房地产公司，还是大赉织造厂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陈仁涛的永兴地产公司办公地点是大上海路（今延安东路）160号（现在是上海自然博物馆）6楼。1945年10月13日，陈仁涛担任第二届上海泉币学社社长，罗伯昭为副社长，学术例会活动改在其办公室举行，直至1946年4月陈率眷去港，例会活动暂告停止，总共举行了九次。
他最大的爱好还是文物收藏。20世纪30年代初，得其继父清钱名家张䌹伯的指导而爱上古泉。张䌹伯每次来沪时，都是寄宿于陈氏寓所的。
有了这项爱好后，陈仁涛广事搜罗，多位泉家旧藏尽入其室，其中最重要的一批，便是“北方”方药雨的藏品。1936年3月2日，《晶报》上有一篇文章《异军突起之古泉家》介绍：“我国藏泉家，向推南张北方。南张者，南浔张叔驯氏也，北方则天津方药雨氏焉。去冬（1935年）即盛传方氏之泉已让与人说，而语焉不详，近据人言，承受者为在沪营金业致富之陈仁涛君，估价或传为十六万元，或谓系二十万元，外加佣金万三千元。又有云经手人为清钱专家明华银行总经理张䌹伯君，议直时曾与方氏约，所售泉价，需储存明华银行，银行请方氏为董事，不图明华搁浅，此款遂亦卷入漩涡，方氏之古泉既去，而今钱亦弗得，凭空造就一陈氏之泉家，于是南方将有张陈二雄对立，北方不复能角逐矣。”至于后来方氏是否得到卖钱之款，我们也不得而知了。
根据方药雨的至亲后辈张同礼1979年写的一篇回忆文章介绍，当年方氏卖于陈仁涛这批古钱收藏品的实际价格是15万元，而不是有些文章所写的10万元卖价之数。
由于收购了方药雨的藏泉，又有张䌹伯、郑家相、王守谦、戴葆庭、杨成麒、平玉麟，以及我父亲马定祥等人提供钱币藏品，至20世纪40年代，陈仁涛已收集到历代钱币中不少硕果仅存的稀世珍品。
陈氏1952年6月在香港出版的《金匮论古初集》中曾自述：“余嗜古成癖，从事弥勤，孜孜矻矻二十余年，无论金石、瓷玉、泉币、书画，凡见闻所及确信为至精至稀之品，而可以货财相市者，辄不惜重价，多方访求，务期致之而后快。日积月累，所聚益伙。”“盖余之收藏货币最富，自周逮明清以至现代凡金属之铸，钞券之行，莫不粲然大备。”
如陈仁涛这样的顶级收藏家，其藏品中有许多价值连城的绝品，是寻常藏家难以望其项背的。前文所提到的“金匮室”，就是陈仁涛移居香港后其寓所之斋名，而他亦自号“金匮室主”，这都与他最有名的一枚藏泉“国宝金匮直万”有关。
陈仁涛自1934年获张䌹伯所藏全部清钱后，即以“绿雪馆主”为号，后来在《晶报》上以《绿雪馆泉谈》为题，撰写了一系列有关清朝历代钱币的研究文章。1936年，中国古泉学会会刊《古泉学》陈仁涛写了一篇“绿雪馆泉谈”，他说：“余从事研究清钱，海内之收藏者，推张䌹伯为第一，兹参酌其藏泉，作绿雪馆泉谈。”当年张䌹伯所藏的清钱，仅雕母钱就有百种之多。陈仁涛十分喜爱雕母钱，后来大肆收罗，取得了丰硕成果。如其好友王荫嘉所言：“陈君积雕母最富，自顺治至宣统几及千品，惟缺康熙雕母钱。”早年清代当十，小平雕母钱之价格远不及历代古钱中的一些名誉品。清代雕母钱中，象牙样钱为最不易得，陈仁涛更是不惜巨价，他是见一枚收一枚象牙雕母钱的。
20世纪40年代初，王荫嘉在张公午处，获得了一枚“咸丰通宝”象牙钱。王荫嘉后来拿给陈仁涛看，陈仁涛觉得这枚象牙钱是珍品，要求转让与他，王荫嘉不肯，于是陈仁涛自己也去找张公午，向其购买了几枚象牙钱。
王荫嘉获得此枚咸丰象牙钱之后，十分喜爱，一直将它挂在自己贴身的肚兜之内。忽然有一天，他发觉这枚象牙钱的包浆越来越淡，便去问张公午是什么原因。张公午回答说，这枚钱是他仿制的……王荫嘉当时不信，认为张公午没有这么好的仿制手艺，做不出这么“逼真”的象牙钱，于是他就跟张公午定“货”，没几日张公午果然根据其要求，送来一枚他所需的象牙钱，至此，王荫嘉才恍然大悟，原来从张公午处买的都是假货。
王荫嘉知道自己买的是假的，便告诉了陈仁涛，但陈仁涛仍不信。于是陈氏放言，需要征集一枚戴书咸丰当五钱，岂知不久，张公午带来一枚戴书咸丰象牙雕母钱，至此陈氏才想起王荫嘉所说，从张公午处买来的象牙钱都是假的。于是陈仁涛将自己近年从张公午处所买的象牙样钱一一放于水杯之中，未多时这些象牙样钱都“变了颜色”，原来作伪者做旧时，用酱油浸透过的，经水洗涤，一一褪去颜色，假钱就暴露无遗了。此时，陈仁涛已在张公午处花了500大洋，买了一大串假的象牙钱。
1935年，陈仁涛以巨价购买方药雨旧藏，方氏藏品中有一枚金代“崇庆元宝”稀世珍钱，堪称泉界第一，故一度又改号为“崇庆宫主”，父亲告诉我关于“崇庆宫”斋名的由来，外界知之者甚少。但当他得到“国宝金匮直万”钱后，最终自号“金匮室主”。可见，“国宝金匮直万”在陈仁涛心目中的地位了。
“国宝金匮直万”钱为新莽时期所铸，钱分为上下两部分：上部圆形方孔正背、内外均有轮郭，篆书“国宝金匮”四字，上下、左右对读；下部为方形，正背两面周边突起似轮郭，内以两条突起的纵线将方形分作三等分，正面两线之间竖排篆书“直万”二字。此钱不单造型奇特，且书法古朴婉转，存世极其稀少，早年出土仅两枚，出土时原为通体绿锈，为青铜质。
莽泉素有中国古钱中的“钱绝”之称，而“国宝金匮直万”钱更是莽泉中的绝品，被不少泉币学家誉为“泉中之尤物”，有“中国古钱魁首”之称。现在，其中一枚出土的“国宝金匮直万”钱存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它最后的私人藏家，便是陈仁涛。
关于“国宝金匮直万”钱的出土，现在所见最早谈及此事的是上海《晶报》老板余挺生之子余大雄，1922年他在《晶报》撰文：“新莽国宝金匮直万钱，辛酉九月于西安省城西北隅杨家城出土，城即未央宫之址也。”“辛酉九月”即民国十年（1921年）九月，后大多数文章都沿袭此说。
“国宝金匮直万”两枚钱出土后，便开始了辗转流离的旅途，关于它的去向，历来有多种说法。其中，蔡季襄在1940年出版的《泉币》第一期《国宝金匮“时代”与“用途”之探讨》一文中的记叙，比较接近真相：“古泉中有国宝金匮一品者，余虽未见其泉，闻为南浔张叔驯君所藏，张君好金石，精于鉴别，古泉尤为所专长，此泉经其审定，其非赝品可知，此外陈君仁涛亦藏一品，据之系让自张君叔驯者……”
起初，“国宝金匮直万”两钱出土后，其中之一是西安阎甘园、阎履初父子花了几十个大洋买下，后来携至上海，被张丹斧买下，立即又被余挺生以一千大洋购得。张叔驯在余挺生那里看见“国宝金匮直万”钱后，坚决求其割爱，余挺生都没有答应，知道余挺生过世后，张叔驯又向其后裔重提旧事，并许诺仍以先前的开价两千大洋收购，物主见其诚意，便答应了下来。
根据张叔驯哲嗣张南琛告知，其父先后共得两枚国宝金匮钱。1937年其父离沪到美国定居前，因为手头紧张，便将这枚“国宝金匮直万”钱转让给了陈仁涛，自留存一枚，现不知去向。
后来，陈仁涛本人在日本《货币》杂志上撰写的长文《国宝金匮钱考》中写到：
新莽泉货，奇形诡状，种类纷纭。汉志所载，五物六名二十八品，夙为泉家艳称。昔日藏泉之富不富，恒以莽货之备不备为断。其为世所重视，盖可知矣。金银龟贝，原未范为货币，年湮代远，莫从稽考。他如刀货二品，泉货六品，布货十品，史载与实物，两相符合，足以徵信。第乾隆以前，诸家谱录，率出臆测。不但陋略可哂，亦且谬误百出。嘉道以还，翁刘鲍李诸先辈，锐意搜罗，悉心考据，两刀六泉十布，方粲然大备。史谱错误，复多纠正。阐扬泉学之功，诚非浅显。晚近交通大辟，旧藏新出，更有增益。中外同好，篋中备者，不下一二十家。张君叔驯所藏，重品复出，多至五六套。昔日视同山珍海错，今则类似家常便饭。意者莽法古多制，宜有异品，湮没未彰，果如所望。国宝金匮直万泉赫然出现，骤睹之际，目骇心炫。盖形奇质重，文字圆浑，制作精工，堪称绝品。班氏疏略，汉志失载，其为莽货，望而立辨。厥泉与莽篡汉，有密切联系，在历史上占重大之价值……
陈仁涛在这篇文章中，还比较详细的谈到了当年收藏国宝金匮的经过：
光绪二十七年，西安农人掘地得两品，完好无缺。其一民十三四之交。泉估携沪，闻初张丹斧所得，旋归余君挺生，视同环宝。叔驯见之，坚求割爱，余氏拒却之。未几谢世，叔驯向后裔重申前议，愿以宿诺二千金相报，物主见其意诚许之。其一为驻西安邮务局长英人牛门氏在出土时，向农人以五金廉值得之。民十九年春，姻丈张䌹伯君与此缔交，邀观藏泉。厥品赫然在箧，其他珍异之品凡十数。张丈见之，怦然大动。窃意奇泉珍品，不容任其流诸海外。旋即商让，坚拒未允。往返数次，报以重值，许以千六百金，偿厥一品。他亦称是，总数不下五千余金。舌敝唇焦，方告成功。此品初归叔驯，余既得方氏藏泉，叔驯慨然见让，各据其一，足以傲海内外之同好焉。
后来，陈仁涛在《金匮论古初集》一书中写道：“金匮为余庋藏古物之室名，取自王莽国宝金匮直万钱”，这就是陈仁涛自号“金匮室主”，以及斋名“金匮室”的由来。
解放后，国家收购陈仁涛的藏品，“国宝金匮直万”钱也在其中，最终收归中国国家博物馆（当时为北京历史博物馆），成为一件重要的陈列品。
除了方药雨的藏品和“国宝金匮直万”等珍钱，陈仁涛在历代稀有古钱和近代铜元的征集方面，可谓倾心倾力从而获得了不少旁人难以企及的稀世珍品。
陈仁涛对钱币研究收藏时，十分注重“第一稀有”之物的收藏。他认为中国古钱大多为铜品，其他为铁、铅之品，以金铸钱为鲜见者。他自得了方药雨的“天兴七年”金钱后，曾称“纯金质钱之与世人相见者。当以此钱为第一，良可宝也。”另从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陈仁涛得到“乾道元宝”小金钱珍钱一事中，更能印证。
“乾道元宝”小金钱为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夏，从杭州古荡地区的古墓掘得，同时出土还有“寿慈万寿”篆书小银钱。出土后，被当地一估旧店主朱氏所获，张公午获悉后，十分喜爱，愿以重价购之，张知我父亲与朱氏是好友，请我父亲相帮劝说，该店主终于应允割爱。后在上海的陈仁涛闻之，又出巨价从张公午处挖走了此两枚珍钱，最终被他收入箧中。郑家相在《古荡出土金银二钱考》一文中写道：“陈君于三年前得旧雨楼（方药雨）全部藏泉，而天兴七年金钱在焉，今复得此金银二钱，陈君亦足自豪矣。”
陈仁涛在《金匮论古初集》一书中，对北魏“天兴七年”和南宋“乾道元宝” 两枚金钱均作了专文介绍。前者断定为是“一种纪念而特铸之钱”；后者为“宋代宫闱中赏赐之品”。可见其研究之精到！
钞版收藏方面，陈仁涛也非同一般。陈仁涛有一件南宋“行在会子库”钞版，与“国宝金匮直万”钱一样，都是顶级的国宝。
我国是世界上最先使用纸币的国家，今存世最早的仅有北宋“官交子”和南宋“会子库”钞版。此二件钞版均发现于20世纪三十年代，前者早已流失于日本，后者即为陈仁涛所获。
20世纪五十年代初，我父亲去大连崔家平处，曾询问过“会子库”钞版之事（崔家平是钱币商，对历代古钱、银币、铜元都有研究，鉴定独到，曾经手过许多珍稀钱币，大多卖与日本收藏家，当年北方泉界称其为“东北王”）。
崔告诉我父亲说，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获南宋“会子库”钞版后即与陈仁涛先生联系，因为叔驯先生当时已不专致收藏了，而陈氏当时是钱币界最大的买家。崔开价为五千大洋，开始陈嫌贵未决，请郑家相先生代为鉴定真伪（当年陈仁涛收藏稀见古钱币时，主要由郑家相和张䌹伯两鉴赏家代为张目），郑氏看了拓本后认其为稀世之珍。陈仁涛在郑家相和张䌹伯的劝说下，终于购下了这件国宝。当年以千金之价购买一枚古钱者甚有，但是以五千大洋购买一块钞版，几乎是一件从未听闻之事，陈氏当年的财力与魄力，由此可见一斑。
南宋“行在会子库”钞版，陈仁涛视若拱璧。我父亲早年在其上海办公室曾被邀欣赏陈氏的钱币藏品，此钞版也在内中，实物确真无疑，令人叹为观止。早年王荫嘉先生对“行在会子库”钞版评价：“南宋初年之硕果，食货之中坚，泉币之冠冕，收藏家最珍贵，考据上最重要之品也。”
由于我父亲素来爱好铜元，而陈仁涛对铜元也特别重视，两人兴趣爱好相同，尤对稀见的铜元收藏研究方面有相似的观点。他们认为中国货币中，机制铜元诞生最晚，历史最短，当时还在社会上流通使用，所以凡铜元中稀见者，肯定是真正的珍贵品种，而为钱币中最为难得之物，它绝不会像稀有古钱那样将来或许还会出土，还会发现新的品种……（事实证明上述判断是正确的，如当年“国宝金匮直万”、“大齐通宝”、“大泉五千”等稀世罕见之钱，近年来都有出土发现。）
所以作为知己者的我父亲，曾有幸看到过陈仁涛部分铜元藏品。如广西省造光绪元宝十文、广东省造光绪元宝五文、吉林省造辛丑制钱二十箇、四川官局造光绪元宝满文“宝福”十文、辛亥大汉当十铜元、大中华民国云南省造壹仙、哈尔滨兵舰壹分等等，其中有一枚当年轰动泉界的“TEN CASH”光绪元宝当十铜元试样币，我父亲看到后惊叹不已。我父亲并说，陈仁涛所藏的孤品、珍稀铜元举不胜举。早年陈仁涛为了获得“辛亥大汉铜元”一枚，曾悬赏千金求之，王守谦为此在当时的邮币杂志上连续登载征求此币的广告，由此可见陈氏当年喜爱铜元之程度。另外在他的银币藏品中，还看到了庚子京局制造光绪元宝的银币和币模，以及陕西省造光绪元宝、福建省官局造光绪元宝七钱二分银币和湖南省省宪壹圆金质试样币等珍稀品种。我父亲说，当时连耿爱德、施嘉幹这些机制币大藏家，还都望尘莫及呢。
王希贤家藏的许多清代雕母钱也都被陈仁涛、王守谦等一一买走，当年清代咸丰京局小雕母钱每枚价格是一两金子不到，咸丰当五百、当千大雕母钱仅两、三两金子而已。另外，王家父子特别重视的一枚从“瑞府”家中得来的“光绪元宝户部当十”铜元红铜雕母，即是被陈以一根多大条（即十余两黄金）之高价购去。我父亲说，这是他一生中仅见的铜元雕母，见到实物，就是开门见山的真品。
根据王希贤和我父亲的鉴定，这枚独一无二的雕母铜元样币乃是因当年京局机铸铜元设备未到，钱局临时采用传统工艺铸钱的方式翻铸铜元。由铸钱局工匠先雕制的样币，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