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文】北宋世俗文化对题画诗词的影响
北宋时期与前代相比，最大的社会特征是社会阶层由唐及前代的固化，一变而为阶层的上下流动。庶民可为士大夫，士大夫后代亦可为庶民。之，北宋社会阶层流动带来的一个现象便是庶民（市民）力量的兴起，庶民的力量兴起主要表现为两种方式。一是科举，北宋的科举打破了唐时贵族群体的垄断地位，使贫寒子弟得以跻身社会政治管理，成为士大夫阶层，这可以理解为庶民在政治上获得了相应的权力。另外一种方式是庶民在田地自由交易、商品市场逐步发达的北宋社会中，慢慢形成了经济上的相对自由。
庶民在政治、经济上获得相应的权力，进而在整个社会中自然也就拥有了一定的社会话语权。正是庶民阶层的兴起，原来的“俗”文化也慢慢上升为一种社会的“雅”文化。当然，在这种阶层流动的过程中，雅俗两种文化交替影响甚至有所互变。北宋的世俗文化与题画诗词发生关系主要表现上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绘画交易市场的繁荣促进士大夫收藏绘画北宋的绘画市场交易主要分为两类，一类是民间的绘画交易市场，一类是士大夫之间的交易。民间的绘画交易主要体现在民间画工创作一些风俗画、纸画。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记载当时北宋首都汴京的绘画交易的片段。
《东京梦华录》还记载“寺东门街巷”、“潘楼东街巷”、“东角楼街巷”等地的绘画交易场所和景象，不同时间、不同地点都提到了售卖绘画的信息，可见北宋人们对于绘画的喜爱。药铺“铺中两壁，皆李成所画山水”，不论真假，却反映了北宋绘画的普遍性。绘画不再是宫廷或者个别人的专利，相反，绘画的最大需求者或是普通的老百姓。另一面也反映出北宋市民阶层的审美不仅仅停留在年画及风俗画上，也有较高的审美要求。可见，绘画与鉴赏已然成为北宋社会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而且绘画市场交易除了平民间市场上的交易，在士大夫之间也流行绘画交易。通过交易，士大夫可以进行收藏鉴赏，从而进行题画诗创作。
在北宋初期，士大夫对于绘画的收藏不惜一掷千金。梅尧臣《观黄介夫寺丞所收丘潜画牛》一诗描写了当时士大夫买画之风。本诗中，梅尧臣表面是对鬻传世之画之人讥讽其“不肖子”，但侧面却给我们传递了两层信息。其一，“黄君买画都城中，不惜满贯穿青铜。”说明当时买画之资所花不菲，诗中提到的“丘潜”即丘文晓，五代蜀人，据《宣和画谱》记载，此人善画佛道，喜画牛，五代去梅尧臣时代不算过于久远，而其画价格已然很高。
而高的原因正是本诗侧面道出的第二个意思：“今时贵人所尚同，竞借观玩题纸穷。纸穷磊落见墨妙，东府西枢三四公。”梅尧臣在这里不仅对卖画之人予以批评，更重要的是对买画之人—当然也对居高位的士大夫的买画行为，予以谴责。绘画交易这一“俗”事与“收藏”字画这一“雅”事，相互影响，相互纠缠，没有绘画交易便没有更好地收藏，没有收藏便没有如此繁荣的绘画交易。但交易之“俗”、“收藏”之雅这组概念有时候在北宋人眼里也是有其变化。收藏书画与拓本这样的雅事，在当时却也有被看做是玩物丧志的表现。
所以，像欧阳修、苏轼、米芾这样的大家，对待收藏以及书画等问题也有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看法。最先注意这一现象的是美国学者爱朗诺，他在《美的焦虑—北宋士大夫的审美思想与追求》一书中用《对古迹的在思考—欧阳修论石刻》、《苏轼、王诜、米芾的艺术品收藏及其困扰》两节的篇幅来说明这个问题，观点可谓新颖。但在书中有关苏轼与王诜之关系的论述值得商榷，诸如：“苏轼对王诜总是保持着礼节性上的尊重，并且经常直接或间接地提及他在上流社会的社交关系和他拥有的拥有的巨额财富。”令作者生发这样的想法源于王诜托苏轼写的一篇文章《绘宝堂记》。
笔者在这篇文章或苏轼其他文字中，看不到苏轼哪里有“出于礼节”地对待王诜，更遑论苏轼对王诜“财富”有鄙意。这篇文字创作于“熙宁十年”即1077年，此时的苏轼与王诜朋交甚密，往来和诗不断，以至于后来发生的“乌台诗案”亦于二人唱和根结不少。后苏轼贬谪、王诜亦因此遭祸，倘若二人关系一般，凭王诜其“上流社会”地位，断然不会遭此祸端，其一也。苏、王二人相识，源于苏轼与王氏家族渊源，王氏世代习武至诜从文，苏与其诜父过往甚密，此文章若年龄相仿但若长辈的谆谆教导，无可厚非，此其二也。我们再从几首题画诗里去寻找一下答案。
苏轼题画诗中，《烟江叠嶂图》、《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两首颇有意思。而正因苏轼的“还君此画三叹息，山中故人应有招我归来篇”的“叹息”之辞，王诜和了一首《奉和子瞻内翰见赠长韵》并给苏轼亲自画了一幅水墨本《烟江叠嶂图》，苏轼后又赶和一篇。王诜随后又《再和前韵》。两幅画四首诗，这在文坛可谓一谈资雅事。苏轼在《烟江叠嶂图》中的序文道出了以下几点。第一，关于《烟江叠嶂图》二人有和诗。上文苏轼的《烟江叠嶂图》是题画诗，且苏轼关于王诜的画做了两首诗，第一首诗是看到了好友王定国处的《烟江叠嶂图》，遂作“《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上举较长序文的是苏轼见到王诜和诗之后写的第二首诗。
王诜的和诗题目是《奉和子瞻内翰见赠长韵》，第二次和诗的题目是《再和前韵》，一图四诗，可谓文坛佳话。第二，“不忘莒祸”，这是经历过患难才发出的慨叹。苏、王二人因意气相投而聚、因“乌台诗案”而友情更深，此后的“西园雅集”就更能体会到二人的深刻朋友关系了。以上赘说，算是对苏王二人友情的一处交代。二、雅与俗的碰撞—士大夫之“收藏”的态度苏轼对于收藏一事，一贯豁达，超然尘外，概括之就四字—“不役于物”。这一点和米芾有所不同。笔者曾在前文多次提及，北宋社会文化以雅俗交替发展为表征。以绘画交易为例，以士大夫之心观之，商业买卖似为俗事，而赏画则为雅事，赏画的前提是有画可赏，于是买画便成了这雅事当中的“俗事”。
这里笔者发现一个很有意趣的事情。在北宋若论对画的理解、痴迷之深，当推苏轼、米芾二人，米芾善写痴绘，曾撰《画史》，可见专业之深广。苏轼偶然为之“墨戏”便开启向上一路，有画有论，语论启人，真正开启了文人画之创作。姑且不论画技，二人或可都为能画能评之人。米芾为人狷狂，作事往往不合于常理、常人。且善写痴画，“昭回于天垂英光，跨颉历籀化大荒”（《王略帖赞》），对字痴迷，对画更甚是。而杜甫于米芾时代，虽未有“一祖”之称，然也是各读书人之楷模，儒人儒业之典范。米芾直呼其名且曰“老儒”，轻薄之意明显。
轻薄之由皆因杜甫一首诗，该诗三四句：“惜哉功名忤，但见书画传。”触发了米芾的神经，米芾认为杜甫是汲汲于功名之人，全眼不见书画之价值，米芾认为书画之价值远远超越功名：“五王之功业，寻为女子笑；而少保之笔精墨妙，摹印亦广，石泐则重刻，绢破则重补，又假以行者，何可数也？然则才子鉴士宝钿瑞锦缫袭数十，以为珍玩。回视五王之炜炜，皆糠秕埃壒，奚足道哉！”这里，米芾讲功名的“时效性”与书画流传的“时效性”做以对比，实在是在偷换概念，对“功名皆一戏”的米芾看待“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杜甫，实在风牛马，故字里行间对书画之痴迷立等可见。米芾的这种态度却也对后世影响深远，特别是对于政治失去信心之人。如元明清之士。
米芾之对于书画痴狂可参见刘泾诗《元章好古过人书画惊世起余作歌》，对于这点，持“高人岂学画，学笔乃在天”态度的苏轼对于收藏画显得十分超然。苏轼的文字显然与米芾多忤，二人成为好友，实属不易，纯属同气相求耳。苏门中黄庭坚、张耒等似乎受了苏轼的影响，赏画、玩画都不滞于画，既不滞于画之世俗收藏又不滞于画面之上，似乎赏画在漫不经心之间而出赏画、论画之惊人天语。这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所谓上合“不粘滞于画”的老杜，下开文人赏画、绘画之宗风。
正如俞剑华老先生所言：“书画之好，本位清玩，若与守财虏（确为虏字）之视仅限相似，则安在其为雅人哉！岁尾看久即厌，时易新玩，真为鉴藏家当头棒喝。”俞老此段文字或可为苏轼对于收藏之绝好注解。一方面认为收藏本为雅事，但为收藏所累，却稍失雅致更或可失雅态。一方面认为，收藏即呕心沥血，所得之物当以生命待之护之。看来，这收藏之事也是雅俗各有认定，莫衷一是，但无论雅俗，收藏之于题画诗词对贡献极大。考察《全宋诗》中的北宋题画诗，北宋时期，人们对于绘画之收藏似乎受了欧阳修、苏轼等人的影响，于前代、当代之画作都多有鉴赏收藏，且以诗志画即所谓“题画诗”者多，可以说没有北宋时的收藏，便没有南宋乃至后来我国绘画、题画之丰富。
三、总结总结本节，笔者以北宋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绘画交易为着眼点，通过对北宋时期绘画交易市场之繁荣、由交易之繁荣又促生士大夫收藏的热情。在对收藏品的态度上，北宋的题画诗词的主力军——士大夫们群体，似乎也有矛盾的看法。本节重点分析了苏轼和米芾对于收藏品的态度。苏轼对于米芾收藏之“雅事”视为“役于物”之俗事，看来在北宋人的心理，这雅与俗或许本身就不是对立，而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