厄·贝·巴克斯 || 八十年代初期的人物和运动（谨以此文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

【编者按】2020年11月28日是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为纪念全世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我们打算连续刊登恩格斯在各个时期写的具有代表性的文章、著作、书信以及人物传记等，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普及马克思主义。      弗里德里希·冯·恩格斯（Friedrich Von Engels，1820年11月28日－1895年8月5日），德国思想家、哲学家、革命家、教育家，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伟大导师，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恩格斯是卡尔·马克思的挚友，被誉为“第二提琴手”，他为马克思从事学术研究提供大量经济支持。马克思逝世后，将马克思遗留下的大量手稿、遗著整理出版，并众望所归地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领袖。他是马克思的亲密战友，和马克思共同撰写了《共产党宣言》，共同创立了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参加了第一国际的领导工作。马克思逝世后，他承担整理和出版《资本论》遗稿的工作，还肩负领导国际工人运动的重担。除同马克思合撰著作外，他还著有《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反杜林论》《自然辩证法》《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等。八十年代初期的人物和运动厄·贝·巴克斯（1918年）【编者按】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Ernest Belfort Bax，1854-1926）是英国社会主义者、历史学家。在八十年代初，他是英国第一批马克思主义宣传家之一。1883年起，他同恩格斯保持长期友好关系。八十年代的前半期是英国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重大转折点。就在1881年的春天，海德门建立了民主联盟[128]，这一组织后来成了社会民主联盟[110]，再后来就成了英国社会党……1882年，我加入了民主联盟；这是在它成立了一年多之后的事情……大约在这个时候，我开始钻研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1881年底，我在现在已经停刊的《现代思想》月刊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马克思及其著作的小文章。这篇文章虽然就准确性而言并不是无可指责的，但受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欢迎。当时马克思本人病得很重，不能提笔，由他的女儿爱琳娜代笔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向我表示感谢并给我的文章以很高的评价。在这之后，现代科学社会主义积极性的伟大奠基人还生存了一年多，但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治疗和旅行上。因此，我从未见到他。然而，在马克思于1883年3月逝世后不久，我由于上述文章接到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邀请，从此我便认识了恩格斯，并一直同他保持友好的关系，直到1895年他逝世时为止。我认为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是当代最卓越的人物之一，他知识渊博，对于现代一切科学部门都造诣极深。恩格斯所写或所讲的一切都是有根有据、值得人们注意的，即使在那些他掌握得比政治经济学较差的学科方面也是如此……恩格斯在谈到某一个纯粹的哲学问题或心理学问题时，总是把这种问题看做某种社会矛盾的反映，或者是某一社会阶级在其发展的某一特定时期的观点。这一阶级可能是正在瓦解的封建主阶级，也可能是新兴的资产阶级或别的阶级……思想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被他从经济角度解释为不断变化的阶级要求和阶级矛盾的反映。记得有一次在唯物主义历史观问题上我同他发生了争执，我请他从2世纪罗马世界的经济条件出发来阐明诺斯替教派[129]当时在罗马帝国的出现和这些教派中许多人在地中海沿岸各大城市的居民中所赢得的暂时胜利。恩格斯说他无法做到这一点，但是他肯定地说，只要对问题加以深刻的研究，一定可以从经济上对这个他认为很有意思的次要的历史问题加以说明。这种倒溯的解释究竟指什么，我现在说不清楚，因为我们的谈话由于客人的来访而中断了，并且再没有提起过。大家知道，社会民主党始终是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当作最高法官。但也有一次，在爱尔福特代表大会上和拉萨尔派谈判时，他们的观点被党在德国的实际领导人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压倒了。但这确实是例外，我相信这是唯一的一次。一般，马克思和恩格斯总是党的政策问题的最后仲裁者。马克思逝世后，这一重担自然就落在恩格斯一人的肩上……马克思的老伙计比他活得长一些，这位老伙计直到最后都坚信，社会革命的爆发不可能不通过暴力，尤其是在德国。他曾好几次对我说，只要党的领导者在每三个士兵中能够指靠一个，就是说能够指靠德国现役军队的三分之一，就应当开始革命行动。对于沙伊特曼、叙德库姆、诺斯克以及在德意志帝国国会中占据党的大部分代表席位的当前的修正主义者的“社会主义”，恩格斯当然不会承认，那不过是一种最坏的反动而已……恩格斯由于住在曼彻斯特，从年轻时起就完全熟悉英国的生活、风俗习惯和思想。恩格斯讲过许多自己经历中的有趣事情，这些趣事反映了19世纪上半叶，即照他的说法是沙拉油还没有出现在英国人的餐桌上的那个时期的英国社会生活。他对我说过，当时社会上认为吸烟多多少少是一种“恶习”。有一位请恩格斯吃午饭的主人很喜欢在饭后抽一袋烟，虽然这很使他的端庄有礼的女儿们感到难堪。为了安静地抽一会烟，他竟把恩格斯请到厨房里去！然而这人还是曼彻斯特一位很有钱的工业家，而且有一幢很好的房子。此外，他还记得，普通英国人只知道喝波尔多酒和雪利酒。《唐璜》中列保来罗饮酒歌的第一行译成英文时就成了：“Come, let us be merry with port and with sherry!”[“来吧，让我们痛饮波尔多酒和雪利酒！”]这实在可笑。除了这两种酒，也许还除了昂贵的珍品香槟酒，那时的英国人就不知道还有什么酒可以痛饮一番了。我还听到恩格斯讲过这样一件事情：当他星期日早晨散步的时候，有时会碰见一个像他这样留着大胡子的人（留大胡子在当时被认为是性格极端古怪的标志，因为英国人很少这样做），这人会带着一种宗教的热情向他问候，接着他可能又碰上一个这样的大胡子。这些留胡子的怪物是声名狼藉的约翰娜·索思科特的残存的门徒。索思科特曾宣称，1814年10月19日，神仙赛洛将请他去，但她尚未去成就得水肿病死掉了。据说，她的门徒最初多达10万人，直到19世纪中叶尚未死绝。这些人把留胡子当作被神选中的标志。为了说明上世纪40至50年代每个英国人都上教堂的情形，恩格斯谈起了他在曼彻斯特一个朋友家里的一段谈话，他是在星期日被请去进日中的正餐的（那时在资产阶级圈子里这还不叫做“午餐”）。谈话照例又转到做晨祷的传教士身上，而当问到恩格斯去哪里“做礼拜”的时候，他回答说，星期天早晨都是到郊外去散步，因为他认为这是消磨一个假日早晨的最好办法。听了这些话之后，主人向他说：“您大概抱有一种特殊的宗教观吧，恩格斯先生。我想，您有点像索齐努斯分子[130]！”当时，在可敬的中产阶级的心目中，宗教观念方面的异端不可能超越“有点像索齐努斯分子”，那更是十分可笑的……摘译自厄·贝·巴克斯《对维多利亚时代中斯和后期的回忆与思考》1918年伦敦乔治·艾伦·安温出版公司版第38、45、47-51页《智慧的明灯》（“回忆马克思恩格斯”之四），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列宁 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1版，第42页