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犹主义的成因极其复杂，既有政治的，也有经济的，还有历史的和宗教的，像犹太人在欧洲文明史中所具有的特殊经济功能、宗教传统的别异、犹太教和基督教之间一千多年来的敌对心理、犹太人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等等都可能成为反犹主义者的借口。有鉴如此，依我的知识水平，不可能对反犹主义的根源作出全面的分析。故，我把我对反犹主义的分析限制在一个自己有足够判断力的领域：从社会批判理论反思现代性立场出发，分析现代性与反犹主义的内在关联。现代性研究表明，西方现代性方案从一开始就内含着野蛮因子，这些破坏潜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历史中表露无遗。“奥斯威辛”（Auschwitz）之后，关于现代性的诗性幻想彻底破灭。西方许多思想家，如法兰克福学派的马尔库塞，对极权主义进行了反思与批判。在他们看来，极权主义并非传统的政治形态，而是现代性的产物。极权主义不遗余力地排斥异质性因素，因此，任何极权社会都要制造一批贱民阶层（如纳粹德国的犹太人），以便让这个阶层负载极权社会中的异质性，供极权主义者打击，以保持主流社会的同一性。这样一种识见将欧洲社会长期存在的反犹主义同时代的精神（ethos）或独特的时代生存样式和品质联系了起来，其见地相当深刻。它提醒人们，一个脱离了示范性过去并从自身创造所有规范的“现时代”，一个崇尚理性、自由、平等、进步的“现时代”潜藏着“通向新的社会野蛮,通向它自己制造的、管理的世界的强制集体”的活跃因子。恰如迈克·费瑟斯通（Mike Featherstone）所说：“从后现代主义的观点来看，现代性已被视为导致了将统一性和普遍性观念强加于思想和世界之上的探索。实际上，它的使命就是要把有序强加给无序，把服从的规则强加给未开垦处女地。”[1]（P10）西方现代性展开的过程证明了上述论断。我们知道，现代性强化了西方形而上学追求，现代性哲学家比他之前的哲学家更愿意相信，在一切现象的背后，有某个比现象本身更为实在、更为有价值的超验本体。由于这个超验本体随时在场，它就是“永恒的现在”，因而世界或历史就处在根本的同一性中。这种意识在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中首次得到明确的表述，而康德的“批判哲学”则使得笛卡尔的表述成为一个完整系统。先验的自我意识的同一性成为宇宙同一性的支点，人在为自然界立法的同时也为自己立法，前者体现为自然规律，后者体现为道德规律，先验理性取代宇宙本体成为形而上学的对象。由此康德完成了现代性哲学之同一性逻辑的构造。这种构造为理性设置了不变的先验框架，作为现代性同一逻辑的主体基础。所以在康德眼里，即便今天引进的东西与昨天不同，那也不构成昨天的中断或限制，因为人们的先验形式永远是自主主体的我们重组今天之不可或缺的、不变的构成要素。在康德哲学中，对差异性的揭示依然被笼罩在本体的同一性中，换言之，差异性的引入最终是为了完成新旧本体的置换。随着新的本体“理性”的确立，表征差异与断裂的当下性又一次为永恒的总体性所遮蔽。现代性崇尚同一性，非同一性就被断定为非法。从现代社会的制度和意识形态两个层面来看，同一性与非同一性必然处于严重的紧张冲突之中：一方面存在着绝对化、总体化的思想和实践，另一方面又存在着多元主义的主张与追求；人们一方面接受不同的价值观、合理性信念，另一方面总体化思想实践又努力把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和合理性观念合并起来，维护着绝对统一。这种紧张与冲突导致对文化意识形态话语霸权的争夺，最终通过把价值理性或实质理性统摄于以技术统治为特征的工具理性之下，或者把它统摄于一种总体化的道德乌托邦理想之下，完成了思想领域的征伐。而在现代政治话语和实践中，这些紧张与冲突主要围绕以下两者之间的关系展开：一方面是多元化的个体和集体利益的正当性，以及对共同利益和社会秩序的不同解释的正当性，另一方面是与多元性相对立的全控意识形态的正当性。现代性意义上的理性已失去绝对至上品格，在知识社会学意义上，它不过与人的意向相关而仅仅拥有属人的有限性。据此可以断定，理性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源自现代性本身的这些紧张与冲突。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因此发现了现代性同一逻辑的自欺，即以客观普遍性面目出现的同一性诉求只不过是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对自然和人的再造。理性的任意性与强制性表明，现代性的内在地具有破坏潜能。这些破坏潜能最充分的体现莫过于暴力、恐怖和战争的意识形态化。从思想上彻底排斥他人，将他人妖魔化，这并非古老的“传统”力量的爆发，而是按照现代方式对貌似“传统”的力量进行重构的结果。这种现象最早出现在法国大革命，后来又出现在浪漫主义运动，在纳粹德国对犹太人的迫害（特别是大屠杀）中达到颠峰。反犹主义观念与实践反映的是两个地位不平等的群体之间的对抗关系，是多数人与少数人之间的对抗关系，是作为“主人”的群体与一个弱小得多的伙伴之间的对抗，是作为本地人的“我们”与寄居的“他们”之间的对抗。因此，反犹主义的对象通常所处的地位是在语义上让人迷惑、在心理上使人焦灼的'内部的外人’（foreigners inside）的地位。根据这个特征，从现代性与民族性角度看，我认为，反犹主义至少与以下两个基本事实密切相关。第一、犹太人大迁徙所造成的犹太人普遍的无根意识。犹太人的大迁徙使得他们与希伯来故土之间的原始联系在经历漫长时间后变得越来越微弱，残存的只是精神上的联系而已。在故土被后来的主人宣布为圣地后，残存的精神联系似乎也失去了明显的索引。所以，自大迁徙开始，无家可归就成为犹太人集体的“乡愁”理念，犹太人成为“处于一个成长中的或现存的各民族的世界之中的一个无民族的民族。”[2]( P22) 或如鲍曼所说：“犹太人是一个民族间的民族，是一个无民族的民族。无论在哪里，犹太人永远都充当着个体自我认同、共同利益的相对性和局限性的提示物，而对这些来说，民族性标准往往是绝对的、终极的决定性权威。在每个民族内，犹太人都是'内部敌人’。”[3]（P69）这样一种民族特征，使得犹太人在世界上的处境就像卡夫卡（Kafka）有关四足动物的那个隐喻所显示的那样：它的后腿已经离开了地面，但它的前腿还没有找到插足的地方。犹太人发现他们自己正身处这一偶然性与选择性的境遇之中。而身处这一境遇之中的尴尬在于，虽然他们力图通过“受洗”（通过努力消除自己的他性[Otherness]）以融入新生活，但努力的代价则是烙印在他们身上的双重卑屈、额外付出的工夫和坚忍无情的自我拒绝。犹太人总是被欧洲的主体民族所拒绝，排斥犹太人成为一种不便公开的文化“律条”。第二、犹太人作为“寄居者”的归化悲剧。犹太人从来没有放弃同化到新生活中去的努力。在前现代的欧洲，犹太人之他者（otherness）的特性对他们融入通行的社会秩序并没有构成很大的阻力。前现代社零碎的结构使得犹太人的同化驱力基本接近可以被寄居地主体民族吸收的界线。但是，这种认同也只限于政治层面，表现为犹太人对统治者的依附。而在文化上，犹太人仍然保留了他们与他人的分离。尽管犹太人是现代性伟大机遇的最富献身性的预言家，他们热切地想要同化到现代新生活中去，然而，犹太人的趋同努力总是换不回来主体民族对他们的“他性”宽容。事实上他们只能同化到他们自己的同化性的行为之中，因为“犹太性”是他们唯一可以到达的地方。因此，犹太人归化努力的结果是悲剧性的，它使犹太人更加强烈感到自己为主体民族文化所拒绝。现代性同一性逻辑不能容忍犹太人表现出的这种非同一性。在现代性促动下，欧洲文明对待犹太人的态度趋向一个相当直截了当的结论：犹太人已使欧洲各民族堕落，他们是破坏秩序的力量，侵蚀所有同一性，威胁到欧洲文化中被公认为优越和可以信赖部分。因此，动员国家力量，把犹太人排除在欧洲各个国家生活之外就成为现代反犹主义的共识。以上对反犹主义的分析引向这样一个结论：必须将反犹主义深深根植于现代社会思想的中心范畴中去理解。非理性的反犹主义在事实上显示了“现代性同一性逻辑” 的消极方面，从而把现代性问题的思考从形而上学引入有关经验事实的文化政治阐释。我们必须通过开发现代性最有价值的认识成分即现代性的自我批判与反思，解决“显示存在于已有的与仍在持续进行的理性化过程中各种关系之间的紧张与冲突”，帮助能动思想者寻求自我解放的条件，促进整体社会在反理性宰制中寻求自我更新的途径，清除现代性的野蛮特性。为此，必须从哲学立场深刻反省现代性的同一逻辑。人对本质性的“一”的追求，映现出人对理性、崇高和美的向往。可是，这种形而上学的本质主义始终附带着对感性现实的冷漠和蔑视。如果这种冷漠和蔑视从形而上学原则下降为形而下的行动，社会和文化空间就会出现一种同质化驱力，雅各宾式集体认同的普遍主义要素就会被绝对化，日常生活空间就会弥漫一种专制独裁的毒雾。要遏止现代性中的野蛮主义，就必须使现代性同一逻辑的总体化、极权化倾向与由现代性非同一性逻辑支撑的多元化的开放倾向达到一种平衡。这就只要在现代集体和政治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将原生的认同要素（在现代被重构为民族主义）用多种多样的方式与特殊主义要素和普遍主义要素交织成一体。这样，现代性中的野蛮主义内核及其排他主义倾向就能被减至最低限度。而现代性本身也会因此被重新建构为由多样性的本土化存在维度为支撑的世界发展图景，是散布在世界周围的群体、民族或种族根据自身所处的历史情景所建构出来的指向宽容的价值原则与交往规范的多元一体的生存架构。换言之，只要将现代性概念理解为多元一体的生存架构或交往规范，这个概念就会绽放出新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Mike Featherstone. Undoing Culture: Globalization, Postmodernism and Identity. London: Sage, 1995.
[2] Hannah Arendt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 London:Allen＆Unwin ,1962.
[3] 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