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秦文学】杨 骊、王 梅：【民间之子：踯躅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上）】（诗论）
民间之子：踯躅在传统与现代之间
——鹏鸣情诗纵论
作者
杨 骊（著名评论家、文学博士、教授）
王 梅（著名评论家、文学硕士、教授）
引 语：
墨西哥著名诗人帕斯用耐人寻味的语言讲述了他对现代性的理解：“诗歌特别钟爱瞬间，并愿意在一首诗中重温那个时刻，将它从延续中分离出来，并将它变成固定的现时。但我那时写诗并不考虑为什么要写。我在寻找进入现时的门户：我要成为自己的时代和自己的世纪的人。不久以后，这种执著变成了坚定的思想。我要做一个现代的诗人。从此我开始了对现代性的寻求。……在寻求现代性的人生旅程中，我曾多次迷失也曾多次走出歧途。我曾返回自己的本源，发现现代性不在我们之外，而在我们内部。它既在今天又在远古，既是明天又是世界的开端，它经历了千载却又刚刚诞生。于是领悟之间微微打开，‘另一个时间’，真正的时间出现了，这就是我们一直在不自觉地寻求的时间；现时，现在。”帕斯颇具哲理的话道出了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奥妙联系，传统与现在是现代诗人无法回避的问题，就像斯芬克司之间一样，每一个诗人都必须为此交出答卷。诗人鹏鸣以一个民间之子的立场来回答这个问题，以独特的经验书写了一个民间之子对于传统与现代的反思。
一、性与情的美学统一：对从现代爱情的反诘
性爱诗话：两性和谐的美好境界
在上述描写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后现代主义解构爱情之后，爱情就成了赤裸裸的肉欲的符号。在后现代主义那里，爱情不再是崇高的情感，它甚至撕掉了人类本能的温情面纱，把情诗变成了一场兽性大爆发的空前展览。勿容置疑，当人类的爱情尊严荡然无存，当灵肉共振的美学境界滑入肉欲的深渊，这对人类情爱历史来说是一种灾难。于是，在对人类自身生存意义的追寻中，鹏鸣恪守心中的净土，为建构崇高的爱情态势做出努力。在《当我们野合的时候》这首诗中，诗人将性与爱在人的生命体验结合，应该说是完美的契合，而使性与灵上升到精神的境界，通过诗化的描绘，生命的本真状态以美的方式呈现出来，使得“性”这一概念脱离了低级的指意象征。诗人从美学的角度对性与情做出新的诠释与创造。在这时，人与自然和谐，灵肉共振的诗意在大自然中飘逸出原始而古典的美的气息：
“当你和我第一次在玉米地里野合的时候／一种无法表达的殊荣猛溢胸口／那就是快感铸造了你很美很美的头／压遮在我忧郁而不忧郁的眼睛纹路／让憔悴一片真情在雨后吻亲个够／／无有风和无有树的那座拐角楼／扇样地转来转去找不到绿按纽／盛夏已过秋冬未有／枝头的蜜蜂在红果上吻吻触触／把夕阳下的美丽从黄昏中驱走／／当我和你再次在那里野合的时候／周围的香蕊已经悄悄的低下头／我只管轻轻地走你的水路／你也是静静地闭上眼睛享受／让闪烁的利剑把美丽的蓝天刺透／／在这野花遍布的土坡上挽着纤细的手／在这绿水哗哗的河岸默默的走西口／一切缤纷的风景都在自然中轻展轻柔／美妙的瞬间里一条圣洁的爱水暗暗地淌流／滋润干渴的世界 返老还童苍凉的宇宙。”
玉米地、红果、蓝天、绿水，诗人借助这具体可见可触的物像，为两人的性的结合搭建一个美丽的布景，在这幕画卷中，感情的主调是金黄色的，点缀着红色的小果，仰视蓝天，身旁绿水淙淙流淌而过，尤其是诗人的点睛之笔：“枝头的蜜蜂在红果上，吻吻触触。”诗人把“野合”融入到美的境界里，如此和谐完美，这是一次诗化的人生体验，如此的宁静、典雅，在这首诗中，诗人巧妙的利用色彩的层次感使读者获得美丽的体验。
同样的主题，诗人用不同技巧来诠释，就会有不同的效果。在《当我们野合的时候》，诗人凭借着对自然的熟稔，从色彩上对人的视觉产生冲击，使性与美和谐统一。而在《滴露的芬芳》中，诗人更多的通过具体的描绘，从而由性上升到爱的层面。由单纯的情欲升华为挚热的情感，这是对后现代主义中爱情的一种反诘。
“燃烧的欲望烧开你的心房／寂静中隐约看见你拍打的翅膀／含情的眼睛里热泪两行／悄悄地打湿情感的轰响／你我合二为一的把呻吟洒在枕旁／／你的声音嘶哑成海涛的歌唱／柔柔的纤指不停的抚摸我的脊梁／我静静地吻在你的唇上／倾听花朵滴露的芬芳／你我合二为一的幸福的交响／／我的心轻荡在灵魂深处的地方／就像燃烧的眼晴凝视着晚霞的光芒／你柔绵的贴在我流汗的胸膛／把芳香的蕊心面向天上／我们合二为一的沐浴春光／／我们合二为一的沐浴春光／把芳香的蕊心面向天上／你柔绵的贴在我流汗的胸膛／就像燃烧的眼睛凝视着晚霞的光芒／我的心轻荡在灵魂深处的远方／／你我合二为一的幸福的交响／倾听花朵滴露的芬芳／我静静的吻在你的唇上／柔柔的纤指不停的抚摸我的脊梁／你的声音嘶哑成海涛的歌唱／／你我合二为一的把呻吟洒在枕旁／悄悄地打湿情感的轰响／含情的眼睛里热泪两行／寂静中隐约看见你拍打的翅膀／燃烧的欲望烧开你的心房。”
诗人通过对声音的描绘，回环、复查的技巧的运用。给人感觉内在激情涌动，可表面却明静，静溢。如深沉的大海，表面蔚蓝平静，深处却汹涌澎湃。
情诗解读：对真爱的执著追问
俄国诗人施企巴乔夫曾经写道：要懂得珍惜爱情，随着岁月增加更要倍加珍惜。爱情不只是月光下的散步，也不仅是长凳上的叹息。什么都会有的啊：有泥泞，也有风雪，既然要一辈子共同生活。爱情正像一首美的歌曲，但把它谱写好却极不容易。
爱情自古都是诗人们吟咏感叹的永恒主题。爱情的百般况味使人生这块平庸的画布变得五彩斑斓，也造就了不计其数的令人荡气回肠的情诗，从古至今，深咏不完。说到爱情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普希金那首脍炙人口的情诗《我曾经爱过你》：“我曾经爱过你：爱情，也许／在我的心灵里还没有完全消亡；但愿它不会再打扰你；我也不想再使你难过悲伤。我曾经默默无语地、毫无指望地爱过你，我既忍受着羞怯，又忍受着嫉妒的折磨；我曾经那样真诚、那样温柔地爱过你，但愿上帝保佑你，另一个人也会像我爱你一样。”
在爱情面前，诗人鹏鸣“愿走就走愿来就来／一切随你怎么安排／我没有理由表态／让任何一种可怕／欢快负载。爱情在诗人眼里宛若一个“看也看不清的梦”，他在一首诗里这样写到：“蔚蓝的天池美景／我心上的那片风声／洁白的雪川冰耸／你潇洒美丽的身影／碧绿的片片青松／你春风轻拂般的面容／犹如白云在奔腾／把我从睡梦中轻轻推醒／犹如牧童的吆呼与鞭声／赶走寂寞已久的朵朵空灵／也许这天山深处的真诚／将从此留住我终身不改的爱情／也许这豁达的丝丝彩虹／将从此留住我赤裸绮丽的身影。”
然而，爱情的真谛到底是什么？帕斯说得好：“爱情是一种深入另外一个生灵的企图，但是这种企图只有在相互都情愿给予的情况下才能实现。在任何地方，这种对自我的放弃都是不容易的。少数人能在给予别人这一点上看法一致，能做到超越占有欲这一阶段并真正地获得爱的享受，即这种爱意味着无穷无尽的发现，对现实之水的沉入和持续不断的再创造。”诗人把爱情视如真诚的黎明，无论在生命的黄昏还是午夜都矢志不渝地追求：“真诚的黎明永远属于纯净的清晨／厚重的情感永远不会付之流水／尽管现在还是黄昏／尽管星月还在入睡……”（《致情人324》）鹏鸣对爱情的执著追求常常让人想起纪伯伦的散文诗《诗人的声音》：“人们追求冰冷的物质，如影随形；我却寻求爱的火焰，把它搂在胸口，让它吞噬我的肋骨，把我的肺腑熔融。因为我发现，物欲能使人没有痛苦地死去，而爱却会用痛苦使人重生。”爱情即使充满了痛苦和忧伤，诗人依然愿意像荆棘鸟那样把自己的身体插在尖刺上用最动听的声音为它歌唱：“你消失在遥远的地方／我心爱的姑娘／怎能使我不忧伤／难道还要让我／折断相思已久的翅膀／凋尽所有的芬芳／把凄凉的残泪／在迷茫的涟漪上荡漾”。
鹏鸣的情诗精深细微；感情自然流露，能在诗中看到诗人心灵在受着情感的煎熬。
“常常看不到你的踪影／怎能叫我不做梦／我的丽萍／／这间小屋已久远的寂静／怎能叫我不看见／你的芳容／／那条小路也开始悸惊／怎能叫我不产生／一种心痛／你是否还在盼等／遥遥痴情的鹏鸣／我的丽萍。”诗是诗人情感的载体，诗中有情，牵动着读诗的人或瞠或怨或喜或泣。“你让我调养一段情感／再重新写那未完的心愿／我没有听你的话／现在竟住进了医院／你不但没有怪怨／而且更加缠绵／我越发感到内疚羞惭／不敢抬头望你的脸／悄悄地忧泪流在心间／你却躺在我的怀里／问寒问暖／把被子盖严／想起往日的星星点点／我不该让你把我惦念／今日成了这般难堪／谁能怜念／惟独你守在我的床边／喂那爱吃的稀饭／流泪的心在流泪的眼／含情脉脉的闪涟／我分明看见／那盈盈的水珠／葡萄串般挂满／滴在我的心坎。你让我今天听你一次使唤／哪怕依在窗前／那怕面对泪泉／只要你一句话／我绝对照办／你却吻我的脸默默无言／我知道你心疼我／从认识直到今天／没有把我重言／也没有红过脸／不知何时才能／还清你的情感。”
诗人用朴实无华的文字娓娓叙述恋人对重病恋人的精心呵护，就像妻子面对生病的丈夫心如刀绞，怜惜之情，跃然纸上，诗人运用日常化的情节体现了相濡以沫的深情，平凡中更见真情。
鹏鸣的率真，与他的坎坷人生经历不成比例。也许是人生的历练过后，再现于眼前的人间景象又复归平静，再次给予诗人欢娱惊喜的感觉，触发他的诗意汩汩而出，没有华丽的辞藻掩饰下的空洞无物。孔子说，诗可以怨。诗表达真情实感，无矫柔造作之态，也是一种人生境界。鹏鸣的诗宣泄出来的情感很真，在《无法培植的花卉》中，诗人用直白的生活语言表现淋漓受辱后带泪的无奈心情。“别把我对你的真情说是喝醉／否则说出的一切全部作废／既然你认为这是可悲／那就让风把它吹去化做云／了却心愿了却不幸的灵魂／／你悄悄的背着我独自返回／就像躲避灾难一样的逃遁／让我在偌大的人海里出出进进／汗水淋潍的心焦如焚／在凄凉的夜里流下无奈的泪水”。没有情感的诗是苍白的，诗人能吸引人的魅力就在他把心扉打开，毫无矫饰：“让我在偌大人海里出出进进，汗水淋淋的心焦如焚”。
读鹏鸣的情诗，不难发现鹏鸣由衷的尊重女性，依恋女性。“黄昏的飞鸟在夕阳里撩开短裙／装饰穿越沉寂的玫瑰／那柔情似锦的炊烟／袅袅牵走相思的梦魂。”他全身心地关爱需要关爱的女性，从而使得鹏鸣的诗自然流露出真挚的情感。这种感情即使面对曾经伤害过他的女性，也不例外。读鹏鸣的诗不难发现诗人性情真挚坦率，同时也很宽容。他个人的人格魅力体现于诗中，呈现出诗人独特的风格，正是基于此，鹏鸣的诗才能轻易唤起读者的感觉和热情，产生共鸣。这不由使人联想到18世纪英国才华卓越的浪漫主义诗人济慈。济慈的心里永远充满着童真和依恋。济慈的最后一首诗，写给他的恋人范妮·勃朗的《灿烂的星》，其中的一段感人至深：“啊，不——我只愿坚定不移地／以头枕在爱人酥软的胸脯上，永远感到它舒缓的降落、升起；／而醒来，心里充满着甜蜜的激荡，不断、不断听着她细腻的呼吸，就这样活着——或昏迷的死去。”正如伟大作家帕·怀特对他的亲密爱人所作的承诺：“我一贯追求的是：在人的肉体与幻想允许的范围之内获得最大限度的真诚与信任，以及对所有的一切尽可能长久的保证。”
二、民间立场的诗学恪守：民间的存在经验的个人化书写
《写作与存在》是戈迪默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受奖演说。戈迪默从语言的产生与演变说起，深刻地探讨了作家的写作与现实存在状态的关系。她指出，“为谁写作”是困扰着每一个作家的问题，仿佛一只铁皮罐拴在每一篇已发表的作品的尾巴上，刺耳地发出赞扬或贬斥的声音。作者在广博的文化视野里讨论了文学大师们关于“写作与存在”的态度，并对“艺术家以对显现在她或他周围生活中的存在状态的反叛性诚实深入我们时代的可耻秘密”的写作方式给予了深度褒扬。戈迪默把作家写作的审美冒险置于人类存在状态的背景中进行观照，她的观照以一个作家的良知照亮了种族制度下的人民苦难的心灵：“只有寻求真理的尝试才会使存在有意义。”戈迪默认为作家应该“确信存在状态会在某处产生一些真理的断章残句；真理是言语的终极言语，永远不会被我们拼读或抄写的磕绊努力所改变，永远不会被谎言，被语义学的诡辩，被用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偏见、霸权、对破坏的赞美诅咒和颂歌等目的的语言玷污所改变。”所以“任何有价值的作家都只希望发挥袖珍手电筒般的光亮——难得有通过天才而骤然亮起的火炬照人血腥便美丽的人类有关存在的经验之迷宫。”
无独有偶，聂鲁达在诺贝尔文学奖答谢词中用诗一般的语句娓娓讲述了自己在流亡途中被勇敢淳朴的向导带领着翻越安第斯山的冒险旅程，并展示了一个诗人走出自我、融入民众的心路历程。他的创作经验对于广大诗人无疑是极富启发性的：“就在那次漫长的行程里，我获得了创作诗歌的必要成分。在那里，大地和心灵充实了我的诗的内容。我认为诗是一时的然而又是庄严的产物，是孤独与相互关切、感情与行动、一个人的内心活动与大自然的神秘启示，成对地构成的。我还同样坚信，通过我们把现实与梦想永远结合在一起的活动，一切——人及其形影、人及其态度、人及其诗歌——都将日益广泛地一致起来；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把现实与梦想结合起来，融为一体。”以此为出发点，聂鲁达全身心地融入大地、融入民众。在人民中间，作者深刻感到：“我们诗人就可共享汗水、面包、葡萄酒以及全人类的梦。只有经由这条凡人的道路，我们才能使各时代慢慢展露的广袤性再度回归诗的世界。”
以上作家的成功经验无不指向一点，作家的民间立场是作品得以光耀千秋的关键。离开民间土壤滋养的作品就像无根的花朵很容易在岁月里枯萎。只有融入大地、融入民间的作家才有可能由他们的作品走向永恒。
民间记事：个人经验与民族经验的重合
诗人真实再现社会低层人群的生活，没有刻意使用技巧，把具体生活中的物像溶入诗里，社会弱势群体的生活景象鲜活的呈现于读者眼前。民间立场说到底其实应该是弱势群体的立场，只有站在苦难者的立场上，作为诗人的民间姿态才具有真实性。现在诗歌界里存在着这样一种现象，许多秉承“民间”姿态的写作者们不是从弱势群体出发，而是从大众话语出发的，使用大量的粗俗的语言和俚语，在有一段时间里，这种思想占了上峰，这种使用大量粗俗语言的表现形式畅通无阻地进入了诗歌中，并在一定范围内横行霸道，秉承了这种思想的诗人们认为，这就是“民间”的表现。事实上是，作为一个民间诗人，一旦由弱势者立场变成了权力者的立场的一方，就不再是一位民间写作者了，就背离了“民间”的精神。诗人鹏鸣始终恪守自己的立场，使得他的诗歌体现社会弱势者最本然的生活状态：
“在北京火车站的广场前／一群票贩子在高声叫喊／周围一伙流浪汉／手里提着睡觉用的硬纸板／／他们整天围绕街道转／不是抢小孩面包就是坐在饭馆等吃剩饭／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游手好闲／饥饿的头颅饥饿的双眼／／一个女孩悄悄扯我衣衫／我压根儿就没有看见／突然她爬在地上乞求一文钱／不远处有一群流浪漠／／我的心突然发颤／年仅十岁的孩子多可怜／父母早已离开她身边／人贩子把她凌辱后扔在旅馆”（《我的心在颤》）。
历史可以成为过去，但却不应该被人忘记。无论是通过何种艺术表现形式，历史都应该被真实的记载下来。文字记载着历史，诗词也因为承载着历史而透显着厚重。通过历史借古喻今，通过史实，借鉴前人，吸取教训。鹏鸣的诗歌以民间记事的形式记载下了历史的真实，在这里个体经验和整个民族的遭遇重合，实际上诗人以个人的遭遇撰写了一部民间编年史。在诗歌中，他生动地以个人的经历再现了人民在饥馑年代的生存境遇，从他笔端涌出的流淌着苦涩泪水的文字会集成了一部民族的受难史：
“我到处流浪 乞讨食饭／用那可怜的乞丐眼／肚子痛的绞肠 我搂抱着头昏目眩／所有的景物在我的休克里失去色颜／／醒来的时候 天仍倾斜地仍倒翻／我胆怯地在雪地摸向不知的遥远／恨自己为何生来不是一只大雁／飞翔在太空猎视所有的高山平原／／我冻僵的双手再也无法伸展／在这荒凉的可怕的沙滩／无一点力气了 声音渐渐地枯暗／眼球像铗铛的车轴失去了滚转／／但我还有好多好多的心愿／不能告诉 不能实现／在这迷失了方向 死寂了人烟的沉船／盼望有一只狼 或一只老虎将我吞咽”（《饥饿的心愿》）。
诗人以历史经验的再现完成对社会生活的一种观照，它用诗歌提供了现实生活中的存在相似的东西，即以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的真实。而这样的诗歌的现实基础，来自于诗人对民间生活的熟稔和对人民疾苦的关注。
在诗人叙述历史的诗歌中，描述文革现象的诗歌是一个亮点。文革是一个特殊的年代，在这个特殊的年代人性极端扭曲，给人带来了多重的伤害。在人性本恶还是本善的哲学命题在几千年后仍被喋喋不休被人争论时，经历过文革的人们似乎更易于赞同后者。在这个古老的国度，人们曾经经历过这样一个疯狂的年代，没有理性，没有自由，没有人权，有些人比动物更凶残，人的尊严荡然无存。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在等待。他希望在文革中受过迫害的人会站出来用自己的经历告诉别人曾经发生过的真实而又残酷的历史。历史保持沉默，世人缄口不语。已经愈合了的伤口，再撕开重新审视，审视血淋淋的残酷，经历过这段历史的人们就像秋日里落叶，过一日少一日，但是这段历史是否就会随着熟知内情的人们悄然离开而被遗忘呢？鹏鸣尝试着用这样的形式真实的再现了文革那个颠倒的年代。
季羡林说到，动物吃人张口就吃，人吃人之前先还要说上一大通道理，而且这些“理由”大都是捕风捉影，歪曲捏造出来的。他认为在这个时候，把那些吃人者称为禽兽，简直是对禽兽的一种侮辱。人已经被严重异化，如果严肃的审视文革的现象，把其纳入社会学，伦理学，精神学背景下认真研究分析文革现象，对社会的良秩运转，人类精神健康发展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这一点上，鹏鸣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通过白描写实的手法，鹏鸣真实再现了文革的惨烈现象。比如鹏鸣的《文革真相》：
“绞心的场景／出现在焦河湖上／一根麻绳把一个纤细的生命／吊丧在一棵枯老的树上／目睹这绞刑残场的／是位“彭罗陆杨集团的反党”／被个人迷信诬谄在／爱的土地上泪洒肝场／／他被迫来这里／立功赎罪改造思想／一个小小山洼里的造反干劲／远远地超过了原子弹的力量／关心他的“警卫员”／时刻都在为他的言行着想／只许装聋作哑／哪敢笑声直爽／／早请示晚汇报的惊心啪涛／还在神经钱上震耳轰响／他仿佛还跪在那／尿泥捏成凶恶毕露的丑像／新生的亡国的愚昧的荒唐／还动荡在他的心上／愤怒的烈火燃烧着／屈辱他奔腾的血浆……／／忽然一双手紧紧拉住他的两臂膀／同志 你为我把公道讲一讲／说句老实话他们把我绑／棒打脚踢批“反党”／这还不算 更气人的是押来我的娘／为我前来陪着椿／一块门扇用扎丝挂在她的眸子上／双膝跪在玻璃碴子的正中央……／／他扭头见是位熟悉的模样／身着一老式的军衣裳／说话就像打机关枪／走路好像刚下沙场／满脸的血迹／胸前的生铁板上写着“黑干将”／不时开口说端详／押解的“红卫兵”提看冲锋枪／把他的脊背视为练功墙／／他叫一声“我的老首长”／只听到回音在地上／“你扛过枪 怎能是反党”／只见双眼泪满眶／尽管他问得不理想／但还想知道首长的详细情况／定眼又瞅见那洁净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一等奖／紧紧地贴在了左胸上的是中国共产党／／老革命…………老党员……老首长……改造思想／实在让人伤断肠／只见杂乱的撞击声中传来“我冤枉”／两只兽蹄踩在开花的脊梁上／啊 他上前推开了毒打老首长的凶帮／双手扶起躺地的老首长久久细端详／你怎么成了这模样 我哭断肠／战火飘飞的当年越想越闪亮／／……一个冰雪弥漫的早上／他打开了自己的门窗／流星般的走向那沉默的山岗／边走边思量／突然 一个绞心的场景使他疯狂／可怜的老首长倒挂在枯老的树上／他上前把冰冷的尸体紧紧地抱上／只见宇宙早巳穿上洁白的衣裳。”
鹏鸣用叙事诗见证了历史的一幕幕真相，从具体细微处着手描述一场残酷的文革批斗的场景。在那个乾坤颠倒的年代，曾经的功臣被视为“人民的罪臣”，因不堪忍受折磨而自杀。在死后还被认为“自绝于人民”。人之为人的基本权利荡然无存，自由、民主、理性更无从谈起，人们可以任意殴打“人民的罪人”，人人都诛之而后快。年近花甲的老人被一群如狼似虎的革命战士任意凌辱鞭打，连申辩一句的权利都没有。诗人“战火飘飞的当年越想越闪亮”。平淡的一句话，蒙太奇一样闪过脑海的片断，饱含了多少辛酸哀伤、愤懑之情不溢言表。一根麻绳、一棵枯树、结束一个生命，诗人借助物景本身包含的象征意义描述了老首长最后的命运，表达诗人悲怆愤怒的心情。
一度，描述文革时代的作品引起文学上一股浪潮，描述文革时期的作品称为“伤痕文学”。可是它只是反映了文革中存在的一些现象，没有能更深层的挖掘它的内在。所以虽然在社会上引起反响，并且也曾轰动一时，却不能使“文革现象”的研究持续引入下去。这个时候，再议《文革的真相》，为人们了解这段历史，体悟这种现象提供一个契点。
鹏鸣关注历史也是关注人自身，如果说文革时期，人性极端扭曲，让现在的人感到震惊，那么在现在，没有英雄，或者说英雄无法在社会中生存则是当代人的悲哀。古人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思想。人们害怕差异，个性鲜明被视为标新立异。古代有的人不害怕贫困，只恨有人富裕、有人贫困的贫富差距。现在，有的人不怕平庸，只怨有人企图打破平庸。大家被锁在铁笼里昏昏沉沉会逐渐在睡眠的状态中死去，倘若此时有人惊醒，并试图冲破樊篱，这时，有的人肯定会恼羞成怒：为何不让我昏昏沉沉的死去？这是一种悲哀，英雄无人理解的悲哀，不被认同的悲哀。诗人在《绝对的悲哀》中写道：“谁能保证自己的一生／不走次麦城／难道就这样如此／专横／谁能保证自己的一生／永远都是良辰美景／难道就这样如此／狰狞／有哪一位英雄／敢昂头挺胸／让鲜血把剑刀／染红。”黑格尔说：“这个英雄时代已没落的光辉，使人感到有必要用诗来表现和纪念他。”诗人北岛有名的诗句：“我不是英雄／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我只想做个人。”这些诗句都透显着悲凉，英雄没落无人理解的悲凉。诗人鹏鸣立图让世人理解：“谁能保证自己的一生／不走次麦城”是人必然犯错，英雄也不例外。人们应该对英雄多些宽容，多些敬仰，少些挑剔和嫉妒。然而在后现代的语境里，人们正在逐渐消失生命的崇高感和英雄感。《绝对的悲哀》对此进行反思和追问，诗人呼吁英雄的出现：让鲜血把利刃／染红。
诗人率真的性格构建了诗人独特的风格，曾经经历的苦痛丰富诗人的生活阅历，随着时间的流逝，筑建诗人传奇的人生历程。当诗人在社会生活中有了深切感受并激发起情绪与情感时，他就产生一种不可遏制的创作冲动。它是诗人的生存方式和诗人生命能力的体现。这种冲动与其说是迫于外界压力，毋宁说是一种内在需求。德国女画家伊娃说过这样一句话：“最优秀的艺术家是那些已处于独自一人状态和能够从他们被归人的趋向中脱离出来的人。”这一句话的一种解读就是说：“独自一人”。诗人首先是作为人而存在着，而人的需要是多种多样的，既有维持有机体生存条件的生理需要，也有诉诸人的心灵活动的精神需要。自然，人作为社会关系的总合，不可避免地还有社会的需要，诸如对爱情，荣誉，事业等方面的祈求。当这些需要得到满足时，一种兴奋、喜悦之情便油然而生。然而，无数事实告诉了我们，在人的一生中，绝大多数需要是无法满足的，这会给人带来苦恼、失望、悲哀、怨恨、愤怒等情绪与情感。诗人，由于其独特的气质和禀赋，他更执著于人的精神生活方面，其精神需求往往显得更为突出情就更为丰富，宣泄的欲望就更为强烈。诗歌自身的表现形式，其理性的思辨与语言技巧盟结着的双向的意义。成为诗人表现情感的载体。人类的情感虽然在很多的方面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在忧伤与哀怨中却有着共性的特征，而诗人敏锐地感知并真切地把握了这一切。
董桥先生说过：“丝竹中年，已觉输年少，此境等闲看过，往后思量，又说而今好。”特殊的生命历程，使得诗人鹏鸣具有苦难之后复归于平静的豁达与超然，同时又不失于生命的热情。诗人由澄明的诗心，睿智的思考，深邃的体验，充沛的激情走向诗化人生。
承担苦难：民间理想的高扬
从民间吸取生活理想与国家主流文化所提倡的理想不一样，首先民间的理想是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所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和对苦难的深刻理解联系在一起。“真正民间道德是穷人在承受和抵抗苦难命运时所表现的正义、勇敢、乐观和富有仁爱的同情心，是普通人在寻求自由、争取自由过程中所表现开朗、健康、热烈，并富有强烈的生命力冲动，这样的道德在现实生活中往往不断容于社会的规范与正统的道德意识，但从艺术上则提供了新的审美空间和理想坐标。总有人想找到新的说话方式，更自由的说话方式，只要有外在的束缚，民间就依然会存在。”诗人们之所以会有“在民间”的冲动和自觉，就是本源于这种对自由的渴望和对民间生命力的向往。
这些“民间性的”作品在揭露现实生活存在的严峻性一点也不比传统的现实主义的作品差，但它驱除了国家意识形态化的廉价的天堂预约券，也不像某些知识分子所表达的孤愤绝望的现代战斗立场，诗歌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被拉到最为接近的方位，挣扎在生活底层的人民表现出独立的面对苦难的本色。例如诗人鹏鸣的这首《假若她是我的姐妹》，就真实地反映了民间生活的状态，生活的艰辛和屈辱是底层人民生活的本真状态，人们在隐忍苦难的同时更表现出一种生存的坚韧力量：“老板无端的发火把她错怪／极大的委屈也不能表露出来／为了三百元的工资她必须忍耐／强装笑脸把顾客接待／／“先生小姐”请你们进来／这是餐巾纸 这是碟和筷／是点菊花茶还是三泡苔／只要你们能够畅开怀／／随即她又向我们走来／请先生小姐根据口味点菜／东西南北风味都已分开／是喝青岛啤还是贵州茅台／／我分明看见她冰冷的伤泪在徘徊／红肿的眼睛令人痛心令人悲哀”。这正如大江健三郎在《广岛冲绳札记》中这样评价经历原子弹劫难的坚强的日本人民：“只有那些将极限状态视为日常生活的一个侧面接受下来的迟钝之人，才能够与之斗争。我必须对所谓‘迟钝’加以补充说明。因为，只有能用这种迟钝的眼光观察极限状态的，才能置身于这一状态而不绝望，才会产生人类的匹夫之勇。这种迟钝是有忍耐力的支撑，在它后面，潜藏着敏锐、灼人的洞察力。”在以往的历史中，民间社会一向是以弱势者的形态存在的，它以含垢忍辱的方式来延续和发展自身历史，统治者的强势不仅在权力上控制了民间，还在文化上控制了民间，真正的民间是处于长期的遮蔽之中。而“民间”是一个有着丰富涵盖面的文化概念，在乡土文学传统里，它是与自然形态的中国农村社会及其文化观念联系在一起的，比较真实地表达了挣扎在社会最底层的广大农民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状态。民间文化形态在当代文学史上还具有特定的含义，它既包含了来自生活底层的劳苦大众自在状态的感情、理想和立场，也包含民间文化艺术的特有审美功能。也许并不存在着一个纯粹的“民间世界”，也没有一个纯粹的民间文化形态，正如“任何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始终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思想”那样，民间总是以低调的姿态接纳国家意志对它的统治、渗透和改造，同时它又总是从漫长岁月的劳动传统中继承并滋生出抗衡和消解苦难、追求自由自在的理想的文化品格，而且，民间也不是完美的概念，它是一个包容一切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们的污秽、苦难、野蛮却又有着顽强生命力的生活空间，例如诗人鹏鸣的《哥弟共难的冬天》（之一）：“前些年的冬天／我和弟弟推着小车儿去上山／他在前拉纤／我在后撑辕／／‘哥哥柴／咱去砍／还是／去那边拾碳……’／／他穿件破单衫／我的鞋底两只眼／一个打哆嗦／一个腿颤圆……／／单轴辘车实在难撑／草拧的绳怎能拉纤／车下了沟绳断了纤／弟弟残了臂我失去了一只眼……”他又在《历史的鉴证》中我们不无辛酸地看到：“焦河湖畔的儿女们／请举起你们的手掌／让世人都来看看／你们曾经遭受过狼犬的劫抢。”又如诗人鹏鸣在《哥弟共难的冬天》（之二）里写道：“下课铃响了／别的同学活蹦的指指点点／高高兴兴地吃着白馍就鸡蛋／哥弟俩却面对面地泪打菜团……”。在这个空间的文化形态里，诗人能够真实本色地表达出下层人民的生活面貌和情绪世界。诗人恪守民间的立场，用杜鹃啼血一般的赤诚表达自己热爱民间的声音：
“故乡 不能再这样／让自己的学子在异地流浪／几次次回来都被冷落一旁／几次次寻找母亲都被驾挡／难道东方不亮西方亮／／故乡 不能再这样／让自己的学子在异乡飘荡／几次次梦见母亲伟大的形象／几次次梦见父亲站在壮丽的山岗／难道要让他们在思念里极度的悲伤／／故乡 不能再这样／让自己的学子有家不能归有娘不能望／几次次在大西洋彼岸彷徨／几次次向着东方满脸惆怅／难道你不是他们的故乡／／故乡 不能再这样／让自己的学子给别人修造桥梁／几次次听说祖国开放／几次次半夜里欢呼歌唱／难道这不是爱母亲的思想／／故乡 不能再这样／让自己的学子徘徊在遥远的地方／几次次想你想的十分凄凉／几次次想你想的伤泪滴淌／难道你不能把他们抱在胸膛”。
或许是曾经的苦难丰富了诗的内涵，使得诗人写诗言之有物，避免流入单靠技巧取胜的派别。诗人自然的将自己生命历程中所遭遇的一切历炼成快乐，所承受的所有恐惧或孤独，凭借着对语言的感悟，逐一幻化为诗。对曾经的人生苦难作出诗化的理解与升华。诗人在人生生命孤独的体验中，领悟人生哲学的真谛，把单纯的人体体验上升为人类生存状态的思虑。从关注个体转向关注人与自然；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作出了诗化的理解。
（此文未完，转下）
作者简介
杨 骊（著名评论家、文学博士、教授）
王 梅（著名评论家、文学硕士、教授）
鹏鸣，1956年生，陕西白水人，著名学者，诗人，现居北京，从事专业创作与文学研究。已出版有选集、文集、文艺理论、诗歌、散文、小说、文学评论、报告文学单行本等八十多部等，总计六千余万字，其中大型爱情组诗《致情人365首》《鹏鸣情诗选》《鹏鸣纪实文学选》《鹏鸣情诗经典》《中国诗歌史略》《绝妙诗语》《世界文学简论》《帝国的诅咒》等代表性作品被翻译成多语种版本行销海内外。
本期编辑：徐萱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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