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展:陶器、銀器與雕塑
TANG: Ceramics, Metalwork
and Sculpture
大唐展:陶器、銀器與雕塑
來自Daniel Eskenazi的前言
我們很高興時隔一年以後,能夠重新為大家呈獻上一次主題展覽和相伴隨的圖錄。雖然今天的科技日新月異,但仍然沒有什麼能夠取代親自上手一件器物,體味其微妙,捕捉其靈魂的樂趣。如果您無法前來參觀本次展覽,我們也希望這本信息詳實的圖錄能夠幫助您走近這些器物,如若身臨其境。
雖然我們的畫廊自創立以來一直經營唐代藝術品,但是繼1987年首次唐代展以後,這僅是我們舉辦的第二次以唐代為專題,並跨越不同領域的展覽。這一點興許令大家感到驚訝,因為唐代是中國歷史上高度國際化的黃金時代。在由科舉考試選拔出來的士大夫階層管理下,唐代人口從五千萬增至八千萬,首都長安更是成為了當時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城市。一直延伸到內亞的絲綢之路的貿易促成了中外文明的交融互動和唐代在思想和文化上的空前革新,其傑出成就包括佛教的傳播和雕版印刷術的發明。唐代社會開明的氛圍為文學和藝術創作提供了肥沃的土壤,這一點充分反映在李白、杜甫和王維等詩人以及韓乾、吳道子等畫家的傳世名作之中。
本次展覽甄選的器物也可謂是唐文化之活躍繁榮的一個縮影。這些佚名匠師無論在金銀器、石器、陶器、絲織品還是漆器上都表現出了高超技藝,他們的作品是當之無愧的藝術精品。無論是乾漆夾苧菩薩頭像的莊嚴靜美,三彩午馬像的超凡脫俗,還是罕見藍釉粉盒的光潤亮澤都是最好的證明。
和以往一樣,本次展覽是團隊合作的結果,我首先想感謝我的父親Giuseppe對我的鼓勵和支持。王嘉慧進行了孜孜不倦的研究,撰寫了兩篇深入的導論和展品描述,她對圖錄的貢獻功不可沒。Philip Constantinidi對圖錄進行了斟字酌句的編輯,朱玲博士參與資料審核,並將圖錄翻譯為中文,在此一並致以感謝。
本次展覽圖冊封面展品
這尊碩大壯觀的乾漆夾苧菩薩頭像是唐代(公元618年—907年)雕塑藝術的巔峰之作(圖錄第30號)。頭像之莊嚴宏偉攝人心魄,與此同時又通過細膩的臉部刻畫傳達慈悲之情和靜思之美。作為主要在六至八世紀短暫使用過的乾漆夾苧技術極其罕見的幸存者,頭像更是具有特殊的歷史意義。僅有一小組製作於隋唐時期的乾漆造像傳承至今,也正是在那個時代,這一技術傳到了日本和朝鮮。作為雕塑工藝的一種, 乾漆夾苧耗時費力,材料昂貴,並且只能由一個技藝高超且高度專業化的工匠團隊才能完成。
大展圖冊,王嘉慧專文《漆之悟:解讀一尊唐代乾漆夾苧菩薩頭像》將首先探討這尊菩薩頭像和另兩尊極其類似的大型頭像的聯繫,其次會將它與華盛頓弗利爾美術館曾經展出和研究過的一組佛像進行比較。將對比這兩組唐代乾漆頭像和全身像的收藏史、外觀形態和製造方法(在資料允許的情況下),最終作出對它們的精確斷代以及推演出它們的創作背景。
中國乾漆佛像的文獻證據/做工繁復的乾漆技術在中國似乎早在東晉時期(公元317年—420年)就存在。到了公元五、六世紀,它便服務於新傳入的佛教信仰,被運用到佛像的製作上。這方面的文獻資料非常稀少,S.F.Moran在他關於日本乾漆造像的文章中引用了幾處。其中 A.C.Soper的《中國早期佛教藝術的文獻資料》(1959年出版於阿斯科納)聚焦唐以前的資料,「有八處及晉經北齊到北周的乾漆造像」。Soper也到在唐代,人們曾用乾漆造像替換公元六世紀的陶像。
本次展覽中的菩薩頭像是唐代乾漆夾苧藝術的重要存世作品。它是一組三尊在風格上極其接近,很有可能是出自同一作坊,並在同一處供奉的的巨幅頭像中的一尊。弗利爾美術館對四尊公元六至八世紀的乾漆佛像做了深入研究,其中包括和菩薩頭像緊密聯繫的佛祖頭像,由此梳理出乾漆藝術從隋代到盛唐的發展歷程。從風格上講,這尊頭像 (以及和它同屬一組的另兩尊)代表了八世紀盛唐造像向著更加飽滿和立體化造型的發展。它是見證一個歷經幾世紀不改,在技藝上登峰造極,卻在唐代以後幾近消亡的雕塑傳統的罕見幸存者。根據文獻資料的記載和與類似日本乾漆造像的比對,我們可以推斷出這尊工藝繁復、耗資巨大的頭像應當是由唐代社會的最高層精英出資,由組織精良的寺廟作坊製作完成。
本次展覽亮點展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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