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钩沉：我的房东大婶】

昨天，是我下乡46周年纪念日。我和几个知青战友驱来到当年插队的山沟里，看望家乡父老乡亲，给我的房东大婶扫墓。下文是二十多年前，本人在《共和国知青》一书里的一段文字（个别地方稍有改动）……

《我的房东大婶》

我的房东大婶韦孝兰，离开这个世界已43个年头了。四十多年来，我无时不在怀念她。每当忆念时，眼里总要沁出一些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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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8月23日，我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号召，来到西丰县凉泉公社中兴大队第三小队插队。记得离开沈阳的那天，市区的大街小巷里到处都飘着彩旗、帖着标语，锣鼓声、口号声此起彼伏。市政府广场上人山人海。

我们腰扎黄腰带、肩挎语录包，手挥红宝书，扯嗓门喊着口号、唱着革命歌曲，挤乘着一辆前保险杠上挂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像片的“辽老二”离开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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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的沈阳，好像市区不大，马路不宽。汽车走到离现在新北站不远的地方就开始是土路了。通往西丰的路几乎全是狭窄而崎岖。如今只需两个多小时的路途，那时侯却也要六七个小时。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七八点钟了。

晚饭地点在大队部，按照那个时候的条件看，晚饭很丰盛，有血肠、松树伞蘑菇、蕨菜、水豆腐、摊黄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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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正巧牙疼，俗话说“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命”，在别人大口大口往嘴巴里划拉饭菜的时候，我却在一旁捂着腮帮子发愣。这时，做饭的大婶端来一瓢凉水送到我的身边，嘴里不停地念叨着：“看这孩子牙疼的，什么也没吃着，来，用井水拔一拔就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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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透着泪幕打量着这位大婶，额头上镶嵌着几条深深的纹理、身材纤小，背脊略弯，身高在一米五左右；一件发白了的靠色外衣和黑色的围裙虽补着几块补丁，但洗的十分干净；大婶鬓角镶嵌着几缕银丝，看上去有五十多岁了，但后来我才知道，那年的大婶才42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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饭后，按照大队的统一安排，我的行李被搬到了大婶家里，于是，大婶就成了我的房东大婶，大婶家也自然成了我的“堡垒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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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婶家三间瓦房，坐北朝南。看着简陋，但很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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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住在东屋，她家的人住在西屋，中间是灶厨间。大婶有五个男孩一个女孩，大儿子李德忠已经结婚另起炉灶，三儿子李德传在黑龙江当兵。大婶五个男孩的名字都有“德”字，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连起来为“忠厚传家远”，小女孩叫小强。就这样，大婶和四个孩子以及大叔和她的婆婆，老少三辈七个人挤在西屋南北两铺炕上。我们六个知青住在东屋南侧的炕上，东屋的北侧，是一个小仓房，装着一些粮食和农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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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离开母亲、离开城市，来到这个穷僻的山沟里，一切都显得那么无助。大婶就成了我们最亲的亲人，有什么犯难的事情和心里话，我总要去跟大婶叨咕和诉说。大婶也给予了我们胜似母亲的照料和关护。

下乡的地方少有大米，没有白面，菜锅里几乎见不到油星，青年们的主食几乎顿顿是大饼子和高粱米饭，副食往往是大白菜。到了冬天，日子就更难过。那阵子，听说哪个青年的家里从城里捎来一瓶大酱或一包动物饼干什么的，大家都开心的不得了，顷刻间就被“共产”一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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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婶家的日子不富裕，全家只有大叔和二哥两个整劳动力，大婶给青年做饭算半个劳动力，每个劳动力一天只能赚三毛多钱，好的年头一年的毛收入只有一百多元，到年终被队里扣来扣去也就扣的差不多了。尽管这样，大婶经常给我们改善生活，经常为我们摊煎饼、做豆腐。

记得有一回我被队里派去看香瓜，每天干啃窝窝头，吃不着蔬菜，拉不出屎，肚子痛的直打滚。大婶挖了些蕨菜，炒好后让老闺女趟着河水送到窝棚里，我就着凉水一扫而空。还有一次，我发烧40多度，浑身筛糠，大婶把家里仅有的几两白面给我擀成面条。他的小孙子丙辉嘴里含着指头，靠在门框上泪眼巴巴的看着，大婶一把把可爱的孩子拉走了，走出很远很远，还能听到孩子哭裂声：“我也要吃面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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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过年时，大婶家总要做上成千上百个粘火勺，摊上几百张大煎饼，让我们青年带回沈阳给家人尝“鲜”，回家时，我们的旅行袋装的鼓鼓囊囊，里面塞满了煎饼、火勺、黄米、茧蛹、小豆、松树伞蘑菇、山核桃、野菇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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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青年习惯是把所有衣服都穿脏了才洗。大婶把脏衣服翻出来到河套上洗，一洗就是半天。浆洗完被褥后还要为我们缝好。

农活很累，有时候出工连轴转早上两三点起来，晚上十一二点才收工，我累的躺在床上象“死狗”似的，大婶把火炕烧的滚热，半夜给我盖被子。冬天里用炭火给我烤臭鞋垫，用木梳把苞米叶梳成一丝一丝的，放在我的鞋窠里，生怕我冻坏了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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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六年夏，大婶得了直肠癌。当时农村的医疗条件很差，在乡下，就是“有病乱投医”。不知道在哪里请来的土郎中，给大婶开了个神秘的药方，好象有蟾蜍、蝎子、蛇皮……，大婶每次服用都紧皱着眉头，看得出十分难吃。只见大婶的身子越来越瘦，后来就天天躺在床上，不能动弹了。听人说她老人家要不行了，这可把我吓坏了。

七七年春节，我在家里只呆了几天就匆匆赶了回去，进屋后我一头扎向大婶的炕头。大婶勉强地抬起眼皮，微微地说了三个字“不行了”后，眼睛里渗出泪水，转过了头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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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像是七七年三九天中的一天，大婶被抬到了中屋的板子上。我和他的几个孩子一同守侯在身旁。那是大婶在人间的最后时刻，只见她嘴里有节奏地吐着气，眼缝里的眼球微微蠕动，十多个小时后，前院一个大娘对老大李德忠说：“德忠，你娘的枕头是不是没有垫好，你帮着整一下”。只见大哥微微抬了一下大婶的头，大婶就一口长气告绝了人寰。

我象孩儿一样，呜呜地哭着，心里嘶喊着：大婶啊，你不能走啊，你不能不管我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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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红肿着眼睛，有的刨墓穴，有的扎花圈。那时侯，山沟里的条件很差，扎花圈搞不到纸张，我当时是铁岭日报通讯员，在公社和大队负责宣传工作，于是，我就把一大捆已经写完的标语拿了出来，背着公社和大队干部把没有字的地方偷偷裁下来，用广告色把白报纸染成需要的其他颜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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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葬的人们抬着许多个花圈，队伍足有一里多长。我穿着那是大婶为我缝补的厚棉袄，腰间系着一条用包袱皮撕扯成的白色布条，和几百个乡亲以及一些知青一道，在瑟瑟的寒风中向软枣背那个山沟里挪动脚步，送别我的亲人——我的大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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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天很冷，是我记忆中最冷的冬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