笨笨的书法巨匠！颜真卿流变之道和追索之法3，木衍斋法书漫谈

颜真卿书法的第一个阶段可以称为“时风模拟期”，个人风格表现代表作当然是《郭虚己墓志》。至于《多宝塔碑》是颜真卿刻意为之的经书体作品，个人风格含量较小，即使水准高，也不宜视之为代表作品。在完成《多宝塔碑》第二年，遭宰相杨国忠排挤， 自武部员外郎出任平原郡太守，颜真卿一直并不顺利的仕途进入一段黑暗期，但却进入自己书法方面的转型期，这个阶段我们可称之为“法眼正传期。”

如果说鲁公二十多岁时虽然也拜访过二王法系正宗传人——张旭，但显然并没有得到张旭的青眼相加，所学极其有限。这点我们从他三十六岁时再次拜访张旭时张旭的一系列态度表现就能看得出来。“长史良久不言,乃左右盼视,怫然而起。”显然这不是对待十多年前曾追随自己两年的学生的态度，无论有没有付学费。

“仆乃从行归于东竹林院小堂,张公乃当堂踞坐床,而命仆居乎小榻,乃曰:“笔法玄微,难妄传授。非志士高人,讵可言其要妙?”这种反复的斥退、推脱其实就是对传授笔法的请求的拒绝。对于颜真卿这样一位人品端方、学习勤奋、长得也算鼻直口方男儿气十足的青年才俊，张旭为何一直不愿意传授真东西？

其实我们不需要将之描述成千古之谜，只有两种原因：要么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个性气质差距太大，没有投缘之感，自然也就不想衣钵相传。另一种可能就是故意以长时间的考验以确定“得其人而授”。照我看来恐怕是第一种可能性更大，毕竟，用十几年的时间去考验一个弟子，实在有悖人心的正常状况。

作为一位特立独行的超级大师，性格狂放、鄙视权贵门第，自然是喜欢聪慧灵动、一点就通和与自己比较相类似的书风的弟子。显然，从颜真卿四十多岁的书法高度来看，他并非属于王献之、米芾、苏轼那种天姿卓绝、超凡脱俗的天才型书者，不能让张旭下定决心衣钵相传也就是应有之意。

可怜的鲁公，完全享受不到张旭的弟子邬彤一见到怀素就视为天才、倾囊相授的特殊待遇。颜真卿在书学上的笨，不仅仅体现在他的成就期偏晚，还体现在他终于得到张旭真传的笔法以后的消化时间之长。

颜真卿书学的第一阶段也就是“时风模拟期”与第二阶段“法眼正传期”之间的关键就在《张长史笔法十二意》这样一件真正的传法文件，如同王羲之传给王献之的《笔势论》、风清扬传给令狐冲的《独孤九剑》，但在颜真卿三十六岁得到张旭传授后直到四十三岁，能拿出手的个人化作品（非经书体实用化书写）都只有《郭虚己墓志》，对比张旭本人可靠的楷书作品《郎官石柱记》、《严仁铭》的笔法灵动、魏晋风浓郁，实在不能不说这徒弟实在是不靠谱。

《张长史笔法十二意》尾句是“予遂铭谢,逡巡再拜而退。自此得攻书之妙。于兹五年,真草自知可成矣。”显然，写下《笔法十二意》的时间要超过“得法”五年之后，也就是就在四十三岁左右。注意其中一句“真草自知可成”，而不是“已成”。

做学问，常有一种阶段——“眼高于手”，就是鉴赏力的宽度和视野的高度都够了，但手下功夫和手眼完美转换的能力还没到，所以一幅作品里经常会出现好坏互见、缺乏协调统一的观感。真正能够到心到神知、手眼相谐的大家在中国书法史上其实并不多，即使天姿之高、师承之高如祝允明，其实传世作品中也很少有称得上“完美”的。像二王、鲁公最晚年那样随笔就是其味无穷、几乎毫无瑕疵的书法作品是极少极少见的。

总算，我们等到了鲁公进入了“法眼正传期”。

作为一方大员、封疆大吏、平原巡按的鲁公还担负着监督安禄山反状的责任。从此时开始鲁公进入仕途的飞升期，书法上也得到了更多机会书写更重要的作品，尤其是大字楷书和摩崖的书写经验，促成了他晚年雄强浑厚、篆籀气浓厚的楷书风（行书则不是，始终保持着魏晋小行书的清雅淡薄、灵动随性）的形成。

《东方朔画赞》、《祭侄文稿》、《祭伯父文稿》、《天下放生池碑铭》直到五十四岁书写《鲜於氏离堆记》，这个阶段的楷书，笔法已经正侧兼用、方圆兼使，原有的相对单薄的时风在显著消退。大字作品已经呈现出放弃局部点画精确、重视外廓膨胀、中宫疏散的结字特征，而行书已经到达个人巅峰，其实也是大唐行书的巅峰，甚至可以说直到当今还没有人可以在行书上与鲁公扳手腕。

总之，这个阶段上，颜真卿真正接受了魏晋笔法，并且开始融汇家学渊源的篆隶笔法，未来那个令后世数千年高山仰止的鲁公书风已经具备了最基本的胎息和规模！

正在此时，时代风云突转、个人命运多舛又给了鲁公书法一阵重击。请看鲁公书学第三个阶段——“守拙无巧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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