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笃行的顾炎武
□冀洪雪
在古代有识之士中，顾炎武是上下求索精神的典范。他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激励了无数中华儿女为国担当的豪情壮志。
顾炎武生于昆山县千灯镇，顾氏乃当地望族。年少时，他深受祖父顾绍芾的影响，十分关心现世民生、注重经济学问，弱冠之年取得诸生资格后加入复社，与复社名士指点江山，抨击宦官权臣专权。27岁后，他断然弃绝科举仕途之路，在读万卷书中思考人生，以独立的人格为文人树立了楷模。
1644年清兵入关，顾炎武毅然弃笔从戎，参加了南明政权的抗清斗争。尽管屡遭失败，但他并没有因此沮丧，而是以精卫自比表明心迹：“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长将一寸身，衔木到终古。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大海无平期，我心无绝时。”
清顺治年间，顾炎武的堂叔为争夺祖上遗产，勾结昆山豪族叶方恒对他恣意加害，迫使他无奈之下更名改换身份为商人蒋山佣辞别故乡，遁迹商贾，长期漂泊于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地。一路上，他用心考察中国北方山川形势，结识各地抗清志士，徐图复明反清大业。北游途中，他以马骡负载书籍边走边读，从未懈怠。无论行至何处，书箱始终伴随身旁，就连坐在马背上也不忘背诵经书。史书以“手不离卷”四字形容他的求学治学精神，最为难得的是他读书而不尽信书，一旦发现与平日所读不符，一定会穷原竟委翻查书籍认真校对。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同时，他笔耕不辍，著述等身，在《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音学五书》《韵补正》《亭林诗文集》等一系列著作中对社会发展以及国家治理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这是当时那些只知闭门死读书、热衷功名利禄的腐儒所望尘莫及的，也正因此使得顾炎武成为了名满天下的大家。
严谨务实、刻苦钻研的学风，使顾炎武殚见洽闻。客居北京期间，名士王士祯在拜访他时曾道：“先生博学强记，可否背诵一下古乐府《蛱蝶行》？”顾炎武当即诵背如流，一字不差，四座皆赞叹不已。
他“博学于文”，认为“自一身以至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他所涉广泛，对国家典制、郡邑掌故、天文仪象、河漕兵农、经史百家、音韵训诂等均有研究，并始终坚持在著“天下书”中传经布道，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和学术见解。鉴于明末清初有些文人和士大夫寡廉鲜耻、趋炎附势丧失民族气节的卑劣行径，他把“博学于文”与“行己有耻”结合起来，强调两者关系，并以此作为自己学术研究和立身行事的指导原则，鞭策自己和世人要成为于国于民的有用之才，随时为国效力。
启蒙思想家，旨在启迪心智，通过传播新的思想和观念为人答疑解惑，推动学术的发展进步。在明末清初的启蒙思想家中，顾炎武是最重要的一位。他把儒家的“仁道”思想与当时流行的市民价值观综合起来，提出了“仁寓于私”的新仁道观。这种新儒学思想的实质，不在于崇尚“私情”，而在于把“仁德”解释得合乎人之“常情”，从而使儒家“仁德”获得了新生命力。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利国富民”的观点，认为一个国家应该“善为国者，藏之于民”；提出“重农贵商、体仁恤私”的观点，主张开放贸易，私营盐矿，打破政府垄断，同时还主张紧缩官田，扩张民田，通过土地买卖使土地集中于富室，以促进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经学上，他兼采汉宋，不蹈一家，上矫宋明理学末流，下启清代朴学先路，提出了“经学即理学”的观点，倡导以经学实证理学，以求经世致用。
最为可贵的是，作为一位伟大的爱国学者，顾炎武在立天下言中探索真理，以响亮的爱国主义言语指引中华民族奋进前行。他强调为学必须先立人格，强调“礼义廉耻，是谓四维”，认为对社会历史的探讨和民族气节操守的秉持同等重要。他主张“文须有益于天下”，力畅“君子之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顾炎武在给朋友写的书信中一再强调，《日知录》等作不是为当今人所用，而是为将来的王者治国平天下所用。在该书中，他阐述了“明道救世”的经世思想，对君权提出大胆怀疑。他在“君”条中翔实论证了“君”并非封建帝王的专称，进而反对“独治”主张“众治”，即所谓“人君之于天下，不能以独治也。独治之而刑繁矣，众治之而刑措矣”。他明确提出了治理国家的关键是要发挥全社会的力量，强调“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这一主张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的色彩，远远超越了“反清复明”的意义。《日知录》中，他对“亡国”和“亡天下”进行了论证，认为“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国与家，国与天下，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辩证关系被阐释得一目了然。他认为，“亡国”和“亡天下”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其中最危险的是“亡天下”，即封建伦理道德的沦丧，比亡国尤为危险。“保国”也有别于“保天下”，即使是“匹夫之贱”也义不容辞，必须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力量共同参与。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句名言是顾炎武“拯斯人于涂炭，为万世开天下”的深厚爱国主义情怀的生动写照，必将彪炳千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