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葆琛：怀念父亲梅兰芳（二）父亲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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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在香港住的是一幢坐落在干德道半山腰中四层楼的干德道公寓里,住在二层8号。父亲是在1938年在香港住下的，因为当时日军占领了上海，即使住在租界中也是很混乱的。汉奸、流氓头子要唱堂会，如果找到你，而你不去，就要受到威胁，甚至有生命危险。父亲一向最讨厌和憎恨这些卖国贼和流氓地痞，他不会也决不愿意出卖自己宝贵的艺术来伺候他们。因此在香港宁可辍演，也不返回上海。

父亲的卧室陈设比较简单，靠北放两张单人床，床边放一架收音机，南面放两只单人沙发，还有一张带镜子的写字桌及几把椅子，两扇窗子朝西开，这个约有20多平方米的卧室，显得格外清雅、整洁。

由于父亲的职业习惯，晚上总是睡的比较晚。

记得有一天晚上已过11点，我偷偷地起床出屋，在他的房门口听到房中有人在拉胡琴和哼哼唱腔的声音。我很好奇地往里一看，原来父亲在收音机旁，一边听着自己的唱片播音，一边拉着二胡随奏，并用铅笔代替胡琴码子，所以声音很低很轻。他聚精会神，连我在他房门口站了好半天也不知道，原来他正在专心复习和研究自己的唱腔，并且学会了自拉二胡。父亲对艺术的追求一时一刻都不放松。这也正是他在后期虽然多年息影舞台，而在艺术成就上仍然没有减色的原因。

本来我对京剧很喜爱，尤其是胡琴及二胡，总想有机会学学，但从没有对父亲讲过，因为他对我们的学业要求很严格。现在正好见此机会，我就轻轻地走进屋里，站在他身边，听他边拉边唱。当他发现我后，就问我：“这么晚了，来干什么？”我就坐在他旁边不好意思地说：“我要早知您会拉二胡，就该早向您提出请您教我拉。”他听后说：“你正在念书，要以读书为主，不要分神影响学业。”我再三恳求他说：“我很喜欢京剧，您不教我唱，但总不能不让我学点京剧乐器吧。”父亲终于答应我在不影响念书的情况下教我学拉二胡。以后每星期六从学校回家后，父亲便从京剧的各种节拍、板、眼的区别开始教我，再简单地教我区别二黄和西皮。他哼腔我记谱，然后叫我自己去练，直到练上几百遍，练熟为止。父亲对我说：“这行不是三天两日就能学好的，其中的学问还多着呢！”于是又给我讲了许多过门、曲调、板眼以及胡琴与唱及锣鼓的关系，使我增加了不少京剧场面的知识，了解到学习场面是相当困难的，如果没有决心是学不会也学不好的。从此时开始，我渐渐地拉二胡的兴趣就更浓了。虽然学的时间不长，学了些肤浅的基本功，但这给我后来学会演奏京胡、二胡奠定了基础。

父亲在生活上很有规律，他虽然晚上入寝较晚，但第二天仍起得很早，每天早晨用毕早饭，即开始看书报，关心时事。上午一般不外出，看完报后，在房中打两套太极拳，舒展一下身体，然后再收听新闻时事。其他时间请一位老师每周教两天英语和中国语文，余下的两天与一位体育陈老师到九龙俱乐部打羽毛球，他打球的姿态优美，扣吊动作灵活，既锻炼了身体，又保持了体形。星期日则带我们去浅水湾海滨游泳。他自己不常下水，这和他的职业有关，因为皮肤不能晒的太黑，以防日后重返舞台时化妆受到影响。

父亲喜爱集邮，我和五弟绍武当时受了他的影响，和他一起共集邮约数千张。父亲平时在家一有空闲总是拿着放大镜和我们一起研究观赏各种邮票，并且阅览集邮杂志。

在他辍演的几年中，外传他不准备再登台演戏了，可是他心中却潜在着一种抗战必胜、侵略者必败的信念，有朝一日，抗战胜利，还得为祖国献艺，重登舞台。因此他从未间断过自己的业务锻炼，坚持听收音机播放自己的唱片，有时在洗手间里关上门大声喊几声嗓子。常言道：“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始终保持着自己的嗓子没有损伤，也没有塌中。抗战胜利之后，果不出所料，他的嗓子越唱越好。

几年里，他从不间断学习戏曲艺术和文学书籍，因为他总认为作为一个艺术家必须在生活上有条不紊，而且在文学修养上应具有较高的水平，决不能抱有自满情绪而停止学习。有一次，我进他房间里，在书桌上翻看了几本中文和英文的书籍，那是很著名的文学艺术作品，我发现，这些书籍上都有用很细的铅笔注上他自己的评语和体会。这种勤奋好学、锲而不舍的学习精神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后辈。

无论白天多累，他每日总要在夜深人静的时刻，一个人在屋里绘画。有时，也偶尔出门到友人家里去散散心，那时他常去老友潘述庵先生的家，潘老住在跑马地，在中国银行工作,他的4个儿女也在香港，有时父亲也带我和五弟去他家玩儿，大家在一起很是高兴。他家里有一架钢琴，父亲每次去都要弹一会儿琴，练练指法，同时也从钢琴的音调中熟悉一下耳音，这对他的表演艺术也是有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